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7-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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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书评”是各类文学图书评论文章的精选与汇编，拟定每年一本。
社科文献出版社此前已有“史学新书评”等，拟再增加一种“文学新书评”。2003年底，该社编辑中心主任宋月华就诚邀我编选“文学新书评”。我一因年头岁尾忙得不可开交，不想给自己再“火上浇油”；二因对这份东西能编成什么样子、产生什么效果，也没有把握；因而犹豫不决，拖了下来。2004年底，宋月华又几次重提此事，我既感到盛情难却，也觉得辛苦一场编出一本“文学新书评”来，也算是“抢”着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于是，从年底开始再搭上春节长假，终于把这件事情做成了现在这个眉目。
事实上，当今文坛对于年度文学状况的反映，除过我主持的“年度文情报告”之外，就是名目不一、品种繁多的作品“年选”了。这些“年选”，除过编选者不同、作品稍有出入外，可以说互相之间的区别并不大。而有关文学作品图书、文学研究著作的评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而现在文学图书逐年增多，在文坛内外也影响甚大；有关文学图书的评论，事实上也介入了文学的生产与流通；把这些方面的情况汇总起来加以集中的反映，显然是必要和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和不可或缺的。
文学与史学等明显不同的是，它不只是一门学科，它还有作家创作的实践，读者阅读的体验，它是一个运动着的“文学活动”。因此，这本“文学新书评”，就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文学活动”，以较大的篇幅关注文学作品，扫描文学阅读，并在以长篇小说图书为主的前提下，兼顾各类文学创作的成果。即使是“学著论评”，也尽可能地照顾到学科的方方面面。对于书评文章的择取，既看所评对象的重要程度，也看评文本身的精彩与否；意在通过这种双向择优的选取，既以点代面地反映一年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也由此折射有关这两大类文学图书的评论的不菲收获。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以书评的方式说文学，或换个角度看文坛。
我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有《年度中国文坛纪事》、《年度中国文论选》，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编有《年度文情报告》，加上这本《文学新书评》，有关反映年度文坛和文学状况的图书有四种之多了。这几种书可以相互参照着看，因为把它们联系起来乃至总和起来，才是一个跃动不羁又相对完整的文坛。
《文学新书评》今年是首次编选、初次问世，无论是总体的思路、栏目的设置，还是文章的择选，都在用了心思的同时留有不少的遗憾，望读者和方家不吝指教，以使它更好地成长，不断地完善。
《文学新书评》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杂志和报纸书评专栏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来自“新浪网·读书频道”、《书摘》杂志和开卷图书研究所的鼎力相助，在此谨表谢忱。
2005年2月15日于北京朝内
第一部分 长篇关注第1节 我眼中的《受活》
雷达
关于《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我尚未拿到书时，已是好评如潮，批评界不少同仁给了它极高的评价，当然，网上也不乏尖刻的批评，看来这是一部将会引出大量新话题，并可能引起长久争议的作品。在这一切之后，我才开始了我对《受活》的阅读。我在此表达的只是我对这部作品朴素的看法。
四年前，我在《荒诞而凝重》一文中说过：“《日光流年》是关于生命的一个大寓言，是中国化乡土上长出的一棵荒诞之树，它正面是写死亡的，其实是面对死亡写生存的，直接追寻生命的本源意义”。两年前，我在《权欲与情欲的舞蹈》中说：“阎连科正在不断地生产奇书，仿佛出于一种天赋才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土味与洋味，本土的与现代的，传统的与先锋的，写实的与表现的，形似的与神似的，扭合在一起，概而言之，阎的写作特点是：充分的本土化与新异的现代精神之融合”。我之所以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乃是因为，在看了《受活》以后，深深感到，现在我要说的还不及自己几年前说过的话更到位，作为对阎连科的个性特质的把握，这些话没有过时。
无疑地，《受活》是有相当分量的，也是近年来绕不过去的一个长篇。它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一道，让人信服了阎连科是个重量级的作家。《受活》是写乡土的，却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乡土。应该说，它绘制了一幅荒诞而惨烈的中部贫困乡村的生存图景，揭示了国人的某种灵魂状态。对此，作者是有清醒的追求的。他说，真实只存在于某种作家的内心，来自内心的、灵魂的一切，才是真实的，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些话当然不无道理。然而，所谓我们几十年倡导的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谋杀文学的最大的元凶云云，就不知该从何说起了。这几十年的文学究竟有何得失有何教训，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一个作家情绪化地发出某些违背常识的即兴的说法，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如此武断的态度表达，不免让人颇感意外。
回到《受活》上来。它的焦点始终对准中国的乡土，是本土化的，但我觉得它也可能受到过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的某种影响。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隐线，写茅枝婆，孩子们，以及受活庄人的悲凉的历史（《在我弥留之际》曾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母亲与一家亲人的那种悲怆，无爱，顽韧的生活，叙述最终埋葬母亲的乡村故事）。另一条是明线，写一个曾是公社的一般干部的柳鹰雀发迹当上县长后，梦想创造经济—政治奇迹，欲把列宁遗体购到受活庄安放展出，既获得大量门票收入，又获得“坚持马列”的美誉。购买遗体需大笔资金，于是利用受活庄人（残缺人）组成绝术团到处演出，把残疾人当作挣钱工具。两条线索交接碰撞。茅枝婆以“退到自耕状态（退社）”为条件，答应让受活人演出。结局是，列宁遗体没有买进，柳县长却遭到处理，他意外地被车轧断了腿，成为受活庄的一个成员；而获得丰厚收入的受活庄人则遭抢劫，遭讹诈，弄得人财两空，受尽了屈辱。
从《受活》所展示的艺术图景可以感到，阎连科是一个对中国乡土有着痛切而深刻的感知的作家，他对乡土中国的生存状态的揭示确有某些独到之处，尽管是以那样惨烈的，酷厉的，怪诞的，不忍卒读的方式来表达。他写受活人，也即写乡村的弱势群体，写他们的苦难和追求，心灵的苍白，以及对权力的恐惧。同时他还在不经意中写出了如柳鹰雀那般乡村干部的精神状态，比如领袖欲，权势欲，光宗耀祖之类。柳鹰雀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物质掠夺和精神尊严的践踏上，因而必定失败。茅枝婆的“退社”、“脱县”，虽包含着保持人格尊严的动机，但即使受活人从此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县的行政管理范围，它能回到先前那种“理想”的状态中吗？茅枝婆习惯于穿上寿衣抗争，到死也是这样，她以她的一生，来祭奠畸形的时代。真实的生活总是残缺的，受活庄的残缺人也是时代生活的某种象征。作者深知乡土，他能看到乡土中精神真实的一面，比如，他发现乡民个性中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民间化”，而是“社会化”。这里对现代国人所进行的精神拷问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性批判”，而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精神变异”的揭示和对人的精神的现代化的呼唤。
阎连科说，他的小说表现的内容，有时候主要来自内心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写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妨碍了他对生活做出更准确深刻的描写。柳县长的描写就时有简单化和漫画化，缺乏对其心灵世界横向和纵向的开掘。对阎连科来说，艺术表现上的本土化追求早就开始了，用土里土气的充满野性的方言来写作，也早从《日光流年》就开始了。这不止是一种语言追求，更是精神追求，所以他才说：“回家吧，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
（原载《小说评论》2004年第3期）
第一部分 长篇关注第2节 向政治文明的维度提升
雷达
读罢张平的《国家干部》（作家出版社出版），浮上心头的评价是这样的一串词语：广阔，博大，尖锐，复杂。其触动的矛盾之深，揭示的问题之广，给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之强，确乎罕见。它虽只写了一个县级市，却几乎触及了当今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别看它只是围绕提拔一个好干部重重受阻的故事展开，那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足以让我们看到深隐在社会生活深处的某些矛盾有多么尖锐；别看它只是勾勒了嶝江市里的形形色色“国家干部”的面孔，但每个人都有其代表性，类型性，他们共同上演了今天的“人间喜剧”。《国家干部》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反贪小说”，也不是那种尔虞我诈的“官场小说”，它思考的问题甚为巨大。它直面因改革深化而日益尖锐的干群矛盾；它质疑干部选拔机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它从根本上研诘干部身份、干部体制、干部文化，追问作为“国家干部”应负的义务和责任，到底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它真实而又骇人听闻地写出了在宗法文化背景下地方势力的可怕能量，写出了既得利益群体和关系网络一旦形成，就会怎样顽固地、不择手段地抗拒政治民主化进程，甚至使局部地区的政权性质发生变异。如果说，在《抉择》中，张平率先提出了集体腐败的惊人现象，那么在《国家干部》中，他又提出了国家干部中的某些既得利益群体，怎样激化干群矛盾，严重阻遏改革的深入和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如此丰富的、尖锐的政治文化主题，在当代中国文学的长廊里也许只有很少的人曾经触及。
张平称自己的这部作品是“一部现实小说，一部政治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小说”。他给自己的这一定位是饶有意味的。在作家们普遍以远离政治而自诩的情况下，张平却自称他的小说是“政治小说”，这需要勇气也需要胆识。周梅森也曾多次这样表述自己的小说类型。要说当代中国文学有何阙失，依我看，正是有关政治的现实题材创作薄弱，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走向博大和深邃。事情正如张平在后记中所说，我们的文学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并不真正熟悉，对当今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政治形势并不真正了解，老百姓想什么，老百姓中间正在发生什么，也并不真正清楚，甚至对当今的政治架构和政治模式也知之甚少。由于不了解政治，不了解社会，自然也就无法描写政治和社会，恶性循环的结果，只能距离政治越来越远，距离现实越来越远。应该说，他的这一描述是符合事实的。对文学而言，没必要所有的人都去写政治，研究政治，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在整体上远离政治，完全放弃从政治的大视角去解析社会人生，那将是可悲的偏废，那样的文学是断难成大气候的。
《国家干部》对我的触动，首先来自于小说所揭示的深隐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某种危机，它是那样的触目惊心。说穿了，这种危机也就是干群关系中的深层次错位。在作者看来，国家干部倘若脚不沾地，脱离群众，那就有可能形成为既得利益群体，这群体有自己的思维、秩序、利益和运转方式，人民的声音被日渐隔绝，人民的权力会变成一纸空文。于是，人民最拥戴的人，很可能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最不喜欢的人。小说中的夏中民，有魄力、有才干、能吃苦，长期泡在基层，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是罕见的政治人才，焦裕禄式的优秀干部，但他是外派的，他的廉洁奉公和原则性让很多“干部”反感，于是对他的提拔不断受阻，终至于竞在最合法的党代会选举中落选了，连普通委员也没选上，对方企图就此彻底断送他的政治前途，把他赶出嶝江。可见斗争何等激烈。这种既得利益群体，往往又是以地方宗派势力的形式存在着。前市委书记刘石贝，退而不休，遥控着嶝江的政治经济命脉。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爱琢磨人，会琢磨人。以他为中心，织成了一张大网，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他阻止夏中民进入权力核心，并非出于某种恩怨或某个具体利益，而是为了“保住整个嶝江的干部队伍，保住嶝江的形势”，也就是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允许不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掌权。小说中，流氓无赖齐晓昶被提拔为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