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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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受挫，对理科失去信心和兴趣，突然提出转科。老师多次耐心地劝导，我也再
三向他陈述中途转科的弊端，高中的功课那么多，负担那么重，落下半年的课程追
赶起来决非易事！更重要的是：学理科升学就业的机会多，选择的余地很大；学文
科升学就业的机会相对来说就小得多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原因，我不愿自己的儿
女学文。
任我和老师磨破嘴皮，每次都谈一两个小时，最后儿子还是那句话：“我就是
想学文科。”他从来没有这样有主意过。我发觉他长大了，尽管还不到17 岁，却
像个男子汉一样有自己的主见了。我欣赏有主意的孩子，男孩子表现出应有的男子
汉气概，应该得到鼓励。既然别人把利害关系都跟他讲清楚了，他仍坚持改科，我
就不应该再加阻拦。他愿意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本是件好事。我心里却说不清是轻
松了，还是更加沉重了？这次倘若决策失误，影响他明年考大学，将关系到他一生
的前途……
有家长的签字，学校才给转科。我签上了“同意”两个字。
儿子一开始上学就是班里的尖子，上到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想让他跳级。
当时我的一篇小说正遭到大规模的批判，舆论汹汹，社会上谣言纷传。老子挨
批，儿子跳级，使我颇感得意。觉得儿子为自己争了气，虚荣心促使我做出了错误
的决定，同意儿子跳级。当时的小学还是五年制，他再跳一年，实际只上了四年。
到了重点中学，他的基础知识就显得差了，由尖子生降为中等生，自尊心受到打击，
功课时好时坏。但愿我在儿子身上不要再犯第二次错误！
应该说我对儿子的管教是相当严厉的，甚至可以说是粗暴和武断的。一旦发起
脾气来，越说声音越高、火气越大，越打越不解气，一动手就收不住，自己火上浇
油，打了第一次就想打第二次，打了一下还想打第二下。事后冷静下来，自己也觉
得太过分了，埋怨自己脾气太坏，于事无补。当然也不是全无结果，偶尔他某一门
功课考试不及格，狠打一顿就可以拿个八九十分。
不知是体罚真起作用，还是碰巧了。这是以前的事情，以后我觉察到了自己的
坏脾气，一旦发作就不可收拾，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用理智控制住，不让坏脾气爆
发。那时女儿还小，家里没有灭火器。
尽管如此，儿子的老师还是婉转地对我提出了批评。
语文课讲了《反对自由主义》，老师留出20 分钟给学生们出一道作文题：
《反对……》。我的儿子不加思索，一挥而就。题目是：《反对父亲的粗暴管
教方法》，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规定我必须六点钟起床，晚上十点钟睡
觉，我要晚起五分钟，他就要批评我一刻钟。他浪费的时间三倍于我自己耽误的时
间。我只要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子跟前，不论我干什么、想什么，他都很高兴，不再
管我，放心地去干他自己的事。作为作家，父亲也许是聪明的；作为父亲，他可真
够笨的！”老师说：“就作文本身而论，文字通顺真情实感，学生讨厌打小报告，
我可不想在家长面前告自己学生的状，你的孩子没有错，你的管教方法确实有问题
……”看来我得多给孩子一些自主权，增加一点家庭里的民主空气。
1985 年年底，我写了一篇反映女武生生活的小说，题目定为《以男人形象闻
名于世的女人》。儿子看后居然敢给我提意见了：
“这个题目不好。”他说得那么肯定，我问：“为什么？”“现在都写什么女
人呀，男人呀，靠这个来吸引人。你怎么也学这一套？
你不是说写作要新鲜，不走别人的路吗？”真是一针见血，我立刻接受，把题
目改成《长发男儿》。还是有个“男”字，想了半天去不掉，只好先凑合着交了卷
儿。
我和妻子要一块外出，临行前女儿在饭桌上甩闲腔：
“你们光顾自己出去美吧！”她那张十分讨人喜爱的小脸儿绷得紧紧的，连眼
睛也不抬起来，语调更是不酸不凉。妻子心里不安。这使我想起1985 年，我们两
人去云南，钻大山、看边界，在保山宾馆的时候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儿子像个男人，
声音镇定，话语不多，轮到女儿说话，那就大不一样了，一股亲女的感情热流，隔
着几千公里通过声音送到我们心里。我把话筒交给妻子，女儿那张小嘴倒有说不完
的话，什么安全啦，身体啦，吃呀，住呀，说着说着娘俩呜呜地哭起来了！
女儿举着话筒在天津哭，妻子拿着话筒在保山哭，把宾馆服务员都闹蒙了。
真是最亲不过娘闺女，最近不过闺女娘……
我对女儿说：“你妈妈上班干革命，下班做家务，出去散散心难道不应该？”
女儿还是不抬眼皮，“去吧，谁不让你们去了？反正你们一走我就倒霉了。”“你
倒的什么霉呢？”她认真地叹了口气，“嗐，不说了，我要是说了，等你们一走更
得把我打熟了！”儿子一声不吭，闷头吃自己的饭。
我瞪着他，感到恼怒，心里也掠过一阵寒战。儿子莫非学到了我的坏脾气，当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他妹妹粗暴无礼？
我和妻子从外边回来以后就向请来看家的姥姥打听两个孩子的情况，儿子没有
打过他妹妹，大概也是因为找不到理由。平时像刺儿头一样的女儿，我们一走就对
她哥绝对服从，他说什么她就听什么，他指使她干什么，她就老老实实地去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儿子能担负起一个男子汉的责任，令我感到
欣慰。
（3 ）
有位朋友用玩笑的语气为我们家排了一下座次，女儿第一，儿子排在第四。
从外表看似乎是这样的，女儿在家里比较受宠。节假日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儿
女们可以看电视，我坐正面的沙发，女儿则坐在我的腿上，自称我的大腿和胸怀是
她的“软席包厢”，顽皮劲儿上来，还要骑到我的脖子上去。
1985 年她因体育课的成绩没有达到80 分，班里评上“三好”又被学校拉丁
下来。回到家就让我做她的体育教员揭着她的膝盖做仰卧起坐，我给数数，保护她
做前滚翻、弯腰、抬腿等等。每逢我被女儿支使得花花转的时候，妻子就在旁幸灾
乐祸地说：
“这回可有了制你的啦，你的脾气哪？”从心里对儿女不能一视同仁，甚至有
意歧视自己某个孩子的父母，我想是没有的，要父母绝对一碗水端平也是不可能的，
碗太平孩子就吃不到嘴里去，要想吃得省劲就要把碗端得斜一点。每个儿女的情况
都不一样，在小事上有点偏向是正常的。
儿子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我在车间里上三班，在家里的时间很多，大部分家务活
由我来干。如果赶上“停产闹革命”，我就可以一连几天在家里哄儿子。他出生的
那天晚上就具有一种喜剧气氛。妻子怀孕期间，热心的邻里老太太，时间充裕的工
厂女同事，为她算日子，看手相，测妊娠反应，都断定她会生个女儿。而我对她们
的测算结果嗤之以鼻，紧信自己会得个儿子。我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一种感应，或
者叫一种希望。10 月30 日的晚上，南开医院的产房接收了12 个孕妇，前10
个生的都是女孩，我已经失望了，偏偏从我妻子开始，最后两胎全是男孩。妻子奶
水充足，儿子吃得白胖喜人，长到5 岁时，馋虫上来还要扎到母亲怀里咬住奶头喝
关天。尽管我的工资很低，仍然在工厂附近专门雇请一个老太太照看他。接他送他
也常常是我的事情，路上要穿过一个坑坑洼洼的胡同，放在竹子推车里怕把儿子的
脑袋颠傻，索性将他放在我的肩膀上，两条小腿夹住我的脖子，高人一头，招摇过
市，优哉游哉……
女儿的命运就不一样了，她选了个最不吉祥的时刻来到我的家。
1976 年复刊后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机电局长的
一夭》。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断高涨，这篇小说被上了七条纲：“四
上桃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等。5 月9 日，北京来人，带着
当时文化部长于会泳的信找到天津当时的文教书记王曼恬，责令我公开做检查，否
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
就在这时候女儿来到人间，好像是为我壮胆来的。我的妻子正希望再来个女儿，
当我在产房外得到天遂人愿的消息，就急急忙忙奔回家去为劳苦功高的妻子熬小米
粥。小米粥熬好灌进暖水瓶，将儿子锁在屋里，急急忙忙再返回医院。一个朋友正
在医院门口等我哪，向我这个喜气洋洋的父亲通报了坏消息，市里派来的汽车就停
在路边，要我马上去市委，王曼恬亲自跟我谈话。
我表示不能坐这个车去，除非公安局派警车来，让警察向我出示逮捕证，我才
能丢下妻子儿女不管，任由你们发落。更可怕的是另有一女同志到产房里去做我妻
子的“思想工作”，真是赶尽杀绝！那女同志是好意，想安抚我妻子，但这消息本
身就足使她精神上过度紧张，奶水顿失，点滴皆无。女儿没有吃上一口娘奶，乃我
之过！
两个多月以后发生大地震，我每天早上从黄河道跑到西站，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抢购上1 斤牛奶，再对些稀粥，以维持女儿的生命。尽管如此，在给她过百日的时
候，朋友们还是为她取名“一巍”。我已经狼狈至此，仍然自吹《机电局长的一天
》巍然不动，多亏鲁迅先生创造了“阿Q 精神”。
女儿到了说话的年龄，吐字不清，经检查是“腭裂”。天哪，真是祸不单行。
她5 岁半的时候住进了口腔医院，此病不算小，手术更复杂，难度很高。
由于手术的部位在嗓子眼儿，医生需有极大的细心和耐性。
病房里，病人家属们成天议论纷纷。某人的孩子也患此病，通过后门找到大关
系，重托了手术医生。医生感到责任重大，精神紧张，负担过沉，手术时间拉长，
惟恐出差错反倒出了大差错，当天夜里病孩儿因伤口破裂，出血过多而亡。走后门
把孩子送给了无常，真是写小说的材料。还有一些病孩儿，虽然手术本身没有出危
险，但效果不理想，恢复一年半载之后还要做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手术，重吃二遍苦，
再受三茬罪！
我女儿的命运会怎样呢？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她是大命的。她诞生在大转折的1976 年，她是在我最困难
的时候来投奔我，给我的命运带来转机。她自己也一定会否极泰来。
可是，当女儿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妻子首先呜咽起来。许多亲戚都来了，妻子
一哭使女眷们眼角都挂着泪珠。我感到不妙，用不近人情的口吻把她们都赶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守候在手术室外面。
3 个半小时以后女儿才被推了出来，我那个漂亮的活蹦乱跳的女儿已不复存在，
脸色煞白，双眼紧闭，下半个脸缠着绷带，只露着鼻孔和一张小嘴，我心里一阵绞
痛，几乎放纵了做父亲的感情抱女痛哭，掌刀的主任医生王永秀告诉我手术进展顺
利，他自我感觉不错，没有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我心里稍安，等待那最危险时刻
的到来。
夜半，女儿身上的麻药已失去效力，她苏醒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疼痛，就是
想冲着父母大哭大闹。5 岁半，又懂事又不懂事。即便是个大人，处于这种状态，
靠讲道理能止住难熬的疼痛吗？妻子咬住手绢，双手抓住女儿的右手，把脸埋下去，
只见肩膀抽动。她的意志已经垮了，能否帮助女儿闯过这最危险的前3 天，就看我
有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了。我扶着女儿正在输液的左臂，不管大道理止痛不止痛，
现在只有求助于讲道理；不管女儿听得懂听不懂，只能当她听得懂来对待——“好
巍巍，千万不能哭，嗓子眼不能使劲。王大夫告诉爸爸你的手术做得非常好，很快
就能出院，出院后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可以唱歌，可以朗诵。
现在要是一哭，嗓子一用劲药线就会崩开，刀口裂开，造成大出血，你的手术
就白做了。还得推回手术室，再打麻药，做更危险的手术！王大夫和护士阿姨都在
值班室守着哪。”女儿眼泪哗哗，不能说话只是轻轻摇头，眼睛里露出乞求的神色。
我懂她的意思，一边替她擦泪。一边决断地说：
“巍巍是爸爸的好闺女，我的巍巍不哭，决不再做第二次手术，我看谁敢再把
我巍巍推进手术室！叫妈妈去告诉王大夫，就说巍巍最听话，不哭不闹，叫他放心
地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