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作者: 阿越-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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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北方有些百姓却甚至不愿意种桑养牛，因为家里有桑树，有牛，就被视为富户，免役钱就要多出，百姓由此更不堪重负。但在北方而论，比贫困之家反对更强烈的，是一等户和官户，很多官户，本来不要出钱的，现在突然要出钱，虽然他们有钱，却也不愿意；而一等户则是因为他们出钱最多。朝中大臣以北方人居多，所以这些人的声音更容易传到朝中大臣耳中，真要说为贫困百姓吁请的，倒不见得有几个。否则也不必全盘攻击免役法，只需改良助役法就行了。如果平心而论，对于南方人而言，则免役法至少不是什么坏法，对北方而言，如果能取消或者减少四、五等户和客户的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那么它纵有弊端，也可以接受。”
石越想到自己之前在心里一直单纯的认为免役法扰民，甚至想过要联合旧党狙击此法，心里不由一阵惭愧。长叹道：“非纯父，他人不能告诉为我言此。”旋又想起苏轼本来反对免役法，可是到了杭州后就慢慢没有听到他反对的声音了，而韩琦在河北，则对免役法恨之入骨，种种情弊，他终于算是完全明白。
连李丁文听到这里，见司马梦求如此通达上下情弊，也有点自叹不如。
司马梦求继续说道：“又如保甲、保马二法，推行皆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对此二法闻所未闻，更无害可言。反倒是青苗法推行得当之处，百姓颇得其利。若南方百姓所苦的，反倒是农田水利法。”
这话说出来，众人皆是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陈良一句话，问出大家的心声。
“怎么不可能？地方官吏为了邀功，乱开沟渠，胡修乱造，虚报数字。逼迫百姓向朝廷借钱，虽然利息甚低，却始终是要还的。何况江浙两淮，要修水利，就应当统一规划，才能见其利。各县乱修一气，又有什么用处？”
这话问得陈良哑口无言。
石越点了点头，说道：“这件事朝廷已经知道了，会派专员去两浙两淮督修水利。”
司马梦求又继续说道：“石公子改良青苗法，虽然是善法，情弊减少许多，但也不是全无弊端可言。一则如非大县，一县一般只有一个钱庄，而钱庄春季借出，秋季收回，若非富户豪室，断然没有这么多的本金。而富户豪室，却也有不愿意的，他们宁可钱庄开不成，自己偷偷放高利贷。要抑制这种情况，一是靠地方官员的干材，一面打击高利贷，一面让县中富户联合出资办钱庄；二是由外地请来大商大贩兴办钱庄，让本地的富户无利可图。这种事情，在富裕一点的地方则施行良好，在穷困之处，却全靠地方官的能力。仅仅靠着青苗钱收息那一点微利，如何能打动富商？何况越是穷的地方，借钱出去风险越高。其二则是那些极度贫困的农民，钱庄并不愿意借钱，官府亦不能强迫。而合作社的推广，又并不理想，结果最穷的人，依然还要去借高利贷。所以改良青苗法，如果摊上一个好的地方官，则一切都好，若是地方官平庸无材，那么这根本也谈不上雪中送炭之法。”
石越听他说来，也的确有可能，当下默然良久，才说道：“南方已是如此，北方只怕更加复杂。”
不料司马梦求却笑道：“那却未必。”
“为何？北方可是比南方更穷。”
“北方虽然穷，但是北方也有有利之处。一是北方人情淳朴，欠钱不还之事要少，风险自然小得多；二是青苗法利息低，而北方三等户以下，都愿意借，甚至客户也愿意借，借的人比南方要多，利润反比南方高；三是因为钱庄收息多少，始终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一条，地方官员也很主动的把那些富户召集起来，合伙开钱庄。而地方官为了从钱庄中多收息当成自己的政绩，又会允许这些钱庄借钱给商人谋利，从中抽取税金，当做青苗法交纳。所以北方实际上并不比南方执行困难。实际上钱庄借钱给商人为本，然后谋利，这种事情地不分南北，各处都有。依学生看来，是有利有弊，其利则是钱庄利润变大，商人愿意开设；其弊是学生担心这些钱庄本金有限，最后反而没有钱借出做青苗钱了——这种事情在某些地方已经发生，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钱庄则只要有利可图，青苗法因此名存实亡，生产需要资金的农民还是不得不去借高利借贷，改良青苗法之所以朝野一片平静，这中间是有玄机的，不过以学生所见，这样的事情现在还只是少数地方的现象。”
“那么，纯父可有什么良策？”石越虽然觉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根本是正常现象，但是青苗法积极的一面如果断送，也未必是什么好事。让大多农民破产，而社会工业化程度又无法容耐这么多劳动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社会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石越也希望青苗法能够切切实实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但是让民间资本有效的流入农业生产当中，这个难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司马梦求苦笑道：“我又能有什么良策可言，本来越是穷县越是需要青苗钱，可在某些地方，结果却是越是穷县钱庄越是不愿意借青苗钱，反倒是富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真要解决，还得靠地方官吏的良心与能力。或者在钱庄法增加一条，农民满足贷款条件而钱庄不放贷者，可以向官府申诉求助？不过依学生来看，这些都是细节，实则王相公变法的路子，整个就走错了，这完全是一个死连环。王相公变法便真能成功，财政岁入真能大增，亦不足以解决大宋的问题。”
他这话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就算是石越，也不曾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不过石越对于司马梦求的建议，也不敢断然下结论是好是坏，金融方面的事情，石越并不是行家里手，这样的一条条令加进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暂时难以评估。
“那么纯父的高见是？”石越和李丁文对望一眼，并不急着说出自己的看法。
司马梦求可能是很久没有机会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略有点激动，“大宋之弊，在于冗官冗兵。要解决二者，首先就要澄清吏治，不澄清吏治，消除冗官，就不足以宽养民力，不能宽养民力，就不能厚培国本，不能厚培国本，就不足以显耀武功。王相公变法，背道而弛，焉能成其大道？”
这个道理，石越和李丁文，甚至苏轼、范纯仁都曾看到，也不算稀奇。当下石越问道：“我观王相公变法，虽然重开流不重节流，重法令不重人事，颇有不如人意处，但似乎还不足以言背道而弛？何况王相公执政以来，消除冗兵，禁军减至五十余万，亦不能谓其见不及此。”
司马梦求淡淡一笑，说道：“我当为石大人一一言之。”
“王相公削减禁军，自是事实，然而西北军费所需，数以亿万计，此处消减所得，彼处十倍花掉，又何足道？而冗官之势，熙宁五年之间，愈演愈烈。如嘉佑年间，推恩者数十人，治平间三百人，而如今则四、五百人。官员们一个求田问舍，为子孙谋，谁来谋国？”
“又王相公立置将法，每将下面各有部队将、训练官一、二十人，诸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平增冗官又是数以百计……”
“又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各设官府，不一而足。又国初供奉三班不过三百人，天禧间增至四千二百多，现在则达一万一千多。景德年间大夫之官不过三十九人，如今达二百三十，增加七倍，朝奉郎以上景德年间不过一百六十五人，现在是六百九十五，五倍于彼时。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增至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增至四百三十一人，冗官之势，有增无减。而朝廷厚待士大夫，各项赏赐，曾无止尽。便是王相公再能理财，所得亦不足以偿所出……”
司马梦求把这些数字一一说来，如数家珍，显是平时非常留心。吴从龙等人不知道端详，倒也罢了，石越和李丁文却听来惊心。宋代一个官员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石越是亲身体会的。俸银之外，还有春衣绫、绵、冬绢，还有粟，还有随身仆人的衣粮，还有薪、嵩、炭、盐，还有所谓的“增给”、“赡家钱”、“马钱”、“茶酒厨料”……名目烦多，连石越自己都记不过来。每年郊天、皇帝生日、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生日，更是各有恩赐。国家从百姓那么剥削来的钱财，就这么被所谓的“百官”们吸取了很大一部分。当然不能说这些冗官是王安石的过错，但是王安石变法完全没有抑制冗官的增长，却也是事实。
司马梦求顿了顿，又说道：“本朝苛税，七倍于唐，百姓之苦，谁人知之？天下之财输于京师，而地方不能自留钱财，用于建设。朝廷养兵养官之费，占岁入十分之九。不除冗官冗兵，又谈什么宽养民力，谈什么厚培国本？如今国家之事，乱无头绪，立即仓促用兵，更是急功近利之极。”
说到这里，石越算是明白了司马梦求的大概思路，此人虽然算是才华出众，对国事有着深刻的见解，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见识，不过是以范仲淹的见解为基础。他和李丁文对望一眼，就知道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不由莞尔。除冗官，冗官是那么好除的吗？王安石未必是见不及此，很可能是范仲淹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不愿意一个人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真是想要解决大宋的问题，这个顽疾，石越不能不面对！
总有一天，我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不过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给石越的经验却并不多，因为石越出生的时代，冗官问题比大宋要严重千百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不是现在他要面对的。他笑着中止了司马梦求的话题，“事有轻、重、缓、急，很多事情，虽然按理要那么做，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却需要多走一点弯路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你可明白？”
司马梦求本来正想继续说着自己对冗官的看法，提出一揽子强硬措施消除冗官，听到石越不轻不重的这么一说，不由呆了。他细细的咀嚼着这句话，试图理解石越的意思。
一直听着司马梦求说话的范翔微微笑道：“石大人，您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
石越笑着看了这个青年一眼，“哦？”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面前有巨石挡道，仓促间不能踢开。这时候花点时间去准备工具，召集人手，一起来搬来巨石，比起用莽夫之勇，一味蛮干，要有用得多。”范翔打了另一个比喻。
“哈哈……仲麟真是聪明之辈。”石越笑道。
司马梦求豁然明白，抱拳说道：“学生受教了。”
陈良在旁边补充道：“如果在准备工具的同时，行有余力，还可造一架马车，这样在搬开巨石之后，可以加快上路，把时间补回来。”
石越微微点头：“正是如此。”
又对司马梦求说道：“冗官冗兵，仓促间难以解决。之前多做些有益于国的事情，待到时机成熟，再去动它们不迟。纯父多有干材，须能耐下心来，静待时机。当今天子圣明，英杰之士，正是大有为之时。”
司马梦求点头称是。
严肃的话题既然说得差不多了，当下众人就慢慢放开。司马梦求喜欢说些他游历各地时所见的风俗习惯，地方民情，官吏贤愚之类，和李丁文倒是颇有共同话题。而吴从龙等人显然去过的地方不多，吴从龙对秦汉晋唐以来的官制礼仪，显见非常熟悉，常能引经据典，说上一番，不过他为人方正拘礼，和范翔恰好性情相反。范翔思维灵活，什么事情都是一点就通，上至朝廷官员，下至市井百姓，各种趣闻秩事，他信口拈来，倒如同自己家后院的事情一般清楚。而陈良此人，竟然是精通刑名钱粮诸般庶政，实在出乎石越意料之外。
诸人交谈颇为相得，而吴从龙和范翔又是刻意巴结，卖弄学问，席间气氛活跃，笑声不断，直到天色渐色，这才发现时间流逝之快。石越与宋人交游，见过的名士才子，不知凡几，但当时读书人，无不书生气甚重，谈得几句话，往往就是往琴棋诗画引，其中高材之士，也不过谈谈历史上的典故经文，以证其博，石越心里对这些，实在有一种厌烦之心，因此他平时倒更喜欢和沈归田这样的小官吏说话。今日碰上司马梦求几人，说的当时当世之事，便是说历史得失，品评也是适可而止，绝不肯夸张虚饰，加上范翔此人实在淡吐风谐，石越本就有招致之意，此时更觉不舍，便吩咐侍剑，让人点起蜡烛，挂上“气死风”，做彻夜之谈。
众人从上午至晚上，边喝边谈，本来各有酒意，石越又说到给侍剑和唐康找个箭术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