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川岛芳子-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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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职业、住址等问题后，法庭开始进入公诉阶段。检察官贾东权从桌边站立起来，用抑扬顿挫的音调念起那份冗长的公诉书：“按被告金璧辉，号诚之，又名东珍，自报32岁，为驰名国际之女间谍，系逊清肃亲王之女，因经川岛浪速收养，故幼名川岛芳子，9岁时复认侵华战犯多田骏为义父。金秉承其父之遗志，聆川岛之庭训，一直视我国为仇敌而时谋反抗。日本侵略我国早具决心，因于‘九·一八事变’后，劫溥仪于长春。川岛与头山满有金兰之谊，其妻与松岗洋右为表亲，故有关军政要人如近卫文麿、东条英机、本庄繁、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无不与之相熟，日本侵华后，凡京津辽吉之日军要人，如大汉奸汪精卫等多有往来，因而通谍帝国。……”以下是详尽地历数她的各条罪状，那冗长而拗口的公诉书，让在场的观众都震惊于川岛芳子的强大能量，大家看看检察官又看看那个被告席上的女人，都不能相信这么多的坏事，竟然都是这么一个女人干的。“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在轻轻地摇头叹息。
而川岛芳子对这一切都像毫不听闻一般，时而瞅两眼检察官，轻蔑地笑笑，时而又把目光转向观众，轻松地打量今天来“看望”她的众人。虽然表面上很轻松，川岛芳子脑子里却把每个问题都想得很清楚，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她就含糊其辞或者胡乱回答。法官拿着川岛芳子作为“金司令”时拍的戎装照片问她：“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你吗？”川岛芳子看了一眼，知道事情无法抵赖，便脖子一扬答道：“是我。”法官接着问道：“谁委任你这上将司令头衔的？”对于这个问题川岛芳子早想好了对策，不等法官说完，她立即回答道：“啊，你问这个吗？那是我闹着玩呢！其实，这是唬人的，上将照片是我自己照的，司令头衔是我自己封的，连那个印戳都是我自己刻的。”她以类似玩世不恭的话，推卸一切在法律上不能确实证明她有罪的证据。川岛芳子的狡猾激起了在场所有听众的愤怒，近处的听众大声地斥责，远处的听众的谩骂声也不绝于耳。川岛芳子于是又使出拖延的计策，提出了休庭：“这里的秩序太混乱，法官，我提议休庭！”她对法律上的各项条款十分清楚，把对自己有利的武器一样不少的全使出来。但是法官否决了她的要求，这场庭审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起来的，怎能容她一个罪犯轻易地说休庭就休庭。
川岛芳子在庭审之前已经和律师们商量好了两条活命的计策，只要其中的一条能够实现，那么她在理论上就很可能逃避死刑。第一条是在国籍问题上做文章。只要证明川岛芳子是一个日本人，那么中国的法庭将失去对她的审判权利。对国际战犯的审判将交由国际法庭处理，而一旦到了那里，川岛芳子将和一批恶贯满盈的日军战犯共同受审，和这些作恶多端的日军战犯在一起，人们对于她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开来。即使辩护失败，川岛芳子也将被作为日本的“国家英雄”，受到整个国家的祭奠和尊敬。这是最好的出路，川岛芳子也认为这是最有希望的途径了。第二条是在年龄问题上做文章。在日本的川岛浪速家里，还有一位小川岛芳子9岁的妹妹名叫川岛良子，只要在户籍上做一做手脚，让川岛芳子变成川岛良子，那么她也可以把所有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不用负任何责任了。
对于国籍问题，法庭方面早有了自己的想法，准备将川岛芳子作为中国人金碧辉加以审判。这是早就确定的事情，由不得川岛芳子和她的律师们辩护。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一个在社会上臭名昭著的女人，作为卖国的间谍处以死刑，一来对国人有个交待，二来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川岛芳子的律师在这一点上屡屡提出抗议，认为中国的法庭审判日本人，是超越管辖权的，他们仍然在为川岛芳子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问题努力着。
川岛芳子尽管事实上是川岛浪速的养女，但在户籍上并没有办理正式手续。对此，川岛芳子心急如焚，在狱中写信给川岛浪速说：“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证明我是日本人。”“弟弟已入户籍，是否可把他的户籍抄本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等等。最后还写道：“如能证明我是肃亲王之女，父亲的义女，那也可以。请快点将证明材料寄来，最好赶在7月中旬以前。”川岛浪速的回信很快就到了，看着和信一起到达的证明文件，川岛芳子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指路的灯塔一样，飞快地打开，兴奋地一点点看下去，脸上的神情却渐渐暗淡下去。文件中写着：
为川岛芳子事，华裔金碧辉为故肃亲王善耆之第十四女，只因鄙人无子，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从亲王室过继我家为鄙人之义女，当时芳子六岁，自幼认定芳子系日本国民。
特此证明
芳子父亲 川岛浪速
文件中并没有将出生年份改动，也不曾说明她是日本籍。这就是川岛浪速的答复，川岛芳子不但失望，而且手足无措。她立即又写了一封信告诉川岛浪速：“证明在法律上无效，户口问题好办，即使不说第几个子女也可以。只说父亲子女，何年何月生，几岁成为养女即可。但父亲的证明写错，与我所说的不一致，也同在校时代完全不符。想必您记错，请再仔细想想。” 李宜深律师看着仍然满怀希望的川岛芳子，满目同情，但还是把实情告诉她：“川岛浪速先生曾经与黑龙会来往，本身被监视，一不小心，也会被联合国定为战争罪犯。现在他根本不敢伪造文书。寄来的这份文件是他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不过让川岛芳子稍感安慰的是，长野县水内郡家乡的村议长和村民代表联名给法院写了请愿书，表示承认川岛芳子就是自己村里的人。不过这也只能给川岛芳子精神上的安慰罢了，因为这样的请愿信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村里人承认法庭却不承认。
在第一条“防守线”上的失败让川岛芳子的精神几近崩溃，对于年龄问题她也就不抱希望地随意搪塞了事了。本来是想着义父可以在关键时候为她铤而走险一次，但是结果寄来的文件不光在国籍问题上帮不了她，还把她的年龄说得一清二楚。她不愿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们说我是多大就是多大吧，我随便。”川岛芳子最后一脸无所谓地说。
两条生存底线一下崩溃，川岛芳子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倚靠了，她拿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在法庭上即兴发挥给自己辩护起来，一连串狡猾的辩词从她如簧的巧舌尖上蹦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总的来说全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请想想看，在中国，自国民革命以来，老百姓不是连一天安居乐业的日子也没有过吗？蒋介石国民政府，抵挡不住日本的侵略，先逃跑到中国的大后方。理应保护人民的政治家，不是抛弃了人民自己逃跑了吗？不能逃走的可怜的人民群众，岂不是只能受敌人的欺压？我认为要自始自终都要和不能逃走的老百姓在一起，并把老百姓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有这种想法的政治家，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你们能说他们都是卖国贼吗？如果把他们都说成是汉奸、卖国贼，而把抛弃人民逃跑的政治家当成国家栋梁，那么，将来一旦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就抢先同蒋主席一起逃跑，让敌人看看我们的脊梁骨……当官的首先抛弃人民自己跑掉，把祖国的土地白白地送给敌人，等到战争结束后又乱哄哄地争先恐后地从大后方坐飞机回来，并且轻视、压迫留在敌占区的人，把他们全部看做是汉奸。而这些达官贵人却到处接收、侵吞国家财产，大发其财。这帮当官的，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痛苦。”审判长做出警告性的手势，欲打断川岛芳子的“即兴发挥”，但是此时的川岛芳子好像全然忘了自己是站在审判台上的犯人，她沉浸在激动的情绪里，滔滔不绝地继续她的“演讲”：“喂，检察官，你们这帮混账东西，你们根据什么法律判我的刑？要知道总有一天，被审判的将会是你们。”
恶贯满盈的川岛芳子在审判台上俨然把自己当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巾帼英雄了，她几乎要被自己精彩的演讲感动得掉下泪来。但这肯定是她最后的演说了，那些被她斥骂的“政治家”恰恰就是可以决定她命运的人，她的演说除了加速她的死亡外，别无他用。
1947年10月22日，川岛芳子的判决下来了——死刑。主要的根据如下：
一、 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父为肃亲王，其无疑是中国人，据此应判处汉奸罪。
二、 被告同日本军宪要人来往密切，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化装为男人，进行间谍活动。
三、 参与将溥仪接出天津，建立满洲国的阴谋。
四、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证据，判处被告汉奸、间谍罪名成立。根据国际间谍处罚令第四条第一款，宣判被告死刑。
在宣判的一瞬间，川岛芳子显得泰然、冷静，甚至有些释然的感觉。深深地吸了口气后，她理了理头发，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些判决完全没有充足的证据，都是在瞎胡闹！”法警捉着她的手，带她走下审判席的时候，川岛芳子再次环顾了整个法庭，几千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她，有的人已经开始鼓掌，更多的人想从她的脸上找到一丝绝望，但是这个格格间谍带着微笑离开了，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情绪。
尘埃落定，万事皆休（1）
川岛芳子的生命在1948年3月25日早晨6点40分结束了，第一监狱西南角场地上的一声沉闷的枪声把属于这个女人的荣辱兴衰全部带走。在她颇不寻常的一生中，这一声绝唱为她画上了一个她应得的句号。
24日凌晨四点钟光景，一辆载满了荷枪实弹宪兵的卡车在夜色中飞驰向远离闹市的姚家井，这里是北平第一监狱，对川岛芳子的执刑即将开始了。蹲守在四周的记者们闻讯蜂拥而至，得知了这一消息的民众也不顾清晨的寒气相携而至。
天空寂寥、疏星零落，到达了第一监狱的宪兵把周围警戒起来。六点整，执行检察官何承斌、书记官陈继周、检验员宋纯义进入大门，他们将一个大大的信封交给了女监主任赵爱贞。当这个信封落到川岛芳子手里的时候，她还在装疯卖傻，时而傻笑时而呆滞，可是跟她熟络的赵爱贞没心情再看她的表演，转身离去。安静孤寂的监牢里，川岛芳子颤微微地把信封捡起来，她知道这封信的涵义是什么。拆开，一份由元书红格纸写着的文件飘落下来。文头上一行醒目的朱红大字写着“驳回被告川岛芳子上诉的最终判决”，惊惧的表情爬上她邋遢的面庞，继而是仰天狂笑，跌倒在床被上。
直到赵爱贞再次来到监牢，川岛芳子仍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凝固啊。一声清脆的开锁声把沉浸在思考中的川岛芳子带出了最后的梦幻，不曾梳头也无须洗脸，两人打了个照面，便在沉默中相继走出。
在影影绰绰的黑暗中，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非常森严。两名法警扶持着她的胳膊，牵引着她走向她最后的“舞台”。第一监狱后院西南角上那个侍弄得宛如花园似的小农场——这是囚犯种菜的园圃，就是这次处决的临时刑场。许多记者在刑场外已经等候多时了，就似等待女主角出场，无论是文字记者还是摄像记者都严阵以待，准备在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出去。可是到了川岛芳子进入刑场的时候，国内的记者却都全部被拒之于门外了，只有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被允许进入刑场。抗议是意料中的事情，抗议无效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记者们只有张大耳朵期待那一声枪声，然后好写稿。
万籁寂静，刑场上没有一点声息。站到被指定的地方后，川岛芳子脑袋低垂着，摇摇晃晃像是要睡去了一般。执行检察官何承斌用司法人员特有的庄重声音，例行地开始询问姓名、籍贯和年龄等，川岛芳子梦呓般地应答着。
所有问题都要答完，那个最终的时刻就要来临，忽然间，这个好似梦游的人像是想起了什么，头猛地抬起，神情紧张，嘴唇轻轻地发颤，她用急切的、恳求的口吻说道：“我要给我的父亲写封信！”几个执行官对视了一眼，然后点点头：“你说吧。”“不，我要自己写。”一叠纸被递到她手上，眼眶中的泪水一个劲地打转，川岛芳子用蘸着浓墨的笔写下了短短数行：“父亲大人：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还有什么事吗？”执行官再次问到。川岛芳子沉吟了一会，脸上浮起一种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