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1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对我说。当他受到政治和生态问题压迫的时候，他是个理性主义者，在诗里提出
争取生存的办法。当他寻求人类生活原始的典型的神秘格局的时候，他是位浪漫主
义诗人。
他对东方的事物兴趣很大，曾将中国的诗篇和日本的诗歌译成英文，他还是大
乘——金刚乘口传教义的佛教徒，他到过印度，在日本生活了12 年，和日本作家
共同研究中国文化，他想把东方的神秘主义移植到美国的乐观主义上来。
谈起诗，他更是滔滔不绝了，他说诗应该表现“心灵的源泉，动物的魔力，独
居时的想象力。令人恐惧的初生和再生。”要表现“做为人的动物，要去寻求舞蹈
的疯狂般的自由、沉默和孤独中的启示……”酒使得这个表面上沉静、甚至有几分
腼腆的诗人诗兴勃发，同时又把他身上那种旧文化反叛者的狂劲也燃烧起来了！他
毫不客气地把今天请我们吃饭的主人称做“富有的穷人”，他说“他们的精神上是
贫穷的”。他吃着人家，还要骂着人家。这种美国式的直率，叫我喜欢。
我把话题又引回到他的经历上来，他告诉我1968 年和一个日本女子结婚，生
了一个孩子之后又迁回美国。他丰富多采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反
复表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想到中国去，却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为他惋惜，随口而答：“这太遗憾了！”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轻轻地拉我衣
袖，回头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声提醒我：“什么事呀，你竟用‘遗
憾’这个词儿，在外交场合这是表示一种抗议……”真叫我哭笑不得，只好轻声对
她说：“这不是外交谈判，这是作家交谈，我有自己的头脑和嘴，请你好好照顾自
己吧。”我感到兴趣索然，决定回国后一定要写那篇文章——《在美国见到的中国
人》。
饭后，主人弹起了钢琴，有人随着音拍敲响了手鼓，摇起了碰铃，其他美国作
家又唱又跳。他们热闹一番之后要求中国作家唱歌，作家应该多才多艺，我知道冯
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只是没有京胡伴奏，不知他怎样起调？
等了半天没人开口，刚才还是十分热闹的客厅里立刻变得气氛尴尬。我们出国
前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没有准备到美国来还会叫我们唱歌。我在代表团里是最小的
一个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后边不吭声，叫他们大将在前边顶吧。
美国朋友一再鼓掌，沉默的越久，我们的处境越狼狈，大将们你看我，我推你。
我心想：坏了，自己不应往后躲，大将们应该去打“大仗”，这种唱歌跳舞的事理
应由我这个小兵出头。于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说我们两个好，
阿弥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
你妈妈说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们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第三次去找你，你还不在，
你妈妈打了我两锅盖；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
你妈妈说你进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总算圆了这个场。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安妮·蒂乐
德要我教她唱中国民歌。她的语言我不懂，我的语言她不懂，这可难住了我。好在
这时候汽车里响起了轻轻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歇声，可能是谢恒（中国驻旧金山
总领事馆的领事）、聂华苓、张洁、梅缵月几位女士在唱，总算给我解了围。
11。南瓜与核武器
1982 年9 月22 日，中美作家会议在洛杉矶举行讨论会。我走进会场，见美
国诗人金斯伯格早早地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正埋头往两盘磁带上写字。我向他打
过招呼，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会议由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冯牧主持。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要集中精神，会议
已进入正题，可以自由发言，中美作家要展开讨论了，看他们都有些什么惊人的高
论！
“美国作家都要兼职才能维持在贫穷线以上的生计，书的稿酬还不够付汽车的保
险费。书店订购的书有50％到60％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年轻的作家就更困难。”约
翰·赫西（John Herser ）从一见面就把我称做他的“老乡”，他1914 年出生在
天津市新华路旁边的一幢房子里，一直长到10 岁才回到美国。
1974 年他访问中国时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出生地，那座房子的新主人是位热情
的中国老太太，希望赫西能够回去，她可以为他把房子腾出来。赫西一谈起这件事，
脸上就现出无限神往和感动的神色。他的座位在我的左边，60 多年前学会的中国
话还没有完全忘记，在交谈中他对中国，对天津表现出根深的感情。他身材精瘦细
长，满头银发，有一副慈祥老者的风度。他在美国拥有7 个荣誉学位，他用写作
“探讨了形形色色有关人类的课题，并一直保持着清新、流畅和严肃的风格”，
“从未流于说教的地步”。1945 年，他的《为阿丹诺而鸣的钟声》（Abell for
Adano ）获普利策小说奖。他的另一篇获奖小说《一块卵石》，描写发生在伟大长
江上的强烈、庄严而又神秘的生活。他今天的发言，也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
引到会议应该讨论的核心问题上——作家和社会生活、文学和人类时代。他继续说
：
“作家应该永远是生活的局外人，也就是说永远不满足现实生活，要追求新的
生活。小说应当使任何一个读过它的人能够面向他那一个时代的人生，而不论这是
个什么时代。”赫西的话无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且有其独到的观察。
小库尔特·汪纳古特发言：“写作是使愚蠢的人变得聪明的一种工作。
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我把一个南瓜举
到4 米高的空中，然后一撒手，南瓜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这就是文学的
作用。”礼堂里一阵哄笑。
名不虚传，这位汪纳古特果然才气不凡。他的本意是否认作家和文学的社会功
能，却不直说，用尖酸幽默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这和他写作的风格是一致的。这位
身高1。90 米，一头灰发蓬松而零乱。无论从体魄上还是精神上都看不出已经是60
岁的人，他每次发言都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像他那些小说，用创作科学幻
想作品的办法表现当代社会，1969 年出版的《五号屠宰场》稳固地确立了汪纳古
特作为美国当今一个重要作家的名声。“他的想象力、幽默以及既迷人又发人深思
的文体受到赞扬”。同时，他也被文学家们公认是一位严肃的作家。这也许是因为
汪纳古待所描写的是当代一些关键性问题——技术专横、人们对轰炸的恐惧、最深
刻的政治上的内疚、最疯狂的恨和爱，等等。
然而，他今天的发言使得他的一些伙伴都不赞成。因为他的观点倘若能够成立，
卡曾斯为这次中美作家会议所出的讨论题就变成了一句废话。卡曾斯在讲话时含蓄
地、兜着圈子表示了自己的异议。
美国的“曹禺”——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则讲的比较干脆：“作家的作品比
任何炸弹都更有威力，作用更大，永久不休。否则，文明就很脆弱了。
1956 年我被判过刑，因为我拒绝说出在作家会议上看到的那些被认为是资助
共产主义者的人们的名字，被判为蔑视国会罪。1965 年我又拒绝了白宫的一次邀
请，由于在越南的悲剧，这种场合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去参加。
当枪炮轰鸣时，艺术就在死亡。而且生活的法律比任何执法吏所能想出的东西都要
强得多。”且不说米勒的文学主张，他被判刑一事以及白宫请他去作客，他拒绝这
种荣誉，现在都成为他的骄做，成为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人格的有力佐证，这一点
叫我感到有趣。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作家团的内部观点发生了分歧，我们则不必吭声了，在旁
边看乐儿吧。美国这些老兄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代表美国、代
表某一团体或某一组织，他们只代表自己。没有任何义务要维护主席的尊严、同伴
的脸面等等。有人几十年也没有开过这么长的会，这次能坐住屁股开3 天会，可谓
是破天荒的不简单了！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能约束谁，大家都是有教养、懂礼貌
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个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压力。会议
结束，大家四散而去，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想着他们这种“沙龙”式的作家关
系，不禁暗自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的团长冯牧点到了我的名字。他说我和张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
读者群，希望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纳古特使会场的气氛轻松了，这气氛对我有利，因为
我喜欢斗智式的说笑，而不会一板正经地进行严肃的讲话。
“对于作家来讲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谈论自己，给自己的劳动下定义。每个人都
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文学戴上各种不同的颜色的帽子。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不
断地探索人生的奥秘，开拓人们的心灵世界。这种探索和开拓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
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学就是整个的活生生的人，是整个的世界，不要把文学看得太单调吧！最
不懂文学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谓制造文学的人。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当你
非常疲乏的时候，让你洗个热水澡，轻松一下，这是文学，当你困得睁不开眼的时
候，给你冲一个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这也是文学：
热得大汗淋漓的时候，送一杯冰镇啤酒，是文学，冷得发抖的时候吹一阵热风，
也是文学；击一猛掌是文学，亲切吻抱也是文学；可以严肃，可以娱乐，可以哭泣，
可以咒骂，什么都可以，这都是文学。
“作家对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众对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圣人，作家是
当不了圣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对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会变得老奸巨
猾。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类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对世界上
的事情都一无所知，那也是人类的灾难。”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发言结束
后，左边的赫西向我伸出手，说我讲得很好。他这样郑重其事地握手祝贺，倒使我
不好意思了。其实我的心里很清楚，我没有说什么严肃庄重的话，王顾左右而言他，
充其量不过是凑趣。
吃过午饭，会议继续进行。
格雷发言：“我们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在受困扰的社会里，作家不知道他
们要干什么。当政治家创造出一种有远景的政治生活，文学才会繁荣。”汪纳古特
辛辣他说：“美国的作家是非常受宠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学。在中国也
是这样吗？”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说得更痛快了：“中国有没有同性恋？你们
有没有创作自由？毛泽东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他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
但和文学关系不大，多是政治性问题。看来挺尖锐，使礼堂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
实际这些问题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锐，很容易回答。我几乎是好不容易才控制住
自己没有笑出声。
人类的灾难之一，就是人为地制造许多隔阂，比如地界、语言、国家、政治、
时俗等等，使各种民族之间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个口号，不管其内容多么精采和
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难的。口号不能出口。
正像许多美国人不是对中国的现实，而是对中国的一些口号感兴趣并进而产生
误解一样。作家的心灵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么能够进行创作呢？
可是，文学如同船，是不能离开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来的绝对自由呢？
美国号称“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却不许我们自由上街，因为不安全。
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凶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
的百姓就不会自由。这是多么普通的事实，多么简单的道理。作家不应该叫群众害
怕，使政治家害怕难道是坏事吗？美国的政治家不管文学，不怕作家，这难道是美
国同行的光彩吗？“受宠”到不被答理的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美国作家表现出
来的高涨的政治热情，对中国政治的关心远远胜过对中国文学的关心，这一点使我
感到惊奇！
其实，在所有的人当中，最紧张的要数卡曾斯先生了。金斯伯格的发言刚一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