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保留下来，除了她在俄国革命早期阶段时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的惊人准确的批判之外，而这还只是因为“革命失败论”者可以利用这些批判，来作为反对斯大林的方便的、虽然很不充分的武器。（正如一位对内特尔此书的评论者在《时代文学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所言：“有某些卑劣的人，利用罗莎的名义和作品来作为冷战武器。”）她的新崇拜者与其说与她、不如说与她的诽谤者很相像。她对理论差别的高度敏感，她对民众的准确无误的判断，她的个人化的爱憎，这些都曾使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和别人同流合污；更不用说下述事实，亦即她从来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从未用政治作为宗教的替代品，而且（正如内特尔先生注意到的）她在反对教会时很小心地避免去攻击宗教。简而言之，当“革命对她像对列宁那样迫近和真实时”，她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信仰条款了。列宁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他可以在任何事件中都参与政治；而罗莎，用她半开玩笑的自我评语来说，天生就是个“书呆子”，假如不是世界的状况冒犯了她的正义和自由感的话，她完全可以埋头于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数学之中。　　　　
　　　　我们当然要承认，她并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她是如此异端，以至于可以怀疑她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内特尔先生正确地指出，对卢森堡来说，马克思只是一位“对我们所有人的现实的最好阐释者”，她对于他的学说并没有个人义务，因此她可以写下：“我现在有些讨厌那本受到过多赞美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了，因为其中充斥着黑格尔式的华丽的修饰。”引自罗莎给汉斯·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1917年3月8日，见Briefe　an　Freunde，苏黎世，1950。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现实，是现实的全部奇特和可怕的方面，而这甚至比革命本身更重要。她的异端性是坦率的、毋庸争辩的，她“向她的朋友们推荐阅读马克思，只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大胆，拒绝把每一件事情视为当然’，而非仅仅因为他的结论”。所有这些态度在《资本的积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只有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才不带偏见地把这本书称为一本“真正厚重的、自马克思逝世以来无与伦比的杰作”　引自罗莎给迪芬巴赫的信，1917年3月8日，见Briefe　an　Freunde，第84页。。这本“令人惊叹的天才之作”的中心主题是非常简单的。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和增长。她在被称为“第三人”的理论中找到了它，这一理论表明，实际上这种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些前资本主义地区在国家中继续存在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这些国家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这一过程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它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它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入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靠吞食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只发生一次的事件，或者只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的唯一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它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整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生产它自身的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　　　　
　　　　列宁很快就发现，这一描述无论其观点的对错如何，从根本上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基础相冲突，在辩证法看来，每一正题必然会产生它自身的反题——资本家社会产生无产阶级——因此整个过程的运动只与引起它的最初要素相关。列宁指出，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卢森堡的论点，亦即扩展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中，它为了保持自己的运作而必须吃掉其他的经济系统……这一论点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因此，卢森堡对“北非黑人之苦难的详尽描述”显然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二　　　　
　　　　从历史方面来看，内特尔先生最杰出、最具原创性的成就，在于他对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peer　group）的发现，以及指出了罗莎·卢森堡对于源自“同龄群体”的波兰团体的终生的、亲密的但又小心隐藏起来的归属感。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被完全忽视的源头，但这并非革命的源头，而是20世纪革命精神的源头。这一背景性的群体，甚至在20年代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公共相关性，如今它已经彻底消失了。它的核心由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较晚被同化的犹太人组成，他们有着德国文化背景（罗莎·卢森堡熟读过歌德和莫里克，她有着极好的文学趣味，远远超过她的那些德国朋友），同时有着俄国式的政治结构，但他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方面的道德标准却完全是他们自身的。这群犹太人，在东方是一个极小的族群，而在西方甚至是同化犹太人中的更小一部分。他们独立于任何社会阵营之外，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阵营，因而没有那些习惯性的偏见，并在这种真正纯粹的隔离中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荣誉规则——而它吸引了大批的非犹太人，其中就有朱利安·马尔赫莱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和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ynski），这两位后来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背景，列宁才会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契卡”（Cheka）“契卡”由列宁所设立，是布尔什维克早期的秘密组织。——译注组织的第一任领导人，因为列宁希望这一组织不会被任何权力所腐蚀；不过，捷尔任斯基难道没有请求去掌管儿童教育和福利部门吗？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3）

　　　　内特尔正确地强调了卢森堡与她的家庭的融洽关系。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侄女中，没有一个人曾表现出哪怕最轻微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或革命活动的倾向，然而当罗莎必须躲避警察的追捕或者在监狱中时，他们却为她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这一点是值得写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她独特的犹太家庭背景，没有这种背景，“犹太同龄群体”的伦理规则的出现就几乎是不可理解的。这群人永远将别人视为平等的人（几乎没有例外），而它的隐匿的平衡器，乃是来自童年世界中的根本上单纯的经验，在其中，相互尊重和无条件的信任，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同龄群体的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是只能被称为“道德趣味”（moral　taste）的东西，而它是如此不同于“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s）。他们的道德感的本真性，归功于他们是在一个没有脱节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这让他们具有了“罕见的自信”，因而让他们所进入的世界如此不安，并被当成自大和狂妄而受到了严厉的指责。正是这一背景群体，而绝非德国社会民主党，才是、并一直是卢森堡的家。这个家是变动不居的，既然它主要由犹太人组成，它就不可能与任何“祖国”相一致。　　　　
　　　　SDKPL（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　of　the　Kingdom　of　Poland　and　Lithuania］，其前身叫SDPK，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一主要由犹太人构成的群体，是从正式的波兰社会党（PPS）中分裂出来的，知道这一点将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波兰社会党的分裂，是由于它在波兰独立问题上的立场（Pilsudski，这位一战后波兰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是它最著名也最成功的后裔）。而在分裂之后，SDKPL的成员们变成了一种有些教条的国际主义的热情捍卫者。更具启发性的是，民族问题是人们唯一可以指责卢森堡自欺和不敢面对现实的地方。不可否认的是，这与她身上的犹太性有关，尽管在她的反民族主义中找到“一种专属犹太人的气质”当然是有些“让人不快的荒谬”。尽管内特尔先生并不隐瞒什么，但他宁可小心翼翼地回避“犹太人问题”；而如果人们只看过关于这一问题的大多数是低水平的争论，人们可能只会赞同他的结论。但可惜的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反感（这可以理解），使他看不到在这件事上的某几个重要事实；而更加让人可惜的是，这些事实尽管具有一种简单和基本的性质，也甚至同样被有着如此敏感和活泼心灵的罗莎·卢森堡忽略了。　　　　
　　　　这些事实中的第一个，就我所知，只有尼采曾经指出过。尼采认为，欧洲犹太人的位置和作用注定了他们会成为最卓越的“好欧洲人”。犹太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巴黎或伦敦，柏林或维也纳，华沙或莫斯科，实际上都既不是世界主义者也不是国际主义者，尽管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用这些词来思考自己。他们是“欧洲人”，是不能用其他的词来描述的群体。这并不只是一种信念，而是一个客观事实。换句话说，那时的同化犹太人的自欺方式，通常是错误地相信自己与德国人一样也是德国人，与法国人一样也是法国人；而犹太知识分子的自欺则在于认为他们没有“祖国”，因为他们的祖国事实上是欧洲。第二个事实在于，至少在东欧的知识界是多种语言混用的——卢森堡本人就能非常流利地讲波兰语、俄语、德语和法语，还熟悉英语和意大利语，因此他们从来都不能很好地理解语言障碍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为何“工人阶级的祖国就是社会主义运动”这一格言恰恰对工人阶级而言是极其错误的。卢森堡虽然具有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对陈词滥调的严格回避，但她同样无法听出这句格言在原则上有什么问题，而这造成的确实不只是一个小麻烦。毕竟，一个祖国首先乃是一片“国土”；一个组织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度，甚至在隐喻的意义上也不能。而后来对这一格言的翻译才真正具有了一种严格的正当性：“工人阶级的祖国就是苏维埃俄国。”因为俄国至少是一片国土。而这一翻译，也多少意味着卢森堡那一代人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的终结。　　　　
　　　　一个人可以举出更多这样的事实，但是仍然不能轻易地说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就完全错了。毕竟，在帝国主义时代，是什么比愚蠢的、伴随民族国家衰落而激发出的民族主义，对挽救欧洲的灾难性没落作出了更多的贡献？那些尼采所说的“好欧洲人”——他们即使在犹太人中也只是少数——很可能是唯一预感到欧洲的灾难性结果的人，尽管他们也无法准确地测度出，一个腐败国家里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巨大力量。　　　　
　　　　三　　　　
　　　　波兰的“同龄群体”对卢森堡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具有持久的重要影响，与这一发现密切相关的是，内特尔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迄今为止很罕见的资料来源，它们使他能将她的生活事迹串连起来，变成一桩“爱情和生命的优雅事业”。如今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之所以对她的私人生活几乎毫无了解，原因很简单：她极其小心地保护自己，远离一切可能的坏名声。这并不只是一个资料来源的问题。内特尔先生弄到了新的材料，这的确是幸运的，于是他就有权不再考虑他的几位前人的做法了。那些人与其说是受到事实材料的限制，不如说是受到无能的限制，他们无法与他们研究的主角在相同的水准上进行活动、思考和感受。但内特尔先生在处理这些传记材料时的随意却让人吃惊。他对它们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以至于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他的传记是这位卓越女性的第一幅似是而非的肖像，他温柔地绘制着它，带着老练和杰出的微妙。就仿佛她已经找到了她最终的崇拜者，而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读者会想要对他的某些判断进行争辩。　　　　
　　　　他在强调卢森堡的雄心和事业心时，显然是弄错了。他难道会认为，她对那些德国党内的野心家和谋求地位者——他们在进入议会时的兴奋劲——的强烈蔑视，仅仅只是一种故作姿态？他难道会相信，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会像卢森堡那样仁慈慷慨？（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饶勒斯进行完一次雄辩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奚落了一番卢森堡的盲目的激情，但却一下子找不到人翻译他的话。于是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