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奋斗-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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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
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
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
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
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
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
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
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
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
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
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政治家
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治手腕吗
？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
？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
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
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
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
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
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
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
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
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
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
，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到灵魂和智力的苦闷的结果。
在政治“教育”（这里可称之为“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
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的竟不一种学校。
这种教育，不操之于政府手中，而竟为卑劣的势力把持着。
我在少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得有绝好的机会认识了这民众教育要关的主办人和计
划人。
最初我很诧异。他们竞能在短时期中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转变公众的真正的志愿和意
见，而为国内的恶势力造成一种确定的舆论。
但是，几天之后，这种谬论，竟成了国内的重要法令，同时，一切重要的问题，反
而竟无人去过剖析，或竟不再受民众的记忆和注意了。
他们往往在几星期之内，在无声无臭中一跃而成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还对之抱着无穷的希望；他们竟享有真正伟人毕生中所不能
得的盛名，但他们在一月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至于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杰出的
人物，他们都鞠躬尽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毁污他的姓名和变为不齿于人们的口中
了。
犹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时从数方面毁污善人的名誉，我们必须先来研
究这一种无耻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类，他们在报纸上所有的危害性，是
怎样了。
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的议会，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义来比较一下，那我们立刻
可以明了人类这一种无意识而且具有危险的错误。
民主议会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选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来决定一切的
事件。
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纵令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一内阁来，为国家处理一切
的政事，这也不过是—个傀儡内阁而已。
在事实上，这个所谓政府者，事先不是经过了议会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
的。
这种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负责任，这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议
会的多数党的手中的缘故。
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执行多数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
的人；他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全的政党
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人个的责任。
因为一种绝议，无论它怎样的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尽于众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
，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样，在实际上竞可以说谁是无所谓责任；因为责任是只能上一个人担我，而不能
归之于只会空谈的国会知上。
这种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
落，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
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制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说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我着责
任的。
在这种制度之中，个别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而完全取决于一人，而且他
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为这取决问题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致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
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是在使那
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无用的人
，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畏避了。”
近年来，在国会的统治之下，旧哈普斯堡帝国，已经在日趋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优势，既因国会而遭受失堕，于是便发生了一种使民族互相攻计的制度
，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计的，尤其在法兰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后，他的势力扩大了，逐即发生了一种增加捷克（Czechg
）势力的计划，这本是他们居于上位者的政策。
这位奥匈联合帝国的未来的统治人物，他对于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进行，在他势力
之下，努力鼓励而且亲为赞助，至少是：加以保护。
纯粹的日耳曼的乡村，便被政府用了纤曲的间接的方法而变成了语言复要的危险地
带了。
在低部的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情形进步日见其速，而且许多捷克人竟把
维也纳当作了他们的首都。
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说是捷克语，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贵妇
人，她生长在仇视日耳曼民族的环境中，太子与她结婚，本届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严格的天主教，而逐渐在中欧建起一个斯拉夫国家，和那奉正教的
俄国作对抗。
因为情形是这样，因而宗教纯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
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来观察，那么，这实是一种为害最大的思想。
从各方面看起来，结果是有着更厉害的悲惨的。
因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汛日耳曼运动。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
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抗到底，
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
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
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
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
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
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
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
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
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
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
良坚定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