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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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毛泽东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好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过的。自古烟柳繁华的钱塘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这段时间，他多次登山，并作了好几首风月味道颇浓的小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这么一种平心静气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风，在让毛泽东展现温情一面的同时，并没有让他老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热情减退。
但像铁匠楼茂春这样兢兢业业地寻求三餐一宿的农村基层手工业者，就吃不消这种天马行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了。他们对很多莫名其妙的运动感到懊恼和愤怒，认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闲谈中，楼茂春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说了很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合作社的大锅饭弊病，认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养懒汉的地方。
可是底层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建议，并没有动摇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和决心。1955年７月，毛泽东嫌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速度太慢，当年主持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被他批评为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提出“根据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的形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完成”。
最高指示一下达，1956年初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立即掀起高潮。这个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所有的土豆和散沙都必须进入进口的“苏联麻袋”。到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多的手工业者都被放进了合作社的“麻袋”。东阳的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底宣告全部完成。
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别无选择地被推进社会主义大合作社的“麻袋”，因为镇领导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房东下命令不允许把房子租给他们。看来在容不下私有财产、放不下书生书桌的年月，连一把铁锤也是没有地方摆放的。
1955年和1956年，中国又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记忆的。1955年，顾准以“戴罪之身”正努力从“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孤独地跋涉而出，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急风暴雨般地在全国展开。这年，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奉马列为宗师”的陈寅恪受到了第一次批判。年底，梁漱溟在一次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争论农村工作的问题，而梁漱溟的认真执着显然触到了毛泽东的“雅量”的极限，所以梁漱溟也质问毛泽东有没有容纳异见的“雅量”。毛泽东的“领袖雅量”显然还是在的，但是在场的很多知识分子和官员却以夸张的方式，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爱戴和拥护★。
1956年初毛泽东在南宁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接着到长沙饮水、武昌食鱼，然后又于5月底6月初在武汉畅游了长江。这年的苏联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真相，这件事情显然是构成当年中国政治人考量中国问题的重要背景。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宣布“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斗争任务主要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一个将中国带离偏轨的机会，可惜上足了发条的历史显然已经不受控制。
这年，顾准坚定地离开政府工作，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开始冷静地反思理想主义的“龙种”何以弃化为现实世界的满地“跳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进行探源和梳理，与年轻的吴敬琏的师友关系，也从此开始。
同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广”包产到户的试验——在一个“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刻，浙江人勇敢地展示了“犹有花枝俏”的杰出精神品格★。但是这场勇敢试验的结局，是一部分人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一部分人受到批判，一部分人被送进监狱。
伏牛少年
传统中腐朽、丑恶的东西，有时候就像人的“香港脚”，虽然表面上不见了，但其“根”仍在，所以一旦遇上潮湿天气，真菌又开始发作。
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砍断大清的“龙脉”、剪掉中国人头上的辫子之前，两种叫做“连坐”和“刺字”的中国传统刑罚，已经被晚清的修律大臣——浙江人沈家本和香港人伍庭芳，在1902年至1907年的修订法律活动中清理出《大清律例》了★。
但是半个世纪后，一种叫做“黑五类分子”的“历史脚气”，又在当时中国“潮湿”的历史气候中流行起来。“黑五类分子”的运行逻辑，兼有“连坐”和“刺字”的运行逻辑：一人被认定为“黑五类”，家属也要承担“黑五类”的“政治原罪和社会歧视”；一经认定有某种罪行，则终生脱不了“黑五类”的“刺字”。
当时的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带有“政治刺字”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更可怕的是，后来不仅是歧视还有滥杀。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先后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连他们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
楼忠福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幼小的楼忠福自然必须“分享”“黑五类”的所有现实负担。因此当楼忠福上学之后，有的同学和老师常常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争辩说自己比别人更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更恨阶级敌人，但“黑五类家属”的帽子还是无法为他赢得正常对待。很多活动他都被排除在外，很多当时的荣誉没有机会获取，吵架的时候他总是被别人指着鼻子嘲笑“小黑五类”。
然而这个在打铁铺里“锻造”出来的“小黑五类”，却像一件经得起打击的铁器，而不是一件易碎的瓷器。尽管歧视带来自尊的伤害，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自卑、畏缩。相反，该吵的架他从不回避，该打的架他勇猛出手。个子虽然不高，但是粗短而结实的身材、张飞一般圆鼓鼓的大眼睛却是打架的好“装备”，所以他的拳头和勇猛为他的童年赢得了一个孩子应有的自尊和平等★。
当然楼忠福是幸运的，因为东阳毕竟是一个“远离帝都”的穷乡僻壤，而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他也不过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但当时在北京，已经是二十多岁青年人的遇罗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他的《出身论》所激烈反对的出身歧视和对“黑五类”的不公平，也正是小小的楼忠福所反对的，可是他却因此而成为枪下冤魂。毗邻东阳的义乌人、胡适的学生、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更悲惨了。他不仅自己因为“大毒草”——《海瑞骂皇帝》被批斗致死，而且妻子、女儿和弟弟、妹妹也受株连致死。
学校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6年的中国，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学生升学的依据不是学习成绩，而是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所以读完小学，楼忠福就被迫无奈地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不久，以批判义乌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为导火索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号召青少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现的欲望长期被“黑五类家属”的“黑锅”压抑的楼忠福，自然想到北京去见见“心中的红太阳”，想成为捍卫毛主席思想的“红卫兵”，天天去搞串联、搞批斗、搞阶级斗争。但是正在他要去报名的时候，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他的红卫兵梦也胎死腹中。少年楼忠福的心，再次被现实深深刺痛。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充分“组织化、军事化”的年代，任何一粒“散沙”都必须装进组织和单位的“麻袋”。所以离开学校、又被排斥在红卫兵队伍之外的楼忠福便成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小劳力，任务就是替生产队放牛。这是一件比上学快乐得多的事情，因为牛不懂得什么是“黑五类”，也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只要给它青草和水就很欢喜。
当中国大多数青少年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处去串联、抄家、批斗的时候，在浙江东阳吴宁镇的田野上，有这样诗意的一幕：一个少年总是在晚霞映照的田野间，横坐在牛背上，哼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一摇一晃地归家。这充满诗意的一幕，不但让别的少年羡慕，还赢得一个姑娘好感的眼神。一个叫王益芳的同村姑娘，对这一幕更是看得格外入迷，楼忠福也偶尔让她骑在牛背上，自己在前面牵着。在那个空气都透着红色，连睡觉打呼噜都必须有“阶级斗争的声调”的年月，一个少年牵牛，一个少女骑牛，是多么罕见的人性化图景啊。
就这样，楼忠福在生产队里边放牛，边干一些别的农活，度过了离开学校后的最初几年。
1969年的春耕就要开始。一天，生产队长对已经十六岁的楼忠福说：“你已经十六岁，可以加工分了，也要干成人的活了，你放养过的那头水牛就交给你来驾驶，你今天就开始拉它去学耕地。”楼忠福听说自己要加工分、可以干成人一样的活，自然高兴。“驶牛”在中国农村从来都是成年男子的工作，所以让一个少年去“驶牛”，就等于让他去拿成人的“资格证书”，给他举办“成人加冕礼”。于是，他就拉着那头给他带来过不少欢乐时光的水牛去学耕地，并希望能在生产队里成为有点名堂的主劳动力。
然而，过去的“感情”并不能让这头霸王牛在套上牛轭的时候变得听话。它一点也不买那份“友谊”的旧账，一进地就乱踢乱跑，弄了半天也没有翻出一条像样的犁沟。
“你这畜生难道也要一辈子做秦始皇吗？”
盼望拿到“成人资格证书”的楼忠福愤怒了。于是，一个盛气少年与一头“特立独行”的水牛之间的较量开始了。他跑到山边折来一根拇指般粗的树枝，照着牛屁股猛打。水牛也愤怒了，腾起后蹄猛踢，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他直冲。
树枝打断了，只剩半截，牛冲得更猛了，绳索也挣断了。现在是一头失缰的猛牛，和一个只有半截树枝、身高只有1。55米的少年对峙★。
牛冲了过来，楼忠福闪到左边。调头之后，牛又第二次进攻，楼忠福闪向右边。调头，牛发起第三次攻击，楼忠福没有躲闪，而是一把抓住了牛鼻子上的铁圈，然后高高擎起。半截树枝打鼓般落在牛头上，牛进他退，牛退他进，只是击打不停。
树枝断，牛还不服，楼忠福的气也还没有消。两条粗短的手臂紧紧抓住牛角，猛力一扭，水牛倒下了。
牛老实了，楼忠福的气也消了，但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
楼忠福给牛重新套上轭，开始耕地。这回牛既不踢也不跳了，但是耕起地来还是喜欢“大跃进”，楼忠福只能一路把着犁跟着小跑。八点五分地，半个多钟头就全部犁好。
这一幕，全被骑车路过这里的吴宁镇城关修建社的队长于永炎看见。他被这个粗短少年的举动深深吸引了，所以驻足观看。
“喂，小伙子你真能干，你是铁匠楼茂春的儿子吧，叫什么名字？”
“楼忠福。”
“我是于永炎，城关修建社的队长。我认得你父亲的。我看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你别在家里耕地了，耕地是没有出息的。你跟我去做建筑工吧，我们正需要人呢。”
“到哪里去？”
“嘉兴，明天就跟我一起坐火车去。”
就这样，那个年代很多人渴望得到的一份建筑小工，馅饼一般落入本来只配做农活的“黑五类家属”楼忠福手上。
第二天，他告别了生产队，告别了父母，告别了那头“特立独行”的牛和那个骑过牛的小姑娘王益芳。开往嘉兴的火车出发了，载着他，也载着他的梦想、激情和对外面世界的憧憬。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到东阳和义乌之外的世界。
他与建筑业的终生缘分，就从这份每天收入1元4角5分的小工开始。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3节 走出旧约
到1976年，当时没有人能够再像胡风那样恰如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