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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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怎么样？仿佛任何浓度的生活的苦酒都不能把我醉倒，把我毒死。打击来了，
憋闷个一天两天，难关一过，怒气把劲头催得更大。生命并不总是欢乐的，我唱出
的歌却是欢乐的。写小说，写散文，写话剧，编相声，填歌词，全是新人新事、好
人好事。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却还不懂得“文学”这两个字真正所包含的内容，
不懂得研究生活，不知道应该努力认识世界、认识它的谜和秘密，不知道把自己和
社会同文学联系起来。写出的作品很肤浅，但是可爱又单纯。写小说能发表出来，
写节目能够演出，让观众“哈哈大笑”或“热烈鼓掌”，“气气那些人”，“好玩”，
而且“不指着这个吃，老子干活也比你们强！”自己心里有根：写作仅仅是“余”，
决不可当“业”。从来没想到要当作家，将来会以创作为职业。
　　　　1966　　年，文艺刊物纷纷停办，我接到好几个编辑部退回的校样。心里觉得没
什么，顶多就是少得几张购书券，再说也没有什么书可买，买了好书在运动中也是
累赘。开始成立“红卫兵”，因为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让参加，整个四清工作队里
大概就甩下我一个人。人家一开会，我就自动躲出去，骑车到工厂外面的树林里，
躺在地上，望着树枝，听着鸟叫。
　　　　以后工厂里又竖起了几十面造反派的大旗，因我是搞过四清的“老保”，属于
“党团员骨干”之列，不准站到造反的大旗下，造反派见了我们躲之唯恐不及。我
一怒之下“打回老家闹革命”。回到一吨汽锤跟前耍钳子。“老子有手艺，有力气！”
这无疑又成全了我。
　　　　1971　　年，报纸恢复文艺副刊，向我约稿，于是“东山再起”，重操旧业。
　　　　这次同60　　年代不一样，唱的是“政治之歌”。跟领袖，跟中心，跟形势。不
是假跟，而是真跟，诚心诚意地踉。文学不是真实地全面表现生活，而是按照一个
现成的模式去套生活，削足适履，把活的事物写死了。我写过几个短篇之后，感到
在创作上走投无路了，再用“套子”去套生活，写出的东西会千篇一律。1975　　年
底，我试着用文学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根据真实的生活写作，而不是让内容迁就
形式，发表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这篇小说的命运同它的作者的命运一样，颠来倒去，颇值得寻味。小说刚一发
表，许多读者来信和编辑部编印的“简报”都公认它是一篇“优秀小说”，很快它
就成了“有严重错误的小说”3　个月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它成了“大毒草”。
人家的文艺作品里主人公都是“小将”、“新生力量”，《一天》的主角是个“老
干部”；人家文艺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魁梧英俊”，《一天》里的正面人物却
是个”瘦小枯干的病老头”，等等。只从这些小地方，就理所当然地给这篇小说扣
上了“宣扬唯生产力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等7　顶帽子。
　　　　当时文化部的领导人责令《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一夭》展开批判，叫我公
开做检查。因为我的检查老也做不深刻，人家没急我倒烦了，提出不写检查，从此
也不再写小说。文化部的头头也火了，干脆在北京找人代我拟出检查的草稿，通过
组织手段找到天津市委，让当时的市委书记压我认头。
　　　　我认头了。这次再靠“老子有手艺，有力气”不顶事了，人家说了：“他想回
班组当工人？没那么便宜，先从班组把他批倒批臭；然后全国公开批判！”遵照领
导叫我“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我参加了话剧《红松堡》的创作组，并且
写了我唯一的一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铁锨传》，和“检查”一块发表。然
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对《一天》的认识逐步升格，文化部压编辑部对这篇小说进
行公开批判，编辑们在抗震棚里被逼得一个一个地表态，臂上还戴着黑纱。就在这
时候历史又掀过了一章。
　　　　不久，天津市对有我参加创作的话剧《红松堡》和小说《铁锨传》展开了轰轰
烈烈的批评，《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不是大毒草了。
　　　　政治必然会影响文学。有人说以前的作家不写政治，外国的作家不写政治，为
什么我们的作品就不能离开政治？抱怨半天还是离不开。文学不找政治，政治要找
文学。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这一段“非常时期”，政治运动给生活打上了根深的烙印，
要反映这段生活，又想回避这些印记，就会显得不真实。某些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文艺作品，之所以使人觉得像闹剧，肤浅而又不真实，我以为是对当时的政治风
云、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缺乏深入精细的解剖。政治运动使社会发生了剧变，使生
活发生了剧变，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剧变，不追本溯源，怎么能写好这种变化呢？我
进入了第二个沉默期，认真地思索什么才是文学。当初写作是为了“气气那些人”，
如今气了自己，方知搞创作一点也不“好玩”，而是好可恶！文学被一股邪恶的势
力亵渎了。
　　　　社会使它变丑，灾难使它变丑，但是新的生活会把文学的面目洗净。我沉默了
3　年，一步一步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程，一字一句解剖我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思想
一层地蜕皮，我终于认识了“文学”！
　　　　这是我创作道路上最值得怀念的转折期。没有这次默默的然而是十分痛苦的
“精神裂变”，我就不会从简单的“描写好人好事的文学”中跳出来，也不会从
“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小说结构中跳出来，更不会从描写事件和生产过程的
“车间文学”中跳出来。旧的枝叶被打掉了，文学的种子又长出了新芽。
　　　　3　年后，我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又招来一场兜头盖脸的批判。但是，当
批判的武器和群众的愿望背道而驰时，它失去了应有的威力。获得了人民承认的文
学作品是有力量的，不会轻易被否定。这场批判坚定了我的信心，也使我更加清醒，
决定进行新的探索。
　　　　（3　）
　　　　作家不仅要知道应该写什么，更要懂得不应该写什么。创作，其实可以称做是
选择自己的优势并充分发挥这种优势。
　　　　我写《乔厂长上任记》、《维持会长》、《开拓者》，正是选择了自己的优势。
我熟悉社会的这个领域，我精通这一块生活。我敢用“精通”这两个字，不是指对
小说中所反映的人和事十分了解，而是自觉抓住了这一块生活的内涵。
　　　　生活有表面的，也有内里的。社会就是地球，是立体的，不是单面的；是圆的，
不是瘪的；有地壳，也有地心。刮风下雨、江河湖海是看得见的，地下同样也有一
个水网。你在什么地方下钻，钻多深？你想要得到清泉，还是温泉？是原油，还是
天然气？生活是千层万馅的，眼光既盯住“社会事实”，又不放松钻探它的“心理
意义”。
　　　　在什么地方下钻，才能获取具有心理价值的东西呢？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撕去
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其本质呢？
　　　　中外文学先人们提供了许多经验：写社交，写私生活，在黑暗中，在情人面前，
人是容易现原形和口吐真话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缠绵悱恻，引人动心。写黑
社会，写罪恶，写金钱对人耍弄，人木三分，惊心动魄，且悬念丛生，跌宕有致。
　　　　经验再好也不能照搬。更何况时代不同，民族不一样，社会现实差异悬殊，连
人的“内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而，我研究了自己想要表现的这一生活领域
的人，什么东西最能牵动他们的心，他们在什么事情上最容易表现出做人的本质？
　　　　权力——对权力的看法，权力的使用和竞争。
　　　　我们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最复杂、最精密、最“现代化”的。
　　　　一个人到新单位去工作，不取得周围人的欢心，是很难站住脚的。要取得这样
的欢心，又有一套复杂的“工艺过程”。作家不研究这种微妙的人物关系，就很难
刻划出当代人活灵活现的灵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有历史的原因，
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权力，在这中间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最早是树立权力
的“绝对权威”，有权就有真理，就有智慧，就有水平。当事实并不全是这样的时
候，大家对权力又产生了一种过激的厌恶和抵制的情绪。因此现在没有权力不行，
光靠权力也不行；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没有人缘儿不行，光有一个好人缘
儿也不行。研究这一切不是没有意义的，小说家应该是富于想象力的社会学家。
　　　　有人把我这一组作品里的人物统称之谓“开拓者家族”。一个人的绰号都不是
他自己起的，这没有关系。我喜欢“开拓”这两个字的含义，开拓人物的灵魂，开
拓新的手法、新的角度，开拓让当代文学立足的新基地。
　　　　文学家不应该只会认识过去，而不善于预测未来。当人们在精神上感到困窘和
绝望的时候，往往是从未来吸取一些力量。倘若连未来也失去了，那就只有死路一
条。这就是“开拓者家族”里的人物基调。
　　　　（4　）
　　　　文坛不应该成为死水一潭。它到处都有活泼的生命，严峻的真理。喜欢探索、
酷爱争论的作家，对于生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而一味地留恋过去，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历史，不是用语言去打扮自己的作品，
而是过分打扮自己，孤芳自赏，老王卖瓜，岂不变成了世间俗物？如同一枝顾影自
怜的老水仙！不尊重现实，势必失去现实。没有现实。何谈将来。丧失了未来的人
就只剩下回想过去，用回忆打发生活中的空寂。
　　　　人生之谜，恰如螺旋，盘绕曲折，甚而头脚颠倒，似进而退。是哪位老先生说
过这样的话：历史的真本是悲剧，它的抄本才是闹剧。有些人的一生恰恰是用闹剧
形式表现出来的悲剧。悲剧比没有剧好，真正的悲剧有无穷的意味，而且愈久愈增
许多真趣味。基于这一立意，我写了一组另一种类型的小说：《螺旋》、《九大行
星的悲剧》、《宝塔底下的人》等。
　　　　生活像长河，文学应该帮助人们解释生活。这就要浓缩生活，对生活加以概括
和集中，甚至不惜使用强化手段。如同打钻，总要有一定的动力。
　　　　在写这一组作品时，我不愿用松散的形式记录松散的生活，用太多的废话冒充
才气，用杂乱无章的堆砌意象冒充生活流、意念流。不可否认，我从民族的文论珍
品中吸收了更多的营养，我的小说注重情节。这不只是为了便利别人阅读。好读、
耐读应该是小说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凡是群众喜欢的作品
都是通俗的，肤浅的，不能传之久远的。如果小说写得越难读，看不懂的人越多，
就证明其艺术性越高，那么会画鬼符的人岂不应该获得最高文学奖赏！
　　　　对于作家来说，情节——不是逗引读者兴趣的手段，也不单是用来交待事件的
过程，而是分析生活的方法。用情节拨开常见的事物，把表面的东西现象变成具有
内在含义的东西，揭示出人们相互间的真正关系。更干脆地说，情节表达了作家对
世界的认识。
　　　　我主张小说应该严格地选择情节，坚决丢掉那些多余的、使小说结构变得臃肿
的东西。没有情节，如同树没有干，花没有茎，怎样完成人物性格的刻划？完全靠
叙述和议论吗？那又怎能选择生活现象并使之典型化呢？
　　　　“必须找到个情节。一个适宜的情节能把所有杂乱无章的思想、观察和知识组
织起来，顷刻之间就完成了，像一副苛性反应剂。情节是揭示某种社会矛盾的一把
钥匙，它是各种矛盾冲突中最精炼的故事，作家应该猎取它……”一记不清这是谁
的话了，大意如此。大概是出自已经作古的人，不会是当代时髦的人物。我却认为
这话说得很有几分道理。
　　　　生活流也好，意念流也好，都不会流没了情节。每个人都可以回想自己的一生，
难道是混沌一片吗？留在记忆里的总是那么几件难忘的“事”！把这几件“事”再
现，也就把这个人写活了。这种“事”，就是情节。
　　　　我注重情节却是为“生活流”服务，为“意念流”服务，为刻划人物服务。为
情节而情节，刻意编造，故弄玄虚，脱离真实，哗众取宠，是不足取的。
　　　　（5　）
　　　　创作最忌老念一本经。可是作家有一种不太好克服的惰性——喜欢不断地重复
自己。特别是当作家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找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处理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