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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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完一次雄辩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奚落了一番卢森堡的盲目的激情，但却一下子找不到人翻译他的话。于是罗莎站起来并重复了他令人激动的演讲：从法语译成完全对等的德语”。）同样，他又怎么可能将这些（除非是认为罗莎不诚实或在自欺）与她在一封致约吉谢斯（Jogiches）的信中所说的话协调起来呢——“我对幸福有一种该死的渴望，我准备像一头倔犟的驴那样，为了我每天的幸福份额讨价还价。”被他误以为是雄心的，其实只是一种气质所具有的自然力量，这种气质，用罗莎自己开玩笑时的话来说，是能够“让整个草原着起火来”的那种。正是这种气质推动着她不由自主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并支配了她的几乎整个精神规划。当内特尔先生一再强调“同龄群体”具有极高的道德标准时，他显然是还没有理解，诸如雄心、事业、地位甚至成功这样的东西，都属于最严厉的禁止范围。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4）

　　　　对于他所强调的卢森堡个性的另外一面，亦即她是非常“自觉的一位女性”，内特尔先生似乎也没有理解其意义。这一点本身就对她的“雄心”（无论这种雄心可能是什么）构成某种限制——可能在内特尔先生看来，这种雄心并不能归因于她，而只是因为一个具有她那样的天才和机会的人，自然会有这样的雄心。很重要的一点是，卢森堡对女性解放运动很反感，而她那一代所有其他女性的政治信念都不可阻挡地被引向了女性解放。在面对妇女参政权利的平等问题时，卢森堡可能会这样回应：“小的差异万岁！”（“Vive　la　petite　différence！”）不过，她之所以是一个局外人，并不只因为在一个她讨厌的国度和她很快就反感的社会民主党内，她是一个波兰犹太人，而且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内特尔先生的男性偏见当然可以得到宽恕；具有这些偏见并不太坏，假如它们并不妨碍他去充分理解，约吉谢斯作为卢森堡实际上的丈夫和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一个情人，在她的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之间发生的最致命的严重争吵，是由约吉谢斯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短暂关系引起的，罗莎对此的激烈反应使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样的争吵以及争吵的结果，在他们的时代和环境中是很典型的：他嫉恨在心，而她好几年都拒绝原谅他。卢森堡那一代人仍然坚持认为，爱情只能够发生一次，就算它在结婚时很轻率，也不应该被误认为人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内特尔先生列出的证据只表明她拥有朋友和崇拜者，她也为此而快乐，但这很难说就意味着她在生命中还有其他的男人。只有非常无聊的人，才会相信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罗莎与“青年”迪芬巴赫（Diefenbach）的结婚计划的闲谈，因为她写信时总是称他为“您”，而从未想过要平等地看待他。内特尔称约吉谢斯和卢森堡的故事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最伟大、最具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之一”，我想没有必要为这一断言争辩什么。只要我们知道，并不是“盲目和自我毁灭的嫉妒”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悲剧结局，而是由于战争和监狱中的岁月，由于德国革命注定了的失败及其血腥的终结。　　　　
　　　　列奥·约吉谢斯的名字同样被内特尔先生从遗忘中拯救出来，而他是职业革命者中一位非常值得注意的典型人物。在罗莎·卢森堡眼里，他无疑是那种很具男子气概的类型，而这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更欣赏格拉夫·韦斯塔普（Graf　Westarp，他是德国保守党领袖）；而不是那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人，就因为她认为“他是一个男人”。她很少尊敬什么人，在约吉谢斯列出的名单里只有列宁和弗朗茨·梅林才是肯定被包括在内的。约吉谢斯确实是一个行动的、有激情的人，他知道如何去做事和如何去忍受。他与列宁有些相似，而这肯定给他带来了额外的魅力。他的确就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列宁，甚至他在写作上的表现，在做事时的“完全投入”（正如卢森堡在一封信中对他进行的精确但实际上又满怀爱意的描绘所表明的那样），以及他作为一个公共演说家的特点，都与列宁相似。他们两人在组织和领导方面都有杰出才能。然而，约吉谢斯很早就因为同普列汉诺夫的争吵而与俄共闹翻了。此后，按卢森堡的描述，他的生活在很多年里“完全无所寄托，单调而沉闷”，直到1905年革命才给他带来了第一次机会：“突然间他就不仅获得了波兰运动领袖的位置，而且甚至在俄国他也成了领袖。”（SDKPL在1905年革命期间开始崛起，并在后来一些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约吉谢斯尽管并不亲笔“写一行字”，但他在党的公告中仍然是“党的核心”。）他的最后一次短暂的机会，是他在“社会民主党中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一战期间的德国军队中组织了一支秘密武装力量。“没有他，就不会有斯巴达克斯团”，而这个军团与其他德国左翼组织不同，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同龄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约吉谢斯造成了德国革命；和所有革命一样，它不是由任何个人所造成。斯巴达克斯团同样是在“顺应而非制造时势”。所谓的1918年1月“斯巴达克斯团起义”是由其领袖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和约吉谢斯］所引发或酝酿，这一说法只是一个神话。）　　　　
　　　　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卢森堡的政治理念有多少是来自约吉谢斯；在婚姻中总是很难将双方的思想分辨清楚。但是，约吉谢斯在列宁成功的地方却失败了，其原因除了他的声望较低之外，同样也是他的背景造成的：他是一个犹太人和波兰人。在每一事件中，卢森堡都是最后一个坚持和他并肩作战的人。犹太同龄群体并不用这些范畴来判断另一个人。约吉谢斯本人可能赞同尤根·列文（他虽然年轻些，但也是俄国犹太人）的一句话：“我们都是休假中的死者。”这种情绪使他与其他人分别开来。在卢森堡死后，他拒绝为安全而离开柏林：“必须有某个人留下来写我们所有人的墓志铭。”他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的两个月后被逮捕，并在警察局中被人从背后枪杀。凶手是谁是很明白的，但“从没有人试图去惩罚他”，于是他又以同样的方式杀了另一个人，并继续“在普鲁士警察局中享受着职业晋升”，而这就是魏玛共和国的道德态度（mores）。　　　　
　　　　在阅读和记住这些旧事时，人们会痛苦地意识到在“德国同志”和“同龄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别。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卢森堡在华沙被逮捕，她的朋友们筹款把她保释出来（钱很可能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的）。除付款之外，他们还补充了“一种非正式的报复威胁，如果罗莎出了任何事情，他们就将以行动来报复显贵官员”。在她的德国同志那里，从来都不会有这样一种“行动”观念，而当政治谋杀浪潮开始后，这种不受惩罚的行为已经变得臭名昭著了。　　　　
　　　　四　　　　
　　　　在回顾她的生活时，比起她所谓的“错误”来，更让人为她感到难受和痛苦的是，在一些重要关头她不去反对，相反却表示认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官方势力。这些才是她真正的错误所在，而没有一个错误不被她最终意识到并为之痛悔。　　　　
　　　　在这些错误中，危险最少的一种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她1898年离开苏黎世到德国，此前她已在苏黎世“以一篇优异的、关于波兰工业发展的论文”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按照沃尔夫教授在其自传中的说法，他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位“我最出色的学生”），这篇论文获得了立即“被发行出版”的罕见殊荣，并至今仍然是研究波兰历史的学生们的参考文献。她的论题是：波兰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俄国市场，因而任何一种想要“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或单语种国家的企图，都是对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的完全否定”。（她在经济学上的正确性，被波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长时期萧条所证实。）于是她就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波兰问题专家，成为德国东部省份的波兰人中的宣传员，并与那些为了生存而想让波兰“德国化”的民众达成了不稳定的联盟关系。正如一位社会民主党的秘书对卢森堡所说，包括波兰社会主义者在内，这些民众“很高兴地视你为赠与所有波兰人的一件礼物”。显然，这些“由官方称赞所带来的光环，对罗莎而言，意味着她的错误”。　　　　
　　　　而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则是她与党内当权者们在修正主义论战中达成的具有欺骗性的一致，在这场论战中她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这场著名的争论是由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已经译成英文，标题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斯考肯［Schocken］书局出版）。可惜的是，它缺乏许多必要的注释，对美国读者来说也需要一篇导读。所引发的，并在历史中以“改革还是革命”的二元选择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这场论争却在两个方面产生了误导：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社会民主党在世纪之交仍然对革命保持着忠诚，但这已不再是实情；同时，它遮蔽了伯恩斯坦言论中的许多客观有据的声音。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评述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它“与现实保持了充分一致”。他指出，“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并不会伴随着大资本家数量的减少，相反，它伴随着的是各种规模的资本家数量的增加”，因此，“富有者圈子的不断缩小和穷人悲惨状况的不断增加”并没有实现，“现代工人确实是穷人，但他们决不是赤贫者”。普选制已经让工人有了政治权利，让工会在社会中有了自身的位置，并在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对新帝国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清晰的限制。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对这些不受欢迎的真理的反对，首先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于严格重审自身理论基础的懒惰所引起的。然而，这种懒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在其地位上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地位现在却受到了伯恩斯坦的分析的威胁。被危及的是社会民主党作为“国中之国”的地位：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它独立于社会，并在所有事情上都有自身的利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将会把它又引回到德国社会中，而这种“结合”被认为如同一场革命那样对它的利益构成威胁。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5）

　　　　内特尔先生持有一套有趣的理论是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社会中的“底层位置”以及它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参与政府的原因的。见《德国社会民主党，1890—1914，作为一个政治范本》，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65年4月。在它的成员看来，党可以“在自身中提供一种破坏资本主义的更好方式”。事实上，通过保持“在所有阵线上对社会的防御的稳固性”，它就产生出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团结感”（正如内特尔先生所指出的），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极度轻视这种团结感。这和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军队的位置非常相似，卢森堡曾在《新时代》（1901年第1期）上发表《法国的社会危机》一文对此作出非常精审的分析。“军队不愿介入的原因是，它想表明它对共和国公民权力的反对，但同时又不会失去反对的力量”，从而通过一场严重的国家政变，把自己交给另一种国家形式。无论如何，很明显的是，党员数量越是增加，它的极端狂热就越会“由于生存的原因而被煽动起来”。人可以在那种“国中之国”的状态下活得很舒适，只要他避免和社会发生全面摩擦，同时享受着这种没有任何后果的道德优越感。他甚至都不用付出严重疏离化的代价，既然底层社会只不过是一个镜中之像，一种对德国整个社会的“缩影性的反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已走入困境，这可以从反面的观点得到分析和证实——无论是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解放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事实，因而应该停止谈论没有人再愿意进行的革命，还是从另一些人的观点出发，这些人不仅从资产阶级社会中“疏离”出来，而且确实是想要改变世界。　　　　
　　　　这后一种观点就是从东欧来的革命者的立足点，他们带头对伯恩斯坦发起了攻击——这些人包括普列汉诺夫、帕乌斯和罗莎·卢森堡，他们得到了考茨基的支持，尽管考茨基这位党内最著名的理论家，很可能觉得与伯恩斯坦交往比与这些新来的外国盟友们在一起更为自在。他们所赢得的胜利是“抑抑格”式（Pyrrhic）的，它“只是通过推开现实而加强了与现实的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