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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

"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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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当“北京人”神秘失踪后,已成为矿物学家和恐龙研究专家的胡承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情感潜藏在心灵深处,令他感到无比痛楚又有苦难言。无论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作家、记者、科学家等等,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丢失的情况,他都缄默不语。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至于当年撰写的一份至关重要“北京人”遗失经过的报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本人也已渐渐淡去了印象,不再记得了。 
  事隔55年之后的1997年3月5日,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已是80多岁高龄的胡承志,得知我近十年来立志为找回“北京人”四处奔波忙碌的至诚,心有所动,遂产生倾吐旧情,为历史留下一个详细记录的想法,于是终于同意在家中接受我的访问。此后近五年的时间,我又多次入胡老家中就相关问题进行请教、核对,将历次谈话加以梳理,成其一段文字,以为有志于“北京人”的研究者、寻找者、关注者留下鲜活的证据,并籍此证据开启新的研究与寻找之门径。内容如下: 
  岳南(以下简称岳):胡老,“北京人”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以下简称胡):是的,是我亲自装的箱。 
  岳:装箱的事与博文有关吗? 
  胡:早在1941年4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Trevor Bowen),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他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1941年的七八月份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6)   
  岳:最后是谁叫您装的箱呢? 
  胡:是博文。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岳: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十八天到二十一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1941年12月8日,如果是三个星期前的话,那就应该是在1941年11月的十六七号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丢失》一文中却说,一直到1941年的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到了11月底,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才回电,答应“北京人”转移美国。大约在12月初,胡顿和博文才下令装箱。但据我所知,您在1977年3月4日曾给贾兰坡先生一封信,信中说您和裴文中先生曾经一起回忆过,装箱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之前的十八日到二十一日之间,也就是如同您现在所说,是珍珠港爆发前的三个星期左右。还有,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也说是这个日子。我觉得您与裴文中的说法有点矛盾,若按裴先生的说法,从逻辑上来推理,装箱的时间应该在接到驻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电文后,即1941年12月初,这样才与事实比较接近。可您又说二人的共同回忆是在11月中旬左右?您能再想一想准确的日期到底是哪一天吗? 
  胡:哎呀,你不说我还记不得了,我是曾写过一个报告,那是中科院查找“北京人”,他们找到我,让我回忆,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大概还在他们那里保存着,具体怎么说的我已记不得了。“ 
  岳:“是的,现在您那份报告还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我查到了,内容就是装箱的时间、地点、人物与箱子大小等等。” 
  胡:“是这样的,不过你现在问我,准确的日期我确实记不起来了,别的人也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很乱,不可能有意去记住这个日子。但我确实记得是在日本占领协和医学院的两三天后,裴文中找到我,我们共同回忆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三个星期左右。我记得是一个上午,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做模型,息式白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 
  岳:息式白?何许人也? 
  胡:息式白是魏敦瑞的女秘书,不怎么漂亮但很风流,二十岁出头,整天跳跳搭搭,和不少男人眉来眼去的,我们这边的人不太看得起她。她的名字又译作克拉·塔什黛安或赫斯博格什么的,真正的英文名字是Miss Hirschberg。其人是德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当时,她刚来新生代研究室才几个月的时间。 
  岳:噢,这就是说,具体通知您装箱的人不是博文,而是息式白? 
  胡:没错,是息式白。她找到我后,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博文打电话来,让我告诉你,马上将‘北京人’化石装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 
  岳:可您于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是博文亲自找到您的? 
  胡:那时可能是那样说的,现在想一想,应该是息式白,不是博文,当时很混乱,回忆有些差错是正常的。 
  岳:既然形势紧迫,为什么博文不直接通知您,而让息式白来转告您? 
  胡:可能是因为息式白的办公室有电话,我的房间没电话,博文就先通知息式白了吧。息式白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斜对面,离得很近。 
  岳: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魏敦瑞走后,裴文中是新生代研究室的负责人,从一般道理上来讲,博文应该先通知裴文中才对,而不应该直接通知您。那么为什么胡顿和博文要避开裴文中,而让一个跳跳搭搭,整天与男人眉来眼去的放荡女人息式白直接通知您呢? 
  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当时裴文中的办公室不在协和医学院,而在兵马司九号,也许是因为时间太紧迫,来不及了,就直接让息式白通知我了。 
  岳:既然博文可以用电话通知息式白,同样也可以用电话通知裴文中,至少可以先用电话告诉一下裴文中。因此,时间应该不算一个问题。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7)   
  胡:这我就搞不清了,他们之间的事我是曾不过问的。 
  岳:在这个关键点上,博文会不会有意避开中国人,有别的企图? 
  胡:你是说博文搞鬼?这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事他必须要向胡顿院长报告,他是受胡顿领导的。 
  岳:胡顿与博文同是美国人,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撑的。周口店的整个发掘工作,也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下开展的。那么在“北京人”归属的问题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人会不会产生占为己有的想法呢? 
  胡:这我不知道,他想占有那是他们的事,我不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方面与美国方面有过一番这个意思的论战,但没有什么结果。这个事情我没有证据,不好多说,无可奉告。 
  岳:噢!这个问题就先搁这儿,不再提了。我们再回到装箱这个焦点上来。您得到装箱的通知后,有没有告诉裴文中呢? 
  胡:当然我要告诉裴文中啦!息式白走后,我感到事关重大,于当天下午就跑到了兵马司裴文中的办公室,把装箱的事告诉了他,还问怎么办?裴说:“你赶紧装吧!”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当天,我和另一个人便开始装箱了。 
  岳:装箱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吗?怎么这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此人姓甚名谁? 
  胡:这个人叫吉延卿,是协和医院解剖科的一个技术员,中国人。是我请他帮的忙,因为我一个人无法从三楼把大木箱抬到一楼来。 
  岳:吉延卿此人现在还在世吗? 
  胡:早不在了,大概在1945年前就生病死了。 
  岳:哦!死得太早了,要不可以找他回忆一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您一个中国人了? 
  胡:是的,只有我一个了。我让吉延卿帮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两只大木箱抬到办公室后,我们先将房门锁住,然后开始秘密装箱。要装的两个木箱均为白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这次装的不是模型,而全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比模型更加小心谨慎。我将“北京人”化石从原来的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就像穿了六层衣服似的。包好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小盒和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在动输途中就容易碰撞破碎。至于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最容易遗失,所以我就用小纸盒来装。这些小纸盒内填有棉花,上面压有玻璃,玻璃上贴有镶着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装好后,先放入小木箱,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有“CadⅠ和CadⅡ”的字样。 
  岳:您装完这两个箱子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胡:大约两个多小时。 
  岳:才两个多小时,怎么会这么快? 
  胡:因为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也就是1937年的6月间,魏敦瑞怕日本人进城后,“北京人”放在协和医学院有危险,就让我先把化石用箱子装起来,我就装过一次箱了,箱子是我找新生代研究室的木工张寿山做的。装完箱后,就送到了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后来见协和医学院还算平静,又从美国花旗银行的保险库里取了回来,重新放到了协和医学院的B楼魏敦瑞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因为魏敦瑞不断研究,我也做模型,化石就从箱子里重新拿出来了,有时放回去也没有包装,想不到两个箱子后来又派上了用场。   
  第五章 转移北京人(8)   
  岳:原来“北京人”化石装过两次箱,并且几年前就曾经转移过一次了。 
  胡:是的,正因为我装过一次箱,所以第二次装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情了。 
  岳:“北京人”装完箱后,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胡:两个箱子装好后,我和吉延卿就找来一辆平板小轮车,然后分别将两个箱子运到了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岳:确实是您亲自将这个箱子送到博文办公室的吗? 
  胡:这么大的事还能说瞎话?这可不是乱说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岳:送到博文办公室后,您和博文又是怎么交接的? 
  胡:两个箱子我并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 
  岳:没交给博文?那您交给谁了? 
  胡:博文的一位女秘书。我们一进去简单一说,她迎上来说博文交代过,她知道这事儿,说放这儿吧,我们就放那儿了。 
  岳:此人姓甚名谁? 
  胡:唉呀,现在记不清了。 
  岳:您在五十年代的报告中说的是亲手交给博文了。 
  胡:当时我想是交给博文了,不过现在又一想,好像没有交给博文而是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 
  岳:您交给这个秘书时,办公室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胡:还有两个秘书,或者是职员。 
  岳:这两个人的名字知道吗? 
  胡:弄不清楚了,当时乱得很,谁还去想这些。 
  岳:您将箱子交给这位女秘书时,有没有签个字什么的呢? 
  胡:没有。 
  岳:这么大的事,您怎么没有亲自交到博文手上,交给他的秘书怎么也没留个字据什么的呢? 
  胡:我送箱子去博文办公室时,博文不在,或者是在,正要出门,打个照面就走了。再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就是个打杂的,根本没有人看得起你,就像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一样,或者说就像你们山东老家那个村的农民到了北京一样,根本没有人瞧得起你。既然人家不把你当回事儿,你还要自己“跳出来”,要立个什么字据。这就如同一个打扫卫生的小民工,对北京市市长陈锡同还是什么人说:你这个小卧车是用纳税人的钱买的,我也有份,当然可以坐坐。我现在跟你立个字据,看什么时候你坐,什么时候我坐?要是这样的话,我想这个小民工可能要在三个地方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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