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3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想不到由于荒煤公开说了赞扬我的小说的话，竟激怒了当时天津市委文教书记，
这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北京的冯牧，还有个叫陈煤荒的人支持蒋子龙……”
引得哄堂大笑，一时作为奇闻传遍文艺界。他又要批评文学，对文学却又表现得惊
人地陌生。
为了我的一篇作品，使亲切悦目的荒煤，在大庭广众被人呼为“陈煤荒”，是
一种亵渎，对作家和文学的亵渎。我为此怀着深深的歉意觉得牵累了荒煤。
1979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编辑王玉璋请荒煤作序。
荒煤一口答应，并认真地看了全部书稿，有些细节和疑问井请王玉璋打长途电话向
我核实。这份权威的严肃和认真，不只让我感动一时，还让我永远记住了。以后也
有些朋友请我为他们的书写序，从不敢草率应付。除非不答应，既答应就按照规矩
干——这是我从荒煤身上学到的。
我以前在学，今后还会继续学的是他身上那份平静自信的随和，几乎是有求必
应。
天津的作家们想请他去讲课，他不推辞。天津一批企业家也很想见见大名鼎鼎
的荒煤、冯牧，这两个名字在天津格外有人缘儿。我派人来请，一请就到。因为天
津作协没有好车，我想请企业出车，有7 家企业争着出车。因为谁出车接的谁就有
权接待，就可以把两位老作家拉到他的企业去参观、去炫耀一番。那是一次全市性
的企业家的重要聚会，当时的经济气候也很好，我真想威风一下，让7 辆豪华轿车
全部进京，作协的面包车开道，组成一个车队去接荒煤和冯牧，却又担心他们不高
兴，倘再给他们惹出点麻烦也不值得。最后规规矩矩地只派了一辆车。
后来我进京参加“荒煤文艺生涯60 年研讨会”，有十几位得到消息的企业家
托我向荒煤祝贺。并希望当荒煤庆贺文艺生涯65 年、70 年、80 年的时候，也
通知他们一声，由他们负担费用。
他们是真诚的。
一个作家能获得社会广泛的真诚是难得的，是值得欣慰的。
经历几个时代，度过60 年文艺生涯，实在值得大庆特庆。既有才华又有福气，
可喜可贺！
我祝愿荒煤老幸福长寿。
也祝愿中国文坛多有几个像荒煤老这样的福将，使中国文艺界多一份随和，多
一些祥瑞之气。
10。西部情结
每个作家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编辑，尤其是发表他不会忘记的作品的编辑。比如，
我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不论它多么幼稚可笑，抑或多么单纯可爱，它毕竟
是我小说创作的开端。因此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发表它的刊物和编辑，曾为此写过文
章，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不同的人问起过关于我的第一篇小说的情况，我也就多次讲
到这件事——刊物是《甘肃文艺》，编辑则不知是谁？
那个年代的刊物上是不署编辑的名字的。当时我对任何一个杂志的编辑部都充
满了神秘的敬意，是不敢去信打问编辑情况的，以免被误会。
后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文学杂志纷纷停刊，10 年后又纷纷复刊，或沿
用老刊名，或改成新名号。一场场运动，一个个事件，聚散离合，倏忽近30 年过
去了。
近30 年来我并未忘记那位不知名的编辑，也没有消失对他的敬意，谢意，还
有好奇……
当时我在渤海湾的边上当海军制图员，中国的大海算是见识过了。很想有机会
再游历一番中国的大山大河。因此便格外向往西部，写出第一篇小说就想投给西部
的刊物。选中《甘肃文艺》是因为喜欢它的开本，大32 开，像本书，感到很新颖。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搞图的，从地图上看兰州又是中国的中心。我不知道那位编辑
为什么在许多来稿中相中了我的小说？我向往西部是因为我年轻、浪漫，没去过西
部。他见过大海吗？他喜欢我小说里所表现的海军生活？他多大年纪……？ 不知为
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编辑会不是男的，而且毫无根据地觉得他可能是位老先生。
我决定复员前，瞒着部队和天津军人安置办公室，想到新疆天山勘测大队当测
绘员——这是我的专长。路过兰州的时候顺便可以拜见一下那位编辑。不想下车后
天未亮，躺在候车室的长凳子上睡着了。直到小偷脱我的鞋才被惊醒，待我坐起来，
一只胶鞋已被偷走，另一只脱了一半儿。我身着海军军装，赤着一只脚找到派出所，
派出所把我送到兰州军人安宣办公室。办公室的人看了我的证件（很庆幸放证件的
挎包睡觉的时候套在肩上枕在头下，否则小偷偷包应该比偷脚上的鞋更方便，那我
就惨了），给北京海军司令部打了电话，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双又旧又脏的绿胶鞋让
我将就着穿上，然后送我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海司的一位参谋到北京站接我，对我
好一顿批评，将我又送回天津。我的“西征”宣告彻底失败，那位编辑也未见到。
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去兰州了。对那位编辑的感谢和好奇，变成一个温暖的悬念
留在心里。
直到1993 年8 月10 日，我参加敦煌笔会必须先到兰州。在我到达兰州的当
天下午，甘肃省文联的一位副主席提着刚从他自己院子里剪下来的新鲜葡萄来宾馆
看我们，在交谈中才知道他就是我寻找了近30 年的那位编辑——王家达。
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说话带西部口音，这淳朴的给人以历史感的语调又
传达出他身上的现代文化气息，一个典型的到外面上完大学又回到家乡的文人——
打住！我这种感觉很可能是受了他小说的影响——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大都是第
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就是一个学成归来的西部人。
早知道我的编辑是王家达，早就给他写信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阴错阳差
推迟了近30 年才见面，实在也是够晚的了！他不再当编辑，是甘肃省作协的专业
作家。倘若自己的责任编辑是老夫子，终生为别人做嫁衣裳固然可敬可佩。当发觉
自己的责任编辑是位有特色的小说家，也很不错。
家达先生的小说正是有一种浓郁的西部韵味。高原天风，黄河水浪，伴着“花
儿”婉转的高音，迎面扑来。西部景色的雄阔奇崛，黄河放筏的惊心骇目，筏子客
命运的苍凉郁勃，男人的豪健狂野，女人的妖媚刚烈，情与义，血与欲，编织成一
个个富有传奇色彩和野趣的故事。
作者是讲故事的高手，浪漫于西部风情的强大魅力之中，追求一种朴素，一种
酣畅，一种原始，一种本质。偶而投以现代意识的辉光，以期折射出人性的美。
读他的小说仿佛听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哼着渺远的乡调，间或停下来讲一段他
家乡古老永恒的爱情传说。唱一段，讲一段。色彩明艳，意境曼妙，情调悱恻动人。
这是一种民歌体的小说，字里行间能飞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旋律。这旋律带着浓烈
的西北情调，充满意象和活趣。我在读完《清凌凌的黄河水》之后，一个人情不自
禁地哼了起来，越哼声调越高，最后甚至恨不得放开嗓子任意拔高、喊叫。但这不
是瞎唱，不是瞎喊，绝对是西北的民歌调，有点像“花儿”。然而我从来没有唱过
“花儿”。不知为什么突然找到了那种感觉，找到了“花儿”的腔调，只是没有词。
我当时没有多想，只以为是一时的音乐灵感，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偶尔爆出一点音乐
火花不足为奇。
几天后我再想哼哼“花儿”，却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调儿了。到读完家达先生的
《血河》，这种音乐灵感又出现了！真是奇了，他的小说里仿佛藏着一部乐谱……
这就是他的小说里那种西部特色的强大感染力，而西部情调是离不开音乐的。
我也许先是被这西部情调迷住，然后再进入他的故事的。也许我原本就有“西
部情结”，再加上家达先生曾做过我的编辑，读他的小说自然感受就更多些。
但西部文化的强大魅力是勿庸置疑的。
我刚从西部归来，“西部情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向往和敬重西部了，西
部的风情，西部人的淳朴和善良……
11。重会金斯伯格
这是1984 年12 月的一天。
北京竹园宾馆的听松楼，幽深、清雅，中国古典式的建筑和装肩配上现代化的
设备，很舒适。我锁上房门，把钥匙送往服务台，从一楼的酒巴里传出一阵明快的
乐声。
在我身后突然也飞来三个音符，听上去好像是叫我，却又不敢答声，实在没有
把握。那音符飘飘忽忽似乎同我的名字中的三个字有点接近。对这种刚学会几个中
国字的外国朋友的呼唤，单靠耳朵听是不行的，还要借助心灵的感应。我犹犹豫豫
地转过身去：哎呀，是艾伦·金斯伯格。
“你好”——我的双肩被他的两手抱住了。按我们的习惯，没有特殊的感情、
不在特殊的场合，男人之间的拥抱会让人觉得生硬。然而金斯伯格这种扳肩膀头式
的拥抱，却极其自然、坦率、真诚。
1982 年10 月，我们在洛杉矶中美作家会议上相识。那时他不修边幅，衣着
随便。今天他可是服装整齐，灰底儿方格的西装，有板有眼地系着紫色领带。灰白
参杂的头发和胡子也梳理得比较整洁，至少叫人感觉不再零乱，头大额高，面色红
润。他已接近60 岁，但精神、行动和趣味，还像个年轻人。
他可以说历尽沧桑……
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金斯伯格未读完一年级便被开除。但他并不是没有收获，
此时结识了杰克·克罗艾奇和威廉·巴若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向金斯伯格介绍了卡
夫卡、赛林和里姆博，金斯伯格的转变即由此开始。他受克罗艾奇和巴若的影响根
深，尤其对巴若那种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很欣赏，对巴若关于美国社会喜剧式的未
日来临的看法、对巴若大胆地使用自传体的手法描述自已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
经验尤其感兴趣。在此期间金斯伯格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油船上的厨师、电焊工、
洗碟子工和夜间搬运工。
1948 年，金斯伯格终于以优秀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洗雪前耻。可是由
于他的朋友赫伯特·汉克利用他的住所窝藏毒品，他为了逃避起诉，不得不承认自
己精神失常，在哥伦比亚精神分析研究院关了8 个月。
1954 年，金斯伯格迁到了旧金山，据他自己讲，旧金山吸引他的是：“波希
米亚——佛教——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神秘——无政府主义等光荣传统”。他
在这里结识了加里·斯奈德等一批活跃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够景气，
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
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了，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
满的呼声，尤其是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据说他在一
首诗里使用了一个不太高雅的动词，大意是——美国，你用导弹弄你自己吧。美国
有一条法律，不许用下流语言咒骂美国，有人对他起诉，发表他的诗的刊物被扣压。
但美国还有一条法律，因对国家的政治、政策不满而咒骂政府则无罪。律师根据这
一条法律使金斯伯格胜诉，被关押了这一天反而使他成了英雄，成了青年人崇拜的
偶像。那家发表他诗的刊物被一扣一放，声名大噪。金斯伯格就到群众集会上、到
大学里去朗诵自己的诗。这样的集会少至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万人。他的朗诵
常常是先从念佛经开始。青年们把他抬起来，把他的朗诵和歌声录下来，到处播放。
他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父亲”，人们把他第一次朗诵《嚎叫》的那个晚上称为
“垮掉的一代诞生时的阵痛……”金斯伯格不仅在国内朗诵，还到过世界许多国家，
朗诵诗歌，追寻宗教。
他跟我讲，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欢迎他，古巴就曾把他“驱逐出境”，还有的国
家拘留过他。两年前他就向我表示，他很早就想到中国来。我立刻告诉他，如果他
来到中国，一定会受到欢迎和友好接待。这样一位浪迹天涯的诗人，为什么心老是
年轻的呢？他好像对生活总是这么坦率、真诚，侍人的气质不变。
艾伦·金斯怕格，这次是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来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
家会议。我们都下榻在竹园宾馆。我问他对中国、对北京的初步印象如何？他说昨
天深夜下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