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7-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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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节，在台港澳文学中的通俗作家作品方面的用力也颇深，可见编著者的选择眼力和取舍尺度。　　　　
　　　　其次，将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放在他们所属的民族文学框架中加以论述，以期扩大阐释空间，还原文学的鲜活性。本书将老舍、沈从文、张承志、沙叶新等放回各自所属民族中进行观照，这不仅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少数民族同汉族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文学的多元共同体，也体现出编著者出于对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的考虑——文学史不可能终结，文学创作不可能穷尽，少数民族文学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如此将产生新的研究视角。本书还论述到相当重要的一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同样也有中外文化的源流问题，也与域外文化有互融互渗的现象，如此，有助于使研究的方向多元化。　　　　
　　　　再次，在甄选、研究大量史料后，将电影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来论析，凸显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开启一个新的空间。从文体角度来看以往的文学史，往往将百年的小说、诗歌、散文花浓重笔墨加以述写，对话剧文学也费墨点染，惟独对于在三四十年代业已成熟的电影文学样式有所忽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一大贡献就是分专章节介绍电影创作的情况，展示创作流变轨迹，将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电影家加以论析，并且对于在中国电影史上较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作阐释。此外，将在少数民族、台港澳地区的电影人和在电影史上占相当重要地位的作品特设专节来详述的思路无疑也是可取的。　　　　
　　　　客观地审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并试图揭示百年中国文学的规律，也许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真正实现，如同我们今天来追寻、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和内在的规律，显得更为容易和冷静。然而，只要述史者从动态的文学特征层面思考，用开放性、多元性的研究方法，所揭示、总结出的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些许规律也会为人们乐意接受。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考察各文学现象时，把研究对象与纵向的传统文化、横向的域外文化相整合，并将其置于世界文学的总体框架中，无疑是颇具科学性的做法。　　　　
　　　　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影响下不断更新重造的本土民族文学。因而在展示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其源流问题。作家作品也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本书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创作规律时，注意到古代小说文体特征、塑造人物方法方面的影响，也捕捉到现代小说对传统叙事的变革；在揭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特点时，肯定了现代散文与中国散文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受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文学观念、创作思想方面的；又有生活态度、审美趣味方面的；既有直接汲取自古典散文的，又有间接受其他艺术形式影响的。在很多情况下，现代散文还受到许多其他古代艺术，譬如古典诗歌、小说、甚至绘画、园林艺术的重要影响。每个成功的散文家，都曾或多或少地从古代文化中汲取有益于他的营养。”唐金海、周斌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第254页；第6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在梳理百年中国诗歌和评析百年话剧成就方面，本书也较好地注意到与传统文化、古代同文体的文学样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还注重介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向域外文化借鉴的情况。以电影为例，中国电影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不大，作为“舶来品”，百年电影在所有样式中是受域处文化影响最深的，并总结出中国电影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来自于美国好莱坞、前苏联电影和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电影。　　　　
　　　　编著者不仅从横、纵两个维度，论析百年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的渊源关系，也将考察对象放置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寻求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对话，用多元的视角比照、凸显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特点，总结的规律也更为客观、深刻些。本书的最后一章主要谈及两个问题，一为全球化语境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为世界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确实，文学的创作在趋近世界文化思潮，文学史的述写自然也会跟进，从而建立开放、立体、动态的文学史框架，这种整合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　　　　
　　　　诚如上文所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具体的编著过程中，真正落实了优秀文学史教材所应具备的“历史属性、主体属性、稳定性属性”唐金海、周斌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第254页；第6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从而使得这部面向新世纪的新编高等院校文学史教材能满足教师和学生以及其他文学读者的多重需求。具体而言，内容深稳精当，各知识点合理，观点富有新意，适合大学教材之用；其体例也富有操作性，避免以往教师在备课、讲授过程中，增删内容的不便；同时，教材稳中求新，点面结合，更适合于学生的学习、思考，较好地传递着文学自身的精神，学生在接受、理解文学史知识的同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创造性思考。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第6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3节　评《非文学的世纪》

　　　　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　　　　
　　　　何平　　　　
　　　　一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从纯粹“文学性”的角度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路径。但由于20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政治化倾向，使得置身其中的文学必然无法回避“政治”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有许多文学史研究者仍然关注着文学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一些研究者以往在考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审视“政治”如何参与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时，由于并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方式，常常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文学的内容与现代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这就使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描述有时不免是感性化或情绪式的。　　　　
　　　　基于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现实，朱晓进、杨洪承等著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非文学的世纪》）将自己的学术预期和指向定位在以往学术研究对文学和政治关系不甚了了之处，试图经由“反思——重估——重构”的学术思路，来客观地探究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因此，这就决定了该著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视首先关注的也许不是纯美学、纯艺术层面的东西，而是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所面对的不同政治文化；20世纪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得以产生的政治文化氛围；20世纪“政治化”语境中的文学表达和言说方式以及形式化、艺术化的文体景观中的政治潜因。从这样的观照视角看取中国文学的20世纪，“非文学的世纪”的特点（第7页）呈现与突显出来，自然不会令人奇怪。　　　　
　　　　《非文学的世纪》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希望借助“政治文化”这一文学与政治关系方式的桥梁和中介，规避并校正以往文学史研究在考察文学与政治关系方式时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的弊病。“政治文化”这个用以揭示政治系统内成员的价值意识、行为习惯与政治系统运行之间关联的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并予以界定。作为—个研究角度，缘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其理论渊源于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政治文化研究被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进并被广泛介绍。　　　　
　　　　《非文学的世纪》在将这样的一个政治学概念向文学研究的转换过程中，通过对诸种观念的比较与甄别，以寻找政治学和文学对接、融合，并且运用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可能。基于此，该著自然关注“政治文化”的心理性和精神性的内容，将“政治文化”界定为“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第6～7页）。进而该著将“政治文化”引入文学研究，指出“‘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第7页）。该著从理论上廓清了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那就是“政治”经由怎样的路径进入到“文学创作”活动并且最终影响文学作品的，从而把它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前提。　　　　
　　　　二　　　　
　　　　由于“政治文化”视角的选择，对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的把握直接关系到对这一阶段文学走向的把握和该著文学史叙述的个性。在导论和结语中该著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作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按照他们的理解：“自20世纪初至世纪末，中国文学所面对的及其自身所包含的政治文化问题，在政治文化所包含的‘政治’的基本内涵方面，一个基本走向，便是从世纪之初已开始追求而在后来得以实现的‘民族国家政治’走向了世纪末期的‘文化政治生活’，而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也从起初的非整合模式经由后来的半整合模式，走向世纪末期的‘前整合’模式”（第470页）；而“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第7页）。基于这样的理解，该著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走向作出他们的阐述：“中国20世纪的绝大半的年代，是处于上述非整合模式和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氛围中，虽然这两种社会模式中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方式不同，但在文学自身的未能获得自足发展的足够空间这方面却是共同的”；“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以来的社会状况以及政治文化氛围，正处于由半整合模式向整合模式过渡的‘前整合模式’阶段。我们从90年代的文学发展趋势来看，文学的自足性发展已初露端倪，文学终于在20世纪末留给人们以更多的希望”（第10～11页）。因此从表面上看，该著虽然没有明确进行文学史的断代和分期，但却把对文学史周期性变化的把握贯穿在具体的撰述中。仔细审视其论述和行文，尤其是文学迁延、嬗变过程中的孕育生成、过渡转换以及迂回曲折之处，便能体味隐于其中的眼光和用心。例如，在对20世纪政治文化和文学之关系发生的溯源进行研究时，该著指出：“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断裂。文学过渡中的新的生长点，催生了五四文学，五四文学仍然保持着清末民初文学难以割舍的政治文化的情结”（第20页）。借助政治文化视角，使我们在寻觅五四新文学形成和演进的内在路径时，找到了晚清民初文学这个重要的源头。应该说，已有的文学史研究也曾揭示过这个源头，但现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无疑给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因为晚清民初的文学是借助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民众普遍的政治诉求而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晚清以来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精神承传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诠释。文学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不但接续、承传它之前的时代而延续，而且，又可能成为它之后文学发展的重要资源，正是这种后先相继的承与续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例如，在谈到30年代文学时，该著认为：“文学的政治化，30年代与其后的年代是一脉相传的”（第70页）。这样的文学史理解直接影响了著者对于其后40年代和建国17年文学的认识，30年代文学政治化的基本特征，在其后的年代里，以其不同的方式得以沿袭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