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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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殿就越发崇拜，心向往之：它是那样神秘莫测，庄严无情。我却不知道圣殿的
大门朝哪儿开。我更喜欢人们把艺术形容成海洋。我曾在海军里服过役，虽然深知
海洋变化万端、深沉广阔，但毕竟是可以征服的，乘上大船就可以渡过去。每一种
刊物都是艺术海洋里的船只，载着那些幸运儿驶向辉煌灿烂的彼岸。
　　　　我的航海知识和气象知识欺骗了我，它根本不能解释政治气候。一场错天黑地
的风暴，使艺术海洋上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部沉没了！我写出的稿子一件件退回来了，
有的排出了清样，有的原封未动，湿漉漉，沉甸甸。大海在沉默，这是怒涛排空、
惊雷炸天的沉默，这是广大的无边无际的沉默，又是歇斯底里、热热闹闹、大喊大
叫、死一般令人窒息的沉默。
　　　　谁也不认为是沉默，都以为是爆发，是革命，是新生。新生中的死亡。
　　　　四清工作队解散，我回到已经没有一个逍遥派的工厂，立刻成了资产阶级路线
的“老保”。没有哪一个造反队愿意吸收我们这些人参加，在近万双充满敌意和蔑
视的目光中，我和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度日如年。熬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混下去了，
便横下一条心，决定自己摘掉头上的“老保”帽子。许别人选择就不许我们造反吗？
于是，“锷未残革命造反队”的旗号打起来了。
　　　　他们推举我做了首领。
　　　　尽管我的队员满打满算不足10　　名，一成了造反派，腰杆立刻就硬了。我们的
主要任务就是油印出版《锷未残战报》。这是我们的长处，另外那些造反组织不管
人马多么强大，写文章比不过我们。我们骂这个，骂那个，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造
反组织是纯洁的，是正确的。只有我们“锷未残”最革命，大方向掌握得最好。还
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元勋们给镇住了——“他们搞四清整人，现在，‘锷’还
没有残！”当《锷未残战报》出到第15　　期的时候，文斗已不吃香，武斗之风渐盛。
　　　　厂里最大的一派造反组织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砸开我办公室的门，抄了我们的
家，占了我们的房。一夜之间“锷未残”就惨了！我们几个人面对5000多个浑横不
讲理的造反勇士，讲打我们打不过他们，论骂我们也骂不过他们。
　　　　我想起老前辈上山打游击的经验，于是宣布“锷未残”的战士打回老家闹革命。
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前我在厂长办公室当秘书，也趁机下到车间去干打铁的老本行。
为了不让这口窝囊气憋在心里得癌症，我们在厂门口贴出了10张大纸的声明，我把
一个25　　岁的业余作者仅有的才气全都扔出来了，痛快淋漓地将对方大骂一阵。
　　　　胜利者对我们报以嘲笑。
　　　　明明是胆小怕死，被人家打散了，还美其名曰是掌握革命的大方向，故做宽容。
　　　　在造反至上的年月里，“老保”比地、富，反、坏、右更让人瞧不起。
　　　　特别是被造反派打垮的“保皇派”，就更加丢人现眼。我像个犯人一样在汽锤
上耍了9　年钳子。
　　　　1975　　年秋天，正是“资产阶级复辟和反动路线大回潮”的时候，第一机械工
业部在天津召开学大庆会议，贯彻落实中央钢铁座谈会的精神。一个阳光灿烂的中
午，两位陌生的女同志像自天而降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自称是《人民文学
》的编辑。
　　　　久违了。编辑——多么美妙而又亲切的称号！连她们的名字都那么有味儿：许
以、向前。
　　　　《人民文学》准备复刊，她们来向我约稿。在我眼里《人民文学》可是艺术海
洋中的一艘大船，如同郑和的战舰、哥伦布的征帆一样。我不免有点儿受宠若惊。
心里当然也知道编辑是到天津来撇大网的，她们至少同时向10个人约了稿。不管怎
么说，她们希望能从我这儿捞到鱼，这就足够了。
　　　　当时写小说并不难，有个现成的套子：主人公是革命小将，对立面多是老家伙，
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穿插一个敌人搞破坏活动。
　　　　我不能钻这个套子。要写就得来点儿“绝活儿”，我在生活中已经掌握了太多
的“绝活儿”。要对得起《人民文学》这块牌子。
　　　　1976　　年初，在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小说《机电局长的
一天》。此小说写于“资产阶级大回潮”时期，出笼于“无产阶级准备大反击”的
时候，可谓生逢其时。开始，读者的来信是一片赞扬声。到3　月，来信中就有一半
认为它有严重错误。3　月，几乎清一色地判定它是大毒草，其罪恶为：“宣扬阶级
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替走资派翻案的‘四上桃峰’”。我实指望登上
《人民文学》这艘大船好好领略一下艺术海洋上的风光，谁料它要载我驶向一个绝
望的海角……
　　　　编辑部想保我。3　月，文化部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编辑部想试探“上面”对
我的态度，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文化部居然没有把我的名字砍去，看来事情还
有救。我和一位副主编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会场。在第一天于会泳的报告中却给我
当头一棒：“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们看了这篇小说
激动地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当然，如果
作者勇于承认错误，站到正确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的。”在这个会上做出决定，
让我在《人民文学》上公开作检查。那个年月这样一来就等于倒台了。编辑部出于
对我的爱护，向上头要求，在发表我检讨文章的同时再发表我的一篇小说。表明我
这个人虽然犯了错误，却并未完全倒台，还是可以挽救的。
　　　　在天津我被点名参加一个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话剧创作组，戴罪立
功到小靳庄深入生活半个月。以后我成了话剧《红松堡》的执笔之一，并写出短篇
小说《铁锨传》。轮到写检查的时候手软了，不愿给自己上纲上线，只写800　字，
怀着侥幸心理想混过关去。
　　　　此时风声更紧了。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批判调门也比以前更高了。
　　　　我的检查不仅让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不满意，也让那些想保护我的人失望。
两个副主编从北京驱车到天津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重写检查。自我批判越深刻
越容易过关，他们绕着弯子对我进行启发诱导，大家都很紧张，字斟句酌，不能不
打官腔，又不能全打官腔。
　　　　我一肚子怨气突然爆发了：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我是工人，谁还能不
让我干活吃饭！
　　　　作者和编者——落水者和船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们想保护我，我拒绝保
护。在火头上还说了许多大逆不道的话。他们说不服我，也没有加害于我。否则，
他们只要把我的言论整理出来往上一报就会一了百了。我是下班后骑了一个小时的
自行车赶到文化局进行这场艰难的谈话的。我们都饿着肚子，告别的时候我送他们
2　斤天津市粮票。我可以饿着肚子回家，不能让毕竟还是一片好心的主编们空着肚
子回北京。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以为从此不写作，脑袋一硬豁出去就行了。
　　　　33　　个带着内蒙古建设兵团公函的军官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声色俱厉地
宣布：“不彻底揭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揪出蒋子龙批倒批臭就不撤离编辑
部！”一群秀才怎么能应付得了这种全副武装、斗志昂扬的大兵？惶惶然无言以对，
我拖累了神圣的文学殿堂和值得尊敬的编辑们。
　　　　天津文化局创评室找出两个胆子稍大的年轻编辑，戴上当年的红卫兵袖章，做
出一副也是“革命派”的姿态，专门负责接待打上门来对我进行批判的勇士。真难
为他们了。
　　　　我所在的工厂也如临大敌般地做好了准备。奇怪的是那些反潮流的斗士没有一
个找到工厂和我的车间里来。
　　　　一些外地的刊物开始公开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其上纲之高、口气之激烈，
令人毛骨悚然。中国是太阳的世界，也是风雨的故乡，眼见我是拖不过去、躲不过
去、顶不过去了。现在讲来像开玩笑，当时却感到周围布满陷井，日夜提防。
　　　　苦煎苦熬了两个月，从北京又来了一位副主编。他不再找我，带着于会泳的信
直接找到市委文教书记。第二天，文教书记亲自跟我谈话，虽然前后不到10　　分钟，
却把我逼上了绝境：
　　　　形势——如果我还是拒不检查，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机电局长的一天》展开
批判，车间班组、街道里弄都要召开批判会。你以为是工人就能饶过你吗？我如果
执迷不悟，编辑部迫于压力只好表态。那就是说要把我抛出去，一切罪责、压力全
由我一个承担。
　　　　出路——检查愿意写得写，不愿意写也得写。而且不用我动脑子，那位副主编
根据文化部给定的调子写了一篇批判稿，实际上是用第三人称替我写的检讨书。我
只需要照抄一遍把它改成第一人称就行了。这个稿子给许多有关人读过，大家同意。
并赞成市委领导用组织手段迫使我低头。同志们知道我脾气不大驯服，先用行政手
段让我就范，然后再慢慢做思想工作。
　　　　我自知顶不住，就签字画押了。反正这是组织决定，领导拍板，检查又不是我
写的……我在心里为自己的软弱辩白，越辩白越瞧不起自己，越觉得自己像阿Q　。
以前我总以为自己骨子里是强硬的，穷性很大。岂知到关键的时候不敢以命相拼，
是懦弱的：“锷未残”被抄家封门的时候，关于《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检查文章毕
竟是署我的名字……
　　　　看透了自己是很悲哀的。我真不想拼命，可当时那种形势下，不豁出命去，不
准备蹲班房是顶不住的。在别人眼里也许我的命不如名誉值钱。当时对我自己来说
命可是比文学名誉更值钱。名声臭就臭呗。反正我已经告别文坛了，去他妈的文学！
家庭需要我平平安安地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妻子还躺在产院里，由于惊吓，奶
水迟迟下不来。6　岁的儿子被反锁在家里，等我回去给他做饭。反正当不成让自己
尊重的男子汉了，丢人一次也是丢，丢两次也是丢，破罐破摔凑合着活吧。他们不
是说检查一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公案就画个句号吗？我砸了钢笔，焚烧了
自己的所有作品，开始用书点炉子。仿佛丢掉了一个大包袱，今后准备过安生日子
了。
　　　　《铁锨传》配合我的检查文章一块发表了，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对《机电局
长的一天》的批判反而升级了，《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在抗震棚里挨个儿表态，必
须承认我的小说是大毒草。主编责令编辑部组织批判文章，对《机电局长的一天》
的大规模批判已势在必行。《人民文学》应该争取主动，不要落在后面陪着我一块
儿挨批。
　　　　那位两肋插刀替我起草检讨书的副主编冲着主编拍桌子：“人家写了检查还要
批，你们说话不算话。叫我怎么向天津市委交待？怎么向蒋子龙解释？
　　　　对一个工人作者怎么能这样！”那主编大概从文化部得到了什么指示，口气更
硬：“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
就得批！”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去世了。
　　　　还救了《红松堡》剧组，只写出草稿仅在内部试演了一场便流产了。
　　　　历史一点儿也不幽默。《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是好作品了，至少是没有问
题。而《红松堡》的草稿和《铁锨传》又成了大毒草。天津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批判运动，仅市委机关报就发表了不知多少块版的批判文章。现在我只记得有一
通栏大标题格外醒目——《一把反革命的大铁锨》天津市委成立了“蒋子龙专案组”。
据说“‘四人帮，专案组”还管着王、张、江、姚四个人，为一个业余作者单成立
一个专案组，在全国大概只是我有这份福气。
　　　　在全市文化系统的群众批判大会上，《红松堡》草稿的另一执笔人（专业剧作
家）反戈一击，点名批判我。连一些我过去的熟人、尊敬的行家也都突然翻脸了，
不认识我了，在报刊上发文章往死里批我。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就更有理由在对
我的批判中表现出他们的坚定立场和远见卓识了。
　　　　不过，他们打的是一只死老虎。
　　　　我跟文艺界已经一刀两断。当上了有将近700　人的车间的代理车间主任，每月
跟工人们一块儿为国家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管批判搞得多热闹，我心里一点儿
不紧张，有点像过来人一样对世间冷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