"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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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日本东京前，作好在科学界方面的安排，然后共同前往中国。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King Gustavus Vl Adolphus），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中国在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也预先作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安排包括其它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一件一箭多雕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北京人”横空出世
10月17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从日本来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当然，让安特生几乎目瞪口呆的，是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往北京。
——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0月22日下午2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准时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天津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继丁文江之后继任的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翁文灏在会上致欢迎辞，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辞。第一位做学术报告的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梁启超，他作了题为《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篇报告。就当时梁启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他第一个在这样的会议上演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继梁启超之后，在华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报告他和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Father Emile Licent）在鄂尔多斯高原考察的收获。德日进是应天津北疆博物馆（现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神父的邀请来到远东进行工作的。世所公认，法国科学家对人类远古的研究和探索极具前瞻性，在近一个世纪中，法国考古界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德日进和桑志华两位神父在中国的考察成就早被世界所熟知。欢迎皇太子盛会当然应该有法国人参加并演讲。
第二章 惊梦（3）
由安特生作报告的时候到来了，他是作为压台人物最后一个登场的。
安特生先是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作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
“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很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周口店出土的臼齿，在特征上与哈贝尔从北京一家中药店购来的那颗牙齿相似。这件标本在1903年由施洛塞尔描述过。它是一颗左上第三臼齿。它的牙根合并，但齿冠磨蚀得很厉害。根据石化程度，施洛塞尔认为它可能属于第三纪的，分类上暂时放在‘真人？’或‘类人猿？’，施洛塞尔在描述这个牙齿时所作的推论很值得回味。他当时指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因此，周口店的发现对他的预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使几乎所有的入会者都懵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顶点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
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由于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
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
安特生没有白费心机，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这次欢迎会使他语惊四座，一炮打响了。“北京人”的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尖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住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经入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物物学家，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利普（A。william Grabau）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
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北京的权威报纸《晨报》以显著位置作了这样的报道：
周口店发现之最古人类牙齿
安特生前晚在瑞典皇储宴会席上发表演说。
安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地点，位于北京二十五英里地内，曾在这里掘得人类牙齿一枚，现已变成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化石，不仅其年代久远、关系重要，即此足证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
人种之发源，系在亚洲，久已成为定论。渐次移植欧洲，而足以证实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发现猿人，而猿人似非人类之直接始初，不过后来人类特别分支之一种代表而已。此类人散布于爪哇等地。近几年来渐注重亚洲之发现，最初山加丁氏及李中特氏发现原人石器，证明亚洲已有石器时代人类之存在。后中央亚细亚考古队在蒙古发现极多之上古石器时代之器具，由此证明北欧洲北美洲处于冰川时代，而中亚地方人类已广为分布。而此时之南欧洲，已有上古之人类，环居于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有采寻。惟在中国虽已发现石器，但无骨骸可考，仅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于1903年在北京药店获得人齿一枚，或即第三纪时代之物，但其来源无处可寻。若与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所发现之人齿，其价值年代之久远，不可同义而语。安氏因如此之发现，而开科学之新纪元……此种发现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类残骨留存年代之久远，殊令人可惊。即就今番之估计，其年代当在五十万年以上，亦有推算近一百万年者。总之其为最古人类之残屑毫无疑义。又该科学家等已正式公布此种古人迹之发现，将定名为“北京人”，并称此种极珍贵之“北京人”，已与世界最古之其它二原人遗迹，即“皮尔唐人”与“海德堡人”将并陈列于欧洲博物馆内，以供世界考古家之研究。又谓此种发现公布后，举世人类将对北京及中国人种起源问题发生新的兴趣云云。
第二章 惊梦（4）
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它使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蓦然回首，以无尚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那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知道，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它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
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发掘计划。周口店的发掘开创了一个国际真诚合作先例的同时，取得更加伟大的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加拿大人的发掘计划
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学大军中，首当其冲的是步达生（Davison Black）教授。这位来自加拿大的世界一流学者，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应聘来华并被任命为解剖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研究。他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当安氏在进行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时，就积极邀请其参与工作。而步达生不负厚望，在墓地调查中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线索。后来安特生请他准备一个关于研究仰韶村出土骸骨资料的专题报告，步达生热情合作，很快写出了颇受科学界重视的论文《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为安特生的成名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步达生关于中国华北人遗骸特征的研究，其论证之慎密，质量之高，一直作为常被引用的关于中国人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论文之一，并成为后来的人类学家很难逾越的高峰，。
尽管步达生和安特生于1926年初筹备的那项以新疆为目的地的中亚考察项目，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但由于周口店的意外发现与强烈的震撼力，使他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并把目光盯上了“北京人”并由此为进一步发掘事宜热切地奔波起来。他迅速找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南按：当时尚称学校）院长胡顿（A。B。D。Fortuyn），要求更改先前的中亚考察计划，把资助经费用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研究机构。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同后来的燕京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国外各门各派的教会纷纷向中国渗透，如著名的圣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等等。“协和”、“燕京”都是公理会创办。其庞大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教会本身和美国各大财团，如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等，这些财团对“协和”和“燕京”都有大量捐款。协和医学院尽管坐落于中国北京，却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其毕业生受领的是纽约州州长签字的羊皮文凭。入校学生要取得一纸羊皮文凭，一般需在燕大和协和两个学校努力八年方可得到（一般先在燕大学习三年语言方面的知识，然后转协和学医学），后来在中国医学界颇为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艰苦地完成了八年学业，又毕生从事于医疗事业的一个典范。
北京协和大楼是由十几座五层、四层、三层连在一起的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巍峨、雄伟的古典建筑群，协和礼堂与附属医院皆与大楼连在一起，全部绿色琉璃瓦大屋檐宫殿式建成筑。内部装修全为当时最考究、先进的西式设备，包括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等等，全是一色从美国用轮船输送而来。楼群的四周是一条用磨砖构筑的高大围墙，围墙除东南角毗邻其他建筑外，其他三面都是走得通的胡同。其建造工艺之精湛，内部构造装修之严谨，外观之华美，号称整个远东无有匹敌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的实际地位胜过故宫，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它则比法国的卢浮宫更为珍贵和重要。
有史可考的是，协和大楼的主体建筑群是在满清豫亲王府折除后，在原地兴建而成。第一代豫亲王多铎，是皇太极第十五子，与多尔衮同时入关。其人战功赫赫，权倾朝野，满清定鼎中原后被封为亲王世袭罔替，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最后一代豫亲王名懋林，受封于光绪二十四年，其时大清帝国已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刻。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民国建立、大清帝国土崩瓦解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名事件，那些攀附在枯树上的众位亲王们，树倒猢狲散，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