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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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工人们一块儿为国家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管批判搞得多热闹，我心里一点儿
不紧张，有点像过来人一样对世间冷暖感到可笑和可怜，但不是笑自己和可怜自己。
我即便是一块生面团，在社会这口大铁锅上反过来倒过去的也烙熟了。每当报纸上
发表一篇批判我的文章，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就找我开稿费，我掏钱去买啤酒和火腿，
大家嘻嘻哈哈，边吃边喝边批判。什么“反革命的大铁锨”呀，“大毒草《红松堡
》”呀……
　　　　我罪有应得。
　　　　工厂也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我给党委书记打电话：“我是自己走进会场，还
是党委派人来把我揪去？我在台上是坐着、站着，还是有人给我架飞机式？”书记
叫我跟车间工人坐在一块儿。我不愿玷污工人的清白，自己提前来到大礼堂，坐在
第一排的正中间，预备人家揪我的时候好方便一些。谁知这前排正中间的好位子是
工厂党委的常委们坐的，领导们当然不愿意跟我坐在一起，只好坐到角上去。职工
们进场以后也都不愿意往前坐，以示跟我划清界线，也许是为了中途溜号更方便一
些。全厂近万名职工来了不足1000人，稀稀落落地坐在礼堂的后半截。前15　　排空
荡荡只坐着我这个被批判的对象和10　　来个工厂领导。主持会的人喊破嗓子也没有
人愿意坐到前边来。我身上的毒太大了。
　　　　其他车间一些没见过我的人，借着去厕所绕到前面来想看看我这个臭名昭著的
家伙长的是什么样子。我看出了他们的心意，便站起身向他们行注目礼。这些可爱
的工人反倒低下头匆匆在我面前走过。后面的人退回去，再也没有人去厕所了。他
们想看我，却又怕我看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我至今想不通。
　　　　我扬着头紧盯着台上的发言者，发言者却不看他的批判对象，唯一一个声音最
洪亮，态度最激昂，批判最深刻，读到慷概之处敢于用义愤的眼光扫一眼全场的是
那位宣传科的干部，他是学中文的大学生，以前曾多次要求跟我合作，希望我帮助
他把他的名字印成铅字。叫我怎能在被批判的时候严肃得起来呢！
　　　　我快快乐乐、忙忙碌碌地又当了3　年车间主任。1979　　年春末，因肠炎住进医
院。在一个大雨天，《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披着湿漉漉的雨衣走进我的病房，发
梢上滴着水，裤脚和鞋子都湿透了。声称代表编辑部为过去的事情向我表示歉意。
　　　　这是从何说起呢？人没长前后眼，生活也不是打赌押宝。
　　　　这位编辑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向我介绍了文艺界的信息。最后又要求
我给《人民文学》写稿。我笑了：
　　　　“天津还在批我，我的专案组还没有解散，写出稿子你们敢发吗？”“质量合
格就敢发。你的问题我们最清楚。”我有点动心儿。反正已经被批得焦头烂额了，
何妨再试它一下，在乱上再加点儿乱呢？说到底还是身上有创作的这种虫子。
　　　　躺在病床上就开始构思，出院后利用那几天假期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旧的批判没有结束，新的批判风暴又刮起来了。甚至连市委文教书记也给中央
写信告“乔厂长”的状，各个时代的文教书记都这么关心我真是一件幸事、乐事。
　　　　新的批判浪潮反而逗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每见到一篇新的批判我的文章，除去
喝一瓶啤酒吞下5　角钱的火腿肠之外，当天还要写出一个短篇小说。
　　　　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风小风不断刮，老有人挑我的毛病。对我的小说的
批判夹杂着个人攻击，谣言又借助于上头精神。因而我也老有作品出世。我跟文学
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批判家使我清醒、镇定，我从不脑袋膨胀发热，从不忘乎所
以。背上悬着一把剑，哀兵大勇。蛇不脱皮长不大，我如果像自己的属相一样成为
一条真正的龙就得不断脱皮。
　　　　作为反证，那些老是喜欢批判别人的人，自己很难长大，难得有好作品问世。
　　　　我从心里感激批判过我的人。曾托一个跟饭馆有关系的朋友联系了两桌酒席，
想专门请那些用嘴或用笔批判过我的人赴宴。只是表达我的谢意，没有他们就不会
有我那些作品。鼓励他们以后继续批我，多批点儿。几天后那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人
肯来。我甚感失望，省了钱心里却怅怅然。花钱买骂，那骂还值点儿钱。不花钱挨
骂，说明那骂一钱不值。
　　　　文学本身毕竟是宽厚的，深情的。它不但允许那些文坛福将和巨子上船，也允
许那些失意者和倒霉鬼上船。我不愿拿命运来解释文学，那太泄气了。
　　　　人们喜欢用文学来解释人生，解释生活，那就有趣得多了，色彩缤纷，丰富而
深刻。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福气大概就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我珍惜这满
脸的褶子。
　　　　我不感激文学，也不怨恨文学。我知道它不会把我引向庄严的圣殿，如果它把
我引向可怖的“百慕大三角”，我也不会后悔。我只是努力想理解它，不让它失望。
　　　　几番沉浮，几度落水，能活着就是赚的。夫复何求？
　　　　　　　　　　　　　　　　　　　　　　　　　　　7。生活原本没有结尾
　　　　我曾给自己立过一条规矩：只写小说、散文之类的作品，不写评论文章，更不
写谈体会、介绍经验教训一类的文字。因为我是个靠自己摸索着学习创作的业余作
者，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习作也不多，作不了这类题目。
　　　　但我又是个重感情、意志不很坚定的人，架不住人说三句好话。不管哪个刊物
的编辑向我约稿，我那根业余作者的神经都有点发热，很感动，甚至是受宠若惊。
因此，人家要什么，我就答应什么。自己订的规矩还没坚持两年，自己就把它打破
了。好在这本叫“自白”的东西既不是要介绍经验，也不是要谈体会（我也没有什
么经验体会可谈），作为一种经历，我在这里记录下我写作《乔厂长上任记》的流
水帐。《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
的中国人对生活的责任感“逼”出来的；当然也有一点是被编辑约稿的诚心“逼”
出来的（感动有时也是能转化成一种逼迫人的力量）。
　　　　1979　　年4　月，我因割痔疮住进了医院，手术后的痛苦期尚未过去，两个编辑
顶着雨到医院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其中《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还当面向我约
稿，而且要求写一篇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拿笔，肚子里存了
不少东西，都是工厂的现实问题。当时我就向编辑说了几件事，我说：写反映现实
生活的题材可以，但很难写出歌舞升平的东西。编辑也表示：你写那种脱离现实粉
饰太平的东西我们也不用，你就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要
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把编辑送走以后，我却躺不住，也坐不住了，这不是因为伤口疼，而是进入了
构思的痛苦期。一会起来，一会躺下。我住的这间病房里有九个病号，其中两个是
危急病人，经常要抢救。轻病号则有的听半导体广播，有的哼小曲。再加上医生、
护士时进时出，一会儿换药，一会儿打针。我实在不能在这种环境里开始写作，就
像犯了精神病成天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病友们以为我的伤口发炎了，其实我精神
上的痛苦已经压倒了伤口的疼痛。过了几天，一位工人作者又给我带来一个新消息
：有的人说：“像蒋子龙那样的人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这又给我鼓了一把劲，
我没等到伤口长好，就提前出院了。回到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把几个人物的线条
在脑子里理了理，再用了4　天的时间就把初稿拉出来了。拉出初稿后心里却犯嘀咕，
写历史题材，干预古代人的生活，保险；“伤痕文学”揭露的是“四人帮”得势的
时候，干预那几年的生活，也没有问题；可是，这篇稿子是干预眼皮子底下的生活，
行吗？肯定要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至少冀申们会跳出来反对。还是少写局长、厂长
们，写写普通工人保险一些。想到这些，我就把稿子扔在一边，写另一篇反映工人
生活的小说去了。
　　　　感谢《北京文艺》的两位编辑到家里来看我，我把《乔厂长上任记》的第一节
给他们念了一遍，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这增添了我对生活的责任感，也增添
了我写下去的勇气。我就花了一个星期把稿子抄清，给《人民文学》寄去了。
　　　　下面谈谈在那个构思的“精神痛苦期”小说中的那几个人物是怎么跳到我脑子
里来的。先声明一下，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谈到小说素材的来源、人物模特儿
时，一律用“某某厂”或“某某人”，恕我不能实话实说。
　　　　首先到我脑子里来报到的是冀申。
　　　　我认识一位十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混得不错（恕我大不恭地用了
这个“混”字）。“文化大革命”中一派批他，一派保他，批他的是多数派，保他
的是少数派。他对批判想不通，可是亮相时却亮到批他的那一边去，于是他立刻被
结合起用，开始吃香了。他官复原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上山下乡的孩子全部弄
回城里。这几个孩子中学毕业时，他曾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把孩子部赶下农村。
他说：“我要是倒了台，你们留在城里也没有好处；我要不倒台，你们还愁回不了
城吗？”多有远见！“四人帮”倒台了，这位干部不但丝毫没受影响，反而更吃香
了。
　　　　某厂一位革委会主任，在1977　　年底搞了一场大会战，突击完成了任务，事迹
登了报，工人得到很多奖金，他也高升了。可是，1978　　年这个厂可苦了！
　　　　整个第一季度，他们干的就是把去年突击完成的产品全部拆开，重新装配，有
的还要重新加工，整个季度他们没有生产出一台新产品。
　　　　某位十九级干部，在干校时当“鬼”队队长，对一位老干部额外照顾了一下，
以后这个老干部复职时，立刻提拔他当了一个1000　　人以上大厂的党委书记。
　　　　还有种种现象：某些老干部想上哪儿去就准能去得成。某些单位一开会在主席
台上就座的正副厂长足有一打以上。抓生产的副厂长，按理说应该坐第一副厂长的
位子，却变成了第十副厂长、第十三副厂长。哪一个单位大概都有一两个只会做官
不会做事的干部，搞起事业来劲头不足，办法不多，搞起自己的事情来，却劲头十
足，神通大得很。他们办公事老是说研究研究，办私事却敢拍板，敢做主。这些人
织成了一个庞大的蜘蛛网。这个网的线是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和个人欲望织成的。
他们是这个网上的蜘蛛，在这个网上四通八达，往来自如，哪条线一动，他们立刻
爬过去，把好处抓到手。这些人自己不干，还不许别人干，他们嫉贤妒能，打击一
切可能危害他们权力和地位的人，破坏国家的经济管理，利用一切权力来为自己服
务。我敢说，他们爱自己肯定胜过爱党、爱国、爱民。
　　　　这些现象、这些人和事在我脑子里飞旋，忽而是一团乱丝，忽而又很清晰，渐
渐地形成了一个大蜘蛛网。我捕捉到一个形象鲜明的大蜘蛛，这就是冀申。我认为
要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现代化，决不可低估“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冀申们的阻
力。
　　　　“四人帮”倒台了，冀申们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而搞的还是“四人帮”
那一套。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和国家必然有更大的危害。
　　　　这就是我想通过冀申这个人物所要揭示的。
　　　　第二个来报到的人物是石敢。
　　　　在我们厂施工的一个建筑工人，有一回正在高空喊着话，一脚踩空从脚手架上
掉下来，腿脚都没有摔伤，却把舌头咬去了半截。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局党委书记，他参加革命近40　　年，自己总结说：第一个
10　　年，是黄金时代，满腔热血，生死不惧；第二个10　　年，也还可以，刚进城时
对拿工资、按时上下班的制度很反感；第三个10　　年，还没有学会领导和组织工业
生产，就一个接一个地搞起了政治斗争，汽车越坐赵小，房子越住越大，思想开始
变化了；第四个10　　年，受了“触及”，灰心丧气了，搞了一辈子革命，对革命的
前途动摇了，还不如刚参加革命时的热情高了。
　　　　在这位局党委书记身上，我找到了石敢的思想脉络和性格特征，但是，用什么
样的细节来拾画这个人物呢？我忽然想到“舌头是多余的肉”这句话，就把那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