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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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十、百等数学的限制，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是工厂培养了我。
我与工业生活订下了生死之交。
有一天对摇笔杆失去了兴趣，便到工厂去找点活干，问心无愧地欢度余生。
人的一生就看那么几次缘份。
几十年前，我从技校毕业后连撞大运的想法都没有，是大运撞我。命运像赶羊
一样把我分配到尚未完全建好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它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技术设
备之先进在当时全市机械行业是首屈一指的。厂长也是中央下来的非同一般的人物。
这对以后我为人为文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而当时同学们向往的理想的工作单位是全国闻名的三条石的工厂。
一条古老的街道，街口铺着三块大青石板，故得名“三条石胡同”。胡同里藏
着几十家小工厂，是天津市铸造和机械工业的发祥地，同时也是“资本家剥削工人
的活地狱”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陈伯达等当时一些中央的大人物，都去过三
条石，并题字留言。
一提天津的工业，似乎就不能不提三条石。
实际上三条石是小生产、小作坊、小手工业。当时我如果幸运地被分配到三条
石的某个工厂，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一种命运。
不是好与坏、大与小的问题。那是另一个蒋子龙。
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一个。
进厂不久，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大工业，在雄阔神秘的现代化大车间里，如鱼得
水，甚至表现出当工人的天才。
厂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厂长的神话。他领导着一个近万人的机械王国，在关键的
地方、关键的时刻，准有他在场。真是深谙抓重点的艺术，为了打狼敢于舍孩子。
一棍子把狼打死，孩子也能得救。
他有重点，全厂职工心里就有重点。他的思路就是战场上的一面旗帜，旗在哪
里，哪里就是最前线，就有一场硬仗。一个重点接一个重点，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
人人都能感觉得到工厂前进的节奏，非常明确，起伏有致，强烈饱满。
决不像现在的“一步三摇工作法”，高喊重点是把经济搞上去，又怕经济一搞
活会有经济犯罪，再来个二重点打击经济领域不正之风。犯罪有法律管着，你的主
要目标是什么？结果点子很多，无一侧重，前边打狼，后面怕虎，孩子丢了，狼也
没打着。
这是我平生接触的第一个厂长，而且是个大厂长。不可能不感到新奇，不可能
不观察他。
小个子，瘪鼻子，翘嘴，眼有精光，一下车间便头戴竹编安全帽，脚蹬大头工
作鞋。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在那个年代唯一的一种极具权威性的《名人大词典》里占
了一页的伟人。可不知为什么，你任何时候见到他，都会感到一种威势，一种力量，
一种智慧和信念。
矮汉子高声，他讲话极有魅力，比演戏还吸引人。开全厂职工大会，把几个重
要的数字写在手心上，便上台了。如江河直泻，滔滔乎其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
我再也没见到像他那样讲话富有鼓动性的人。也许那个年代的人容易被鼓动。现在
我自己因听报告听得多了，也变成了一个老戏迷，知道怎样挑刺了。
我们厂在郊区，赶上刮风下雨下雪，他看到有女工抱着孩子站在公共汽车站，
就会让出自己的吉普车，到公共汽车站的后面去排队。当时一个国家四级干部做这
种事，似乎是很普通，很自然。职工看到或听到，心里还是会发热。
这样的故事很多。
按理说，他不可能也用不着注意到我这个占全厂万分之一的青年工人的存在。
可他不知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了。也许是在我们车间调整试车的最后阶段，他在现场
整整坐了3 天3 夜。每到开饭前半小时，他到食堂转一圈儿，等我们吃饭回来，他
已经在那把木椅子上坐着了。3 天3 夜没见过他睡觉，没见他吃过东西，没见他打
过蔫儿。总是那么精神百倍。真神了！
正式开工生产的时候，我被任命为热处理班的班长。手下有30 多名工人，分
为三个班次。其中有一些是从三条石的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调来的老师傅。他们级
别很高，但对2500 吨的水压机、100 吨的天车、几十米的大炉子、神秘兮兮的各
种仪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再加上被苏联专家吹得吓人呼啦的各种操作规程，
好像抬脚动步一下留神就会出大事故。我读过热处理的书，在先我们一步建成的太
原重型机器厂实习了半年，年轻好胜，不怯阵。脖子上喜欢围一条毛巾，出炉的时
候被千度高温烤得大汗淋漓，毛巾的一角咬在嘴里，脸上留下的汗被毛巾吸收，不
会咸嘴。风尘飞扬，充满一种自信，一种自豪，从容熟练地指挥着隆隆天车，滚滚
操作机。
这个咬毛巾的习惯动作立刻被许多人仿效，成了年轻人潇洒优美的一种标志。
有个姑娘喜欢我，自称就是被我在工作中咬毛巾擦汗的帅劲迷住的。
至今我还留恋那段生活。当个工人并不像现在某些怀有贵族情结的人认为的那
么坏。我现在称自己是“工人作家”，有些人不仅不反对，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个
称号似乎意味着过时了，不流行了。我则庆幸自己毕竟还有过过时的东西，像有些
人那样连过时的东西也不曾拥有过，又该如何呢？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
我反而没有这种荣幸。那时候我是“资反路线的干将”、“修正主义黑笔杆子”…
…
几十年下来，厂长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
法，千差万别，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坐其间，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倾斜，地理环境
的不同，使南方和北方的企业家，内地和沿海的企业家，有许多不同。
但，“条条大道通罗马”，好的厂长都有良己的独特的治厂方法。每个厂长都
是一台大戏的主角，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舞台。
他们有差别，也有共同点。现代经济生产正逐渐世界化。凡成功的企业家身上
都体现了这种现代企业精神。
有意思的是他们各自的表现迥然有别——南方一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厂长，竟用
传统的苦行僧式的办法获得了成功。
平时住在厂里，一周回家一次。尽管家有娇妻爱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一回到家
便累散了架，进屋倒头就睡。像用乏的电池充电，把一周在工厂里欠的觉都补上。
在他上班时间，不许家里人为私事找他或给他打电话。廉洁得对自己和家人近
乎残酷。
他有自己的理论：“我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四面见光，才能取得把工厂搞好
的资格。中国人挨整就是那么几下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风问题、骄傲问题。
你把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对你望风捕影的可能性，早早就根除掉，无后顾之忧，便可
换得在管理工厂时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勇气，更硬的权力。”用高薪把市里的一
流教师都收买到厂办中学，用高价买高知，这符合现代意识，使他的职工子弟高考
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多。增加工厂的凝聚力和知名度。他的口碑极佳，工程技术
人员对他尤其推崇。
与他自身的廉正极不协调的是，工厂退休的老领导，各个上级部门的领导找他
开后门，要钱要物或安排个人，他一般都照办。其理论是：“群众同情弱者，我上
来他们下去，他们就变成弱者。如今群众看到他们仍能指挥我干这干那，下了台的
欺负在台上的，就转而同情我。我就可以利用这种同情干许多正事。”北方一大型
钢铁企业的经理，是典型的政治型企业家。
懂得政治，精通政策，利用政治，跟政治家有良好的关系，在领导层中玩得转。
信息灵，常常能得风气之先，先吃一口。比如承包、扩大自主权等。
竞争中常有这种现象，早来的吃口肉，晚来的喝口汤。
这样的企业家知名度大，甚至能影响领导人物。有一次我和一个政治家谈话，
他在谈话中几次提到这个企业家的名字和观点，令我惊异。
还有：
知识分子型的；
新潮型的；
能文能武型的；
农民型的……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一个独特的类型，很少有完全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能
获得成功的。
我跟企业家的缘份，使我找到了终生的主题：人和经济社会的关系。
人类创造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制约着人类。至于权力、家庭、伦理、道德
等都无一例外地受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
现代人的人格构建、精神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着工业的影响。现代人有谁能
离得开工业产品呢？
因此，是大工业培养了社会的消费品格和文化品格。
令当代作家惭愧的是我们还没有大气象，大规模，与大工业相匹配的工业文学
作品，与实际的工业生活相比，文学显得苍白和软弱无力。
巨大的工业文明常常会对人类的需求开玩笑，尤其喜欢拿人类的精神需求开玩
笑。
这玩笑使我在近几年跟企业家的关系有点尴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或者
是众所不知和一些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的原因，作家协会和一些纯文学刊物的经费
都“出现赤字”。5 年前的某一天，副主编找到我。当时我是某一个刊物的挂名主
编。因纸张和印刷费涨价，如果不先交给印刷厂多少万元，刊物就得停印。我们的
刊物还是被市领导称为“天津市唯一的官办文学刊物”，没有钱理应找领导。但领
导也没有钱，叫我们自己想办法。
挂名主编也是主编，是主编就得负责任，人家副主编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到你，
你就得拿主意。我给一个当厂长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如此这般地把文学的尴尬处境
说了一遍，总之是说文学已经开始讨饭了，找他借10 万元应急。他答应得很痛快
：“别人借钱不给，你借钱没问题，老话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连庙也靠不
住。庙一倒，光剩下几个秃头和尚就赖帐。你是大和尚，跑了庙也跑不了你这个和
尚。我跟党委书记打个招呼，明天上午叫你的会计来办手续拿钱。”晚上9 点多钟，
他又来电话：“老兄，你借钱的事吹了，书记不同意。
他说你要是私人用钱，借多少都行，党办的刊物，没钱印刷应该我国家要钱。
你等于是替国家向我们借钱，到时候不还，你本人也不去人现眼，我们又能拿
你怎么办？”太惨了，文艺部门好像不能沾，不能惹。
我又求助另一个厂长，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二话不说就借给我们10 万
元。
不幸被前面那位党委书记言中了，借钱容易还钱难，我几次三番地催促副主编，
叫他们还钱。下命令不管用，就求他们，求会计，宁可刊物停办，也不能坑害好心
的朋友。死猪不怕开水烫，编辑部没有钱，即便我把他们撤掉也拿不出钱来还帐。
如今我已卸职，还欠人家5 万元没还上。为此，那位好心的厂长挨了上级领导
好一顿批评，说不定还会影响他的官运。
不仅如此，作家协会下面有许多部门，有好几个刊物，各摊儿都要“自谋生计”，
“生产自救”。然而别的本事又没有，便从社会上临时招来一些能言善辩的小姐先
生，到各个企业去拉广告、拉赞助。他们见了企业的负责人，第一句都喜欢这样说
：“蒋子龙叫我来找你们要多少多少钱……”人家给了钱，他们就拿着。
人家拒绝了，丢人的是蒋子龙，于他们的脸面无损。
我经常接到企业家的电话、口信和来信：
“你要的那笔钱我已给了。”“你要的那笔钱再缓几天行吗？”我多次召集机
关的人开会，三令五申请他们不要再打着我的旗号到企业去要钱了。请他们高抬贵
手，我的牌子早就被卖倒了，已臭不可闻。请他们权当积德行善，给我留条生路。
话说到这种地步，仍不能完全止住。我不得不写了一纸声明，复印许多份寄给
企业界的每位朋友。
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缘份？
10。佛缘
1993 年12 月1 日，在皇历上这不是个很好的日子。尤其“忌出行”。
然而我们飞往仰光的时间经中缅双方商议后就定在这一天，乘早晨7 点多钟的
班机。
前一天晚上，一位作家看来并无恶意，更不像开玩笑，却说出这样祝福的话：
“希望你们不要发生空难！”这一段时间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