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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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议。我们都下榻在竹园宾馆。我问他对中国、对北京的初步印象如何？他说昨
天深夜下飞机——上汽车——进宾馆，还没有看到中国，没有看到北京。但是对竹
园宾馆很满意，迷魂阵一样的庭院，小巧玲球，整洁幽美。古色古香的风格，还有
为亭台楼阁起的那些高雅的名字，墙壁上的名家字画，都不同凡俗。可这幅美妙的
油画上也有败笔：在听松楼前那棵很有特色的大树上，挂了许多涂上五彩油漆的电
灯泡，电线滴溜当郎，到夜晚颇有点火树银花的味道，在白天却是大煞风景，破坏
了宾馆的格调。
　　　　我不能不赞成他的批评，那满树的电灯泡确实令人不太舒服，有点像20多年前
农民庆祝公社化的水平。这大概是以前就有的，表明了房子的旧主人的审美趣味，
改为宾馆后也许尚未来得及拿掉。
　　　　金斯伯格要求我带他去逛大街，看看青年俱乐部。我理应尽点地主之谊，祝且
在这方面我还欠他的情。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要领我去看好莱坞大街的
夜景，顺便到青年俱乐部去联欢一下。恰巧那天晚上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去找我，我
只好谢绝了金斯伯格的邀情，甚觉对不起他的一番美意。
　　　　这次正好借机补偿他的前情，逛大街，看天安门广场都很容易，只是不知北京
有没有青年俱乐部？这次与他同行的美国作家，大部带来了夫人或丈夫，只有金斯
伯格同多次来中国的索尔兹伯里和林培瑞先生是单身，我理应多陪陪他。但今天是
不行了，白天要开会，晚上安排了美国作家去看杂技。我还想听听金斯伯格的发言，
今年中美作家讨论的共同题目是：作家创作的源泉。
　　　　我记得在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上，金斯伯格曾说：“我爱男人不爱女人。”在
这次会议上，他仍然用这种坦率和真诚的语气，使与会者耳目一新——“我的基因
和染色体决定我爱年轻人——是年轻的男人，不是年轻的女人。
　　　　“我写诗——是因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写诗——是
因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在泰山……
　　　　我写诗——是因为我终究是要死的，我正在受罪，其他的也在受罪，我写诗—
—是因为我的愤怒和贪婪是无限的。我写诗——是因为我想和惠特曼谈谈……我写
诗——是因为人除了躯壳，没有思想。我写诗——是因为我不喜欢里根、尼克松、
基辛格……我写诗——是因为我充满了矛盾，我和自己矛盾吗？那么好吧，就矛盾
一下吧！我写诗——是因为我很大，包括了万事万物……”果然不同凡响，很精采。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他独特的才气和诗人的气质。在某种意义上，
金斯伯格不承认诗是人创造出来的客观事物，不承认诗是人工创造出来的东西。而
认为诗——是一种精神的变化过程，是一种启发，是“人的完整叙述”，是“自我
预言的”能力。或在简单地说就是——诗！他宣称“不要把疯狂藏起来”，人们如
果按一般的评论标准来衡量他的诗，就很难理解，他的诗在感染力、力量和灵感方
面都是很特殊的。
　　　　金斯伯格的鼎盛时代是60　　年代初期，他的公众形象与当时美国轰轰烈烈的自
由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和诗作正好反映了青年人的反传统思想和群众对经
济萧条以及越南战争的不满情绪。对他来说，诗歌源于各种形式的生活冲动——吸
毒、同性恋、民权运动、反越战、超然、东方宗教思想等等。所以他才有大量的追
随者，对他崇拜至极。现在他已接近老年，不可能再具有他青年时期那种难以忍受
的节奏和紧张感了。
　　　　金斯伯格崇拜惠特曼，口头上经常挂着惠特曼。他的诗集《嚎叫及其它诗》中
的许多长诗行，就是从圣经文体、特别是从惠特曼和布莱克学来的。
　　　　他的《加里福尼亚一家超级市场》，表达了对惠特曼带有感伤意味的回忆——
　　　　我令晚是怎样地想着你哟，沃尔特·惠特曼。
　　　　我沿着人行道在树下走着。
　　　　凝望一轮满月，陷入烦人的自我意识之中。
　　　　……
　　　　又饿又累，我走进一家市场，想买些形象。
　　　　霓虹灯直晃眼，我幻想着你笔下各种人物的模样……
　　　　我看见你的，沃尔特·惠特曼。
　　　　无儿无女，孤伶伶，闲不住的老头，
　　　　你在翻弄冰箱里的肉，瞟着买肉的男孩。
　　　　我听见你在问：是谁宰猪剁块？香蕉什么价钱？你是我的天使吗？
　　　　我在五花八门的罐头架里进进出出，跟随着你。
　　　　我想象着市场侦探也在跟踪着我。
　　　　在孤独的幻想中我们一块儿走到货摊边，
　　　　我们品尝着洋姜，拣着种种冰冻佳肴，但一直不越过柜台。
　　　　我们上哪儿去呢，沃尔特·惠特曼？
　　　　再过一小时就关门了，今晚你的胡须指向哪儿呢？
　　　　（我摸着你的书，幻想着市场，觉得真荒唐。）……
　　　　我们是不是边逛边梦想着自己逝去的充满爱的美国？
　　　　啊，亲爱的父亲，灰胡须的、寂寞的勇敢者教师，
　　　　当卡伦不再撑船，你站在冒烟的岸上，
　　　　眺望小船消逝在列达河泛黑的水面上，那时的美国是什么样儿呢？
　　　　金斯伯格拿着一本中文的《美国文学丛书》找到我，上面翻译了一首他的诗《
嚎叫》。他对我说：“我的全部诗集加在一起所得的报酬，相当于美国一个小学教
员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穷的，主要靠朗诵挣钱，我想在中国多旅游一段时间，
但带的钱不多。你能不能让这家杂志付给我稿酬？”也许有人对此大不以为然，觉
得那么有名气的一个美国诗人，竟到中国来哭穷，斤斤计较那点稿费，难道不怕别
人笑话他有失“身份”吗？
　　　　笑话他的人是不应该、不公正的。我听了他的话就很感动。金斯伯格并不因为
来到中国就变得虚伪些，就故意装假，这正是他的优点。做为一个不了解中国出版
情况的外国朋友，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正当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释说：“中国
还没有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因此我们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不给槁酬，正像国外出版
社印刷中国作家的作品不给稿酬一样。而且我们的稿酬比你们还要低，每20　　行诗
算1000　　字。按最高标准给10　　元稿酬，你这首《嚎叫》顶多拿50　　元钱，够你在
北京饭店吃顿饭，靠这点钱旅游是不行的。”有些中国作家在国内是很少逛商店的，
到国外却不能不逛商场，我就是如此。想不到这些美国作家来到中国，跟我们到美
国去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积极。利用中午休会的那一个多小时也跑到商场里去，
大包小包地买回来。
　　　　印地安人女作家莱斯·马蒙·西尔科，买了一身蒙古族服装，当场就穿戴起来，
像穿着节日盛装一样去参加胡乔木同志的接见。
　　　　10　　位美国作家，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和随员，将近20　　个人，不论跑到什么地
方去采购，却准时回来开会。就连自由浪漫的金斯伯格也从不迟到。他们这样有组
织守纪律，真叫人对作家的队伍刮目相看。金斯伯格告诉我，他极少过这种整齐划
一的生活……
　　　　这次在北京重逢，使我对一些美国同行加深了理解，更加尊敬他们。
　　　　女作家弗朗西妮·格雷，在发言时声称“我写作是为了向现实报复，是由于仇
恨，我渴望向所有压迫过我，凌辱过我的男人复仇”。她愿做个“时代的见证人”，
“把鼻子紧紧顶在美国社会的玻璃窗上，我的孤独迫使我写作。良心是犹太人发明
的，留给我的只是慕尼黑的悲剧……”这位54　　岁的纽约市立大学“杰出的客座教
授”，喜欢谈论女权运动。然而当她听说我的衣服上掉了一个纽扣时，就掏出随身
携带的针线包，利用休息时间为我缝好了扣子。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却令我动容。
人与人之间常常是通过这些小事，加深了解，引起敬重。她的两部长篇小说都以12　
种外国文字出版。我久久地思索着她的经历，她的思想……
　　　　两年前曾对我自称是工人诗人的加里·斯奈德，把“国破山河在”这句中国古
诗，改成“山河破国在”，来抗议现代技术对大自然的破坏。他在自己的村子里是
一位精神领袖，但他厌恶现代社会中的污染、贫困、战争。他有两个儿子，一个16　
岁，一个18　　岁，他从未让他们看过一次电视，以此来对抗现代文明。
　　　　他们是一些具备鲜明个性的人物。你尽管跟他相处短短几天，对他们的了解远
不够深刻，但决不把他们雷同起来。
　　　　我同金斯伯格是在歌声中握手告别的。那是美国作家代表团举行答谢宴会，接
近尾声的时候，金斯伯格从提包里掏出自备的风琴，边拉边唱。他们明天就要去西
安参观访问，金斯伯格还将去几个大学里讲学。他准备向中国青年介绍几个美国诗
人，这些诗人都没有钱，各有自己特殊的痛苦和欢乐。
　　　　问我讲这些内容行不行？我告诉他，他的讲学一定会受到欢迎，还劝他多讲点
自己，甚至在讲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或自拉自唱。
　　　　他已经离开了中国，经过这一个多月的讲学和旅游，我真想问他一句：
　　　　“喜不喜欢中国的年轻人？”
　　　　　　　　　　　　　　　　　　　　　　　　1。小说是作家更深刻的自白
　　　　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选集》，我从柜子里把过去发表的东西全部翻出来，
堆在眼前，心里涌出各种各样的滋味。从这一堆中锉子拔将军能够选出几篇？我又
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在文学的小路上走过了这段是非纷坛的年月？
　　　　小说无疑是作者更深刻、更丰富、更高水平的自白。把自己的作品从头至尾过
一遍筛子，来一番自我裁判，这需要理智和耐性。把自己的裁判结果托给读者，接
受客观的鉴定，这要有一定的勇气。我决定不退下来，迈出这一步，迎接这种文学
形式的挑战。于是写出下面的话，作为我的小说的“自我鉴定表”。
　　　　（1　）
　　　　我生在农村，喜欢农村，至今家乡的景物还常常进入我的梦境。可是生活却偏
偏在我少年时代还没有结束就强行把我带进了城市。不是由于我羡慕城市生活，当
时我还不诸世事，纯属因为母亲去世而造成的一场家庭变故所致。从农村到城市，
最初在我小小的头脑里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大难临头了，从此变成个没娘的孩儿了！
　　　　在中学里我喜欢数学、历史和音乐。总之，除去作文，其他的十几门功课能轻
而易举就拿到满分。也是由于一次意外的事变，我被撤掉班主席职务，作为一个
“思想上的病人”，接受全校青年团员的“会诊治疗”。不平则鸣，口吐鲜血，萌
动了写作的念头。
　　　　以后上技校，进工厂，到一个海军训练学校里学制图，都表现出对工业生产和
技术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兴趣。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怀疑，我似乎天生是一个
巧匠能工，理应从事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安居乐业。
同样也是由于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突然的事件，我像江心的一块木头，身不由己，
被巨浪推打着走入了创作的航道，顺文学之流而下。
　　　　命运之神待我本来就十分苛刻，我吞食的苦果要比同辈人多几倍。当我爱上文
学之后，命运几乎要把我抛弃了！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一个坎坷接着一个坎
坷，一个打击连着一个打击，都想把我和文学拆开。如果我抛开了创作，一定会平
安无事。奇怪的是每经受一场灾难，就逼得我向文学更靠紧了一步。我本不爱文，
生活作媒，逼我爱上文，再要“棒打鸳鸯”，显然是不可能了。
　　　　打击加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灾难成全了我的性格。生活给我的身上注入了
“坚强激素”，我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把这种“激素”灌输到自己的作品里。
　　　　我难忘一个女大学生把她的座右铭抄寄给我：“对于一个坚强的人，痛苦和不
幸像铁犁一样开垦着他内心的大地。虽然痛，却可以播种。”落在我身上的文学的
种子，正是在这样一块苦难的土壤上发芽了。在文学的入口处，又何尝不是“像在
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我在思想上蜕了几次皮才走到今天，也许今后还要经受多
次“蜕皮”的痛苦。
　　　　（2　）
　　　　1966　　年之前，我的笔唱的是一支生命之歌，或者叫由着年轻的生命自然哼唱。
当时20　　岁刚出头，精力过剩，身上有技术，业务上什么活儿也难不住我，谁还能
把我怎么样？仿佛任何浓度的生活的苦酒都不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