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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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还要快速地澄清另一个类似的误解。当我使用“犹太人”一词时，我并不是要指称某种特别的人类，仿佛犹太人的命运乃是人类命运的代表或示范似的。（这样的观点只有用在纳粹统治的最后阶段才是合适的，那时，犹太人和反犹分子事实上都分别遭到了处理和被置入种族灭绝程序之中。因为这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性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纳粹运动从一开始就趋向于极权主义，但是第三帝国在其早期阶段决不是极权主义的。这里所说的“早期阶段”是指纳粹统治的第一阶段，从1933年到1938年。）当我说“我是一个犹太人”时，我甚至不是指由历史加给我的负担或标示出的差别。相反，我仅仅是在承认一个政治性的事实，通过它，我作为这一群体之一员的存在要优先于其他所有的个人身份问题，或更确切地说，它以一种赞同匿名或无名的方式决定了这些身份问题。如今，这样一种态度似乎只是一种姿态。如今人们可以方便地评论说，那些以这种方式作出反应的人还没有从“人性”的学校毕业呢，或者已经掉进了希特勒设下的陷阱里，因而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屈从于希特勒主义。不幸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根本上很简单的原则——一个人可以仅凭他自身的受攻击的身份来抵抗——在一个诽谤和迫害的时代中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那些站在敌对世界一方而拒绝这种身份认同的人，或许会感到一种奇妙的对世界的优越感，但他们的优越性马上就真的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它成为了一种“看上去很美”的精神幻境。　　　　
　　　　当我如此直率地表明我进行反思的个人背景时，对那些只是道听途说犹太人命运的人而言，听起来似乎是我在谈论学校，谈论一所他们既未参加、课程也与他们无关的学校。但是恰好，德国在同一时期存在着一种叫做“内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的现象；那些对此种经验略有所知的人们，或许能很快从中辨认出与我前面所提到的困境相似的问题和冲突，而且这还不只是形式或结构上的相似。正如“内在移民”这一命名所提示的，它是一种奇特的暧昧现象。它一方面意味着，某些人身在德国但其行为却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在感觉上像是移民；另一方面它又说明，他们并没有真的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性之中。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种形式的放逐（或从世界退缩到内在领域）只发生在德国；同样错误的是设想这样一种“移民”已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而终结。相反，在时代如此黑暗之际，无论是德国内外，在看来不可忍受的现实的表面下，这样一种诱惑都特别强烈：从世界及其公共空间转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或者，完全忽略这个世界，而去热衷于一个幻想的“应然”世界或曾经存在过的世界。　　　　
　　　　已经有很多人讨论到德国出现的一种普遍趋势，这一趋势表现在：人们把1933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当做仿佛从未存在过，仿佛德国、欧洲和世界历史中的这一段可以从史书上抹掉，仿佛一切都取决于对过去的“消极”方面的遗忘，取决于化恐怖为感伤。（《安妮日记》在世界范围内的畅销清楚地表明，这一趋势并不仅限于德国。）于是就有了下列奇怪的事情：德国的年轻人竟不被允许知道几十英里外的每位学童都必须知道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后面，当然有着一种真实的困扰。而这种在直面过去真相方面的无能，或许已经成为了“内在移民”的直接遗产，正如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更直接地是希特勒政体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它是一场纳粹将所有德国居民都卷入其中的有组织犯罪的结果，内在的放逐者并不比坚定的纳粹党员和犹豫的寄居者更能幸免。正是这一犯罪的事实，被同盟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关于“集体罪行”的重大假设。这就是德国人深感窘迫的原因，每一个局外人在对过去的问题进行讨论时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在此要找到一种合理的态度是多么困难，这一点或许在一句老话中表达得更清楚：过去仍未“被征服”，它仅被那些想首先着手“征服”过去的、具有善良意志的人所掌握。或许这种做法并不能对一切过去都产生影响，但是它肯定能对希特勒德国这一过去产生影响。然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准确地知道过去是什么，同时承受这种知道，并因而期待和守望着所有从这知道和承受中到来的事物。　　　　
　　　　也许我可以通过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例子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在一战之后，我们经历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战争传记“对过去的征服”；自然，这并不仅仅发生在德国，而是发生在所有受到战争波及的国家。然而，在近三十年之后才出现了一部艺术作品，它如此明显地揭示了那一事件的内在真理，以至于可以说：是的，事情就是如此。这就是威廉·福克纳的《寓言》（A　Fable），在这本书中，那些极其细微的事情得到了描述，但却很少被解释，更不用说“被征服”；它结束于眼泪，而读者也会落泪，但除此之外它仍然具有“悲剧性的效应”或“悲剧性的愉悦”这种破碎的激情，它使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某种类似于这场战争的事确实发生过。我有意在此提到“悲剧”，是因为它比其他的文学形式更能代表一种认识上的扩展。悲剧英雄通过再次经历他在受难之路上、在受苦（pathos）中、在对过去苦难的再次经受中发生的事情而获得了知识，因而个体行动之网就转化为一个事件，一个意蕴丰富的整体。悲剧的戏剧性顶点发生在行动者转换为受难者之时；这里出现了突转，出现了对结局的揭示。但是，即使是非悲剧性的情节也可以变成真正的事件，只要它们是在一种痛苦的形式中，通过记忆的回顾和理解性的运作被人再次经历。这样一种记忆，只在那种促使我们行动的义愤和愤怒变得沉默之后，才开始说话——而这需要时间。我们不再能征服过去，而只是解开（undo）它。不过，我们却可以使自己与过去和解。这样做的方式便是哀悼（lament），它从所有的回忆中升起。正如歌德（在《浮士德》的献词中）所言，这种哀悼乃是：　　　　
　　　　愁肠重结，太息不已，　　　　
　　　　叹人生迷离曲折多歧路。


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6）

　　　　在哀悼中，重复所产生的悲剧效应影响到所有行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带给行动以意义，并造成了一种进入到历史之中的深远意蕴。与行动所包含的其他因素——首先是与行动所预设的目标、强有力的活动以及引导性的原则不同，一个负责的行动的意义并不是在行动的过程中变得清晰可见，而只是在行动自身已经完成并成为一个可以叙述（narration）的故事时，才显示出来。如果某种对过去的“征服”是可能的话，它也只存在于对已发生之事的陈述（relating）在这里需要区分“叙述”（narrate）和“陈述”（relate）。relate　通常表示详细地陈述出某情况，这种情况多是自己亲历或了解到的，一般缺少对事件整体的把握。而narrate　所表示的“叙述”包含着情节，在讲述时有语调的变化，如停顿、激昂以及节奏，而且由低潮过渡到高潮，因而它所讲的故事是诗意的、可以反复讲述的，可以激发出人们对事件整体意蕴的领悟。——译注中。不过，尽管这种陈述也在塑造历史，但它没有解决任何难题，也没有减轻任何痛苦，因而它从来就没有征服过任何东西。相反，只要事件仍然具有活生生的意义——这一意义可以保存很长一段时期——“征服过去”就可以采取重复叙述故事的形式。广义上的诗人和狭义上的史家的任务，便是使这种叙述活动保持运转，并使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诗人或史家，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对这一叙述活动感到亲近，因为我们同样有回忆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其中我们将这些事件与我们自身和他人关联起来。因此，我们经常会产生出“诗意”，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人类的潜在可能性；可以说，我们经常在期待着它从人类身上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对已发生之事的叙述便成为一种对时间的中断，一个成形的故事作为新芽就被嫁接到世界的树干之上。通过诗人或史家的具体描写，对历史的叙述便获得了持存和不朽。因此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哪怕只是一个罕见的故事。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离开这些故事而存在，这一点我们通过自己的非诗意的经验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哲学、分析和格言，无论它们多么深刻，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都不能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相提并论。　　　　
　　　　我看来有点跑题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我当然不想断言，那种“内在移民”作为从世界向隐匿处、从公共生活向匿名状态（当这种匿名状态成为事实，而不只是那种充分利用内在资源以缓解良心压力的借口）的逃离，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唯一可能的态度。在黑暗时代的衰微中，只要现实没有被忽略，而只是一直被当做需要逃避的对象，那么离开这个世界就总是合理的。当人们选择逃离世界时，私人生活同样也能构成一种很有意义的现实，尽管它仍然力量微弱。只要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现实的现实性并不在于它的深度照会中，也不来自什么隐私，而只存在于他们所逃离的世界之中。他们必须要记住，他们是在不断地逃跑，而世界的现实性就在他们的逃离中确凿地显现出来。因此，逃避现实的真实动力来自于迫害，而逃亡者的个人力量也随着迫害和危险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在政治上的限度，即使它一直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性。它的限度在于这样的事实：力量（strength）和权力（power）并不是一回事。权力只在人们一起行动的地方，而非在人们作为个体变得更有力量的地方才会产生。任何力量都不足以大到可以取代权力；无论力量在哪里与权力对抗，屈服的总是力量。因此，当逃离无法通过绕开或遗忘现实来完成之时，正如有人认为自己过于善良和高贵，以至于不能与世界相对抗，或者他无法面对蔓延世界的绝对“否定性”，这时即使是彻底的逃离和反抗力量，也要受制于既定的时代。例如，完全忽略纳粹让人无法忍受的愚蠢的喋喋不休，这对人是多么有吸引力啊！然而，无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因此，如果在第三帝国，一位日耳曼人和一位犹太人结下友谊时仅仅声称“因为我们都是人类”，这句话就很难作为一种人性的标记。它只是对那一时代他们共同的现实和世界的逃避，他们也并非是在反抗那个世界。那些试图否认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之现实差别的人们，或许可以规避那部禁止这两类人进行交流的法案，但他们却不可能反抗它。如果要保持一种尚未丧失其现实根基的、处于迫害之现实中的人性，他们必须能够对彼此说：“一个日耳曼人和一个犹太人，成为朋友。”无论这样一种友爱在当时的什么地方出现（当然今天的情形与此完全不同），同时又维持着其纯粹性，亦即一方面没有不当的内疚感，另一方面没有不当的优越或自卑感，那么，他们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里，就获得了一点人性。　　　　
　　　　四　　　　
　　　　我之所以要举友爱作为例证，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人性的问题特别相关，而且它将我们再次引回到莱辛身上。众所周知，古典作家们认为朋友对于人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支持这一看法时，他们很少会考虑我们在不幸时需要朋友帮助这一点，相反，他们宁可认为，除非有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快乐，不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或好运可言。当然，古代也有像“患难方知真朋友”这样的格言；然而，那些无须这种证明就被我们视为真朋友的人，才常常是我们不用掩饰就可以与之同喜悦、共欢颜的人。　　　　
　　　　我们习惯了把友爱仅仅视为一种私密现象，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