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7-我在白宫当记者-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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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一天，我又来到白宫东厅参加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萨拉坐着轮椅在两排椅子的过道上，我正好坐在她后边。克林顿又迟到了，记者们都在闲聊。我走到那位老人身边，弯下腰来轻声问：“您贵姓呀？”“萨拉·麦克伦敦。”她说。老人口齿不很清楚，她说“麦克伦敦”的英文时，说得很快，我感觉像在听外星人说话。看我满脸疑惑，她干脆拿来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出来。我又问：“您是否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可以，我有许多话和你谈。”说着她又在那张白纸上留下了电话号码。
克林顿到了，我连忙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然后和大家一起起立，克林顿说：“请坐下！”——这是所有总统活动千篇一律的例行仪式。克林顿在讲台上翻看着准备好的讲稿，正欲抬头讲话，萨拉那洪亮的声音突然响遍整个大厅：“总统先生，您后面的灯光太亮，照得我什么也看不见，能不能关掉？”克林顿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抬起头，看了看萨拉，似乎有点生气，欲言又止，终于还是没有开口，记者席中一片哄笑。
这就是萨拉，白宫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记者，从罗斯福、杜鲁门到布什、克林顿，她报道过11位美国总统，已经是白宫的“十五朝元老”（美国总统四年一个任期），可谓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史的见证人。岁月如沙，世事如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宫的主人不断更换，萨拉的同事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惟有萨拉的声音和身影在白宫常留。但是时年89岁的她却仍然和其他白宫记者一样，经常参加白宫的各种新闻活动，风格也依然如昨——干脆、直接、大嗓门，经常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甚至给总统提意见，嗓门比有线新闻网（CNN）的记者沃尔夫的声音还要高8度。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巴塞洛缪公寓的黄昏
我拨通了萨拉给我的电话，但是对方是留言机。我只好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和姓名，毫无希望地等待回音。美国有位专栏作家曾经说过，本世纪最糟糕的发明莫过于电话留言机。我也有同感，在美国我曾多次通过打电话联系采访，最害怕的就是与留言机对话，因为只要它一出现，采访的事十有八九要泡汤，电话留言经常是美国人逃避麻烦，对付陌生人，尤其是躲避爱挑毛病的记者的工具。所以经验告诉我，采访萨拉没戏。也难怪，这么有名的记者，又这么大年纪，哪会轻易接受一个陌生中国记者的采访。
然而第二天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位叫萨拉的人接连两次打电话找我，口音特别不清楚，要重复两遍才能听清。我一听有门儿，连忙打电话给萨拉，她当即答应我第二天即可接受我的采访，地点在她的寓所。
萨拉住在一所名叫“巴塞洛缪公寓”、只有两层高的楼里。这里住着30位平均年龄在85岁的老人，公寓管理部门提供一日三餐、住宿等服务，老人们在这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服务员就是自己的儿女，他们负责帮助老人洗澡、收拾房间等。每位老人每月的费用为2800美元，但政府有数量不等的补贴，平均每位老人只需缴纳1100美元。
萨拉住在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里，里面有卫生间，一张床、一张老式的梳妆台和一个书架。靠窗户的一面墙上放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电动打字机、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极不起眼的10英寸电视机；桌子两端堆满了各种剪报、信封、文件夹和纸张，书架上的书也并不多。室内的摆设再简陋不过了，看起来像一间普通的学生宿舍。
萨拉正在吃午饭。她坐在一辆小型残疾人三轮车上，胸前围着餐巾，面前一张类似电视柜的小桌上放着一杯水、一杯咖啡和快要吃完的西餐，盘子里只剩下一点西红柿、几小片生菜和一点点面包。看得出她的午饭很简单，大概已经吃了很久。她的牙全部掉光了，全靠假牙帮忙，吃饭很不方便。
她让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一边问我：“我还没吃完饭，我边吃，咱们边聊，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我说。她用叉子将一点西红柿送入嘴里，一边咀嚼，一边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如此高龄的她，思路仍然十分清晰，对往事记忆如初。和这么一位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的老人聊天，我心中感觉十分平静，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平淡淡。她当了一辈子记者，经历过无数轰轰烈烈的事件，而现在我感觉她与外面的世界，与那些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是如此遥远，青松翠柏伫立于窗外，更衬托出这房间的宁静和老人的安详。在采访过程中，有几次我们正聊着天，她却一个句子刚刚说完，就静静地低头睡去，我不忍心叫醒她，自己便像个傻子一样默默地看着，在沉寂的房间里等待她醒来，这时我想，或许哪一天她会这样永远地睡去。
我对她的了解太少太少，问完几个问题，我要求她提供一些关于她个人的情况介绍。她决定从三轮车上下来，坐到沙发上去，让我帮她查阅资料。三轮车是充电的，轮子极小，前后轮中间有个平台，可以放双腿。小车有两个把手，把手中间有个按钮，可以选择倒退、前进和停止，简直是个地道的儿童玩具车。她揿动电钮，向后倒，三轮车轻轻退了几厘米。然后她向左扭动把手，又按动按钮，小车向前又移动了几厘米。就这样，她用了10分钟的时间，向前向后挪动了好几次，总算把小车停在了仅有几步之遥的墙边。她让我把电源插上，然后又让我将一个四轮扶手车推过来。我搀着她，她吃力地从小三轮车上弓腰站起来，扶着四轮扶手车又艰难地像婴儿学步一样挪了几厘米，终于喘吁着在沙发上落座。她让我把书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信封、一些印刷品和剪报递给她，然后用皮肤松弛、布满老年斑、像老树根一样的双手，颤巍巍地分拣资料。
此时，我真有些后悔提出那个看起来并不过分，然而对于她却残酷得近乎夺命的要求。
她终于没有找到介绍她的材料。她将从报纸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的剪报、朋友来信、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寄来的资料等一一看一遍，然后让我帮她分别装进不同的文件夹，同时她还在回答我的一些提问。直到下午5点，我才想起来该告辞了。这时她抬起头，握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感激地说：“非常感谢你帮我整理这些材料，非常高兴你今天来这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一定告诉我。”
离开时正是黄昏，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巴塞洛缪公寓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
《我在白宫当记者》 第一部分从罗斯福到克林顿
回来后，我仔细在因特网上寻找关于萨拉的资料，发现并不多。她没有报道过战争，没有报道过骚乱，没有经历过任何危险，没有出版过惊世骇俗的长篇巨著，没有问津过这样那样的新闻奖项，直到前年，她才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总统先生，总统先生》，记述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然而今天她是白宫最令人尊敬的记者。她坚忍不拔的毅力，她对新闻事业的挚爱，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精神，感染了同行和白宫的主人们，总统与她合影，媒体将她作为炒作的对象，华盛顿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甚至以她的名字命名。萨拉成为华府政治圈内的明星。
萨拉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一个普通的英格兰移民家庭。父亲悉尼·麦克伦敦是个农场主，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笃信民主党。悉尼结婚时曾经与妻子达成协议，两人婚后要共同为那些下层和受压迫的人们服务，多做社区服务工作。父母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了萨拉的一生。萨拉说，她对新闻感兴趣完全是受父母的影响。从她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父母俩在饭桌旁讨论政治；萨拉长大后也经常参与争论。她回忆说，经常是十几个人，包括一些亲朋好友，围坐在饭桌旁指点江山，争论不休。
父母都希望萨拉长大后成为律师，少女时代的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她读过不少关于间谍的书，因此那时她的愿望是当一名间谍，为国效力。但是萨拉的老师一天对她说：“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到密苏里新闻学院去学新闻吧。”萨拉答应了，多年以后她还十分感谢那位老师。萨拉说：“记者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它是人民与政府间的信息桥梁，我特别喜欢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事业。”
1931年，萨拉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开始在家乡泰勒市的《泰勒信使时报》当记者，一干就是10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萨拉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首都华盛顿“妇女兵团”总部，负责公关事务，协助招募女兵，安置伤残军人等。
1943年，萨拉结婚了，但就在萨拉怀孕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只好退伍，孩子出生后就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为了工作，萨拉从此也没有再嫁，将她的一生献给了她挚爱的新闻事业。
1944年6月，《费城每日新闻》聘用她为驻华盛顿记者，她拿到了第一个白宫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萨拉一边工作，一边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1946年，为了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照顾好孩子，萨拉辞去了《费城每日新闻》的工作，成立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为全美各地，尤其是家乡得克萨斯的报纸提供白宫和国会的特稿。至今，虽然有时也有个别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她这里实习，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的正式职员仍然只有她自己。
在白宫开始当记者后，萨拉首先遇到的是轮椅上的总统罗斯福。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是记者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萨拉回忆说，罗斯福知识渊博，智慧超人，也许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他特殊的领袖风范，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而且对记者毫不留情面，回答问题特别尖刻。那时她刚到白宫，对一些国际、国内大事又半懂不懂，生怕露怯，因此不敢问问题。她第一次提问题是在杜鲁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萨拉说，杜鲁门使记者的日子好过多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房间十分拥挤，记者们经常在彼此的脊背上做笔记，杜鲁门发现后就和大家一起到一个空间大的地方去，“他很直率，容易接近，也了解我们记者。我特别佩服他诚实的性格和勇气。”
萨拉告诉我，肯尼迪具有一股特殊的魅力，是她报道过的所有总统中最叫人喜欢的一个。“我和他关系也不错，他很熟悉我。我喜欢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领导才能。”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萨拉与约翰逊的关系就不那么顺利了，萨拉至今仍然对约翰逊的火爆脾气耿耿于怀。约翰逊任众议员的时候，萨拉已经进入白宫做记者，但同时也经常跑国会，那时他们就已经有了争执。当时萨拉写了一篇关于石油的稿子，约翰逊看到后对她大发雷霆，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愤怒得像头狮子一样，握着拳头对着萨拉的脸说：“你必须收回那篇报道。纯属捏造。”萨拉也不客气：“我决不收回。这篇报道事实无误。”萨拉这次被气哭了，她含着眼泪离开了办公室。后来，约翰逊又进入参议院，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萨拉与约翰逊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两人更是经常发生摩擦。约翰逊甚至还告到过萨拉的老板那里。
萨拉的风格独一无二，是比较有个性的记者，她底气十足，嗓门很高，经常与别的记者争着问问题，给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因此经常招人烦。第41任总统布什曾经批评萨拉嗓门太高，而且语言也够尖刻的，布什说：“吱吱叫的轮子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总是能够得到润滑油，声音高的人不一定总是被认可，因为这对别的人不公平。”一本杂志曾经将她描述为“白宫记者中最粗鲁的人”，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布里特·休莫骂她是“老傻帽”。萨拉说：“过去他们都骂我想出风头，说我声音太高，精力太旺盛。可是，我是在干我的工作，如果我不这样争强好胜，我就完不成任务。”萨拉对别人的挖苦和讽刺从来没有在意过，她干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我就是我，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也改变不了。”她说。
随着岁月的流逝，萨拉的敬业精神不仅得到了白宫内各界人士的理解，而且上至总统，下至一般职员也开始尊重她、敬佩她。1990年9月，她80岁生日时，当时的总统老布什夫妇亲自写信向她表示祝贺，前总统福特夫妇也写信给她，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