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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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所谓的哲学家指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及追随者们。——中译注们的傲气打下去，迫使他们放弃亵渎宗教的论调，重新恢复（至少是因为出于对始终呈现于面前的死亡的恐惧）合理的基督教观念，迫使他们弥补过错，采取必要的措施履行宗教义务。
一天晚上9点，人们升起前桅的大帆以便使船重新回到为避开暗礁而偏离的航道；正在这时，突然发现船只就要撞上前面一块一望无际的岩礁了。船员们发出的惊恐而近乎绝望的尖叫声打断了伪哲学的诡辩论调。我不知道船只是如何迅速自左向右拐弯并及时避开岩礁的，只看到岩礁离船仅有不足20法尺，海浪拍击岩礁，溅出排空的浪花。你可以想像，船上当时一片寂静，那些年轻的无宗教信仰者或许因阻止唱感恩赞美诗而开始了后悔。寂静延续了一小时。10点时分，大家觉得危险已经远去，便打算重新启程，但刚启动便发现又靠近了岩礁。人们只得偏离航线并中断又在展开的反基督教的谈论。另外的两三天同样充满了不安和危险，迫使我们只得一入夜就返回白天走过的路上。此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日出时发现，与我们同行的骆驼号不见了踪影。大风从我们后侧刮来，船只顺利前行。8时许，我们发现前方有巨礁，冲击它的海浪以令人可怕的方式碎成了浪花。我们当时无法后退，便决定以左舷受后侧风向北抢风航行。行驶了半小时，我们发现了骆驼号，它正分担着我们的风险好意地驶向我们。刚发现它，我们又看到前方有另外两个很大的岩礁，上面布满了海浪的泡沫，必须迅速掉头并以右舷抢风向南行驶。如此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在前方见到了与前两个同样可怕的第三个暗礁。于是再次转向。然而这不过是推迟了看来无法避免的损失而已，因为这样忽左忽右地航行，我们总会出事的，而且从西面吹来的风不管我们如何转向，总会把我们推向在我们东侧的岩礁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莱克西本堂神父先生的信（3）
在此时刻，我们看清了所谓坚强的人们指船上那几个不信神者，后文“哲学家们”亦如此。——中译注是何等脆弱。他们不久前还在对抗上帝、取笑宗教，如今却显出了原形：他们既缺勇气又乏果断，脆弱怯懦、沮丧悲哀的神情取代了他们平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倨傲模样；他们平时喋喋不休放肆地亵渎道德和宗教，此刻却愚笨地闭着嘴一言不发。中午时分，人们打算确定纬度，却无法精确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时太阳几乎直在我们头顶，所有观测员都不知所措。海面上空到处是鸟，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题目来问那些脸色苍白的哲学家们了。我对他们道：“瞧，我们的尸体将是这些鸟的猎物，但我们各自的灵魂将归于何方呢？”他们走开了，而这正是我和人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惊恐的神情会使船员们丧失勇气。晚餐时，这些先生们就不只是一言不发了，他们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麻醉自己以忘却近在身边的危险；只有第一桌上的我和第二桌上我的同仁照常用餐。吃罢晚饭并诵过饭后经后，我转身向他们重新提出了那个思考题目并说道：“先生们，在这条船上，这是我第一次在用餐时既未听到令人讨厌的双关语，又未听到亵渎宗教的言论。”我说罢就走了，让他们去考虑吧。过不多时，我发现他们中好几个人神情尴尬地尾随着我，而且我走到哪里他们便跟到哪里。但我装作没看见。我希望他们做出更符合基督精神的事来。这个集团中有几个人参加过复活节纪念活动，但为免遭迫害，他们几乎是秘密参加的（因为这些先生虽然口头上赞成宽容，但对基督徒却毫不宽容）；这几个人请求我重新为其祝圣。于是，我下到底舱去听他们忏悔。他们忏悔过后，另几名哲学家先生也步其后尘，而且终于想起了自己是基督徒和罪人。
我不曾料想这么快便见到他们，因此也未与我的同仁商议对待他们应采取既温和又坚定的方式。我决定在进入本题前把本想悄悄言之于我同仁的话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最先找我的几个人对自己放肆的亵渎宗教的言论和敌视（这一切是船上尽人皆知的）进行了自责。我帮助他们彻底清算罪恶；然后，作为当时惟一可能的补赎，我吩咐他们立即当众表示复归而且当众纠正他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犯下的双重错误。我告诉他们，如在这种场合下进行自我谴责，那么，当看到将使船只沉没的岩礁时，我将为其赦罪，不过他们必须激励自己敬畏和热爱上帝，同时真正悔恨其忘恩负义。我还让他们别以为仅仅因为害怕死亡将至就能使其得救。最初两人作了公开补赎后，余者都受到了震动。我的同仁也做了大量工作，见这一方法获得了成功，他也照此办理。
3点至4点之间，船长派人请我到艏楼上去。我去了。当时我们仍时而左舷受风，时而右舷受风航行，但船只明显靠近了东侧下风处的岩礁。我发觉这些先生十分礼貌，他们正以充满信任和真挚的神态等候着我，这倒让我颇不习惯。船长告诉我两条船正在靠拢，以便能利用喇叭筒相互说话，为此，人们希望我在场。我问让我在场有何意义。有一个思想尚未完全转变的人对我说，因为我被认为是视力特别好的人。“好吧，”我答道，“然而现在需要与另一艘船说话，为此需要的是嗓子好和耳朵好，眼睛对此不起任何作用。”“这倒是真的，”船长接口道，“不过您沉着冷静，您可以听得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没有您这样的条件。”事情便决定了下来。这时两条船靠得较近了，船长要另一条船回答它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对方答复是：在天蝎星座尾部（Ｌａ ｑｕｅｕｅ ｄｕ Ｓｃｏｒｐｉｏｎ）。这句话如霹雳一般把这些先生们惊得呆若木鸡，因为天蝎星座尾部被认为是无法从中脱身的地方。船长醒过神来后又问道，是否有解决办法。对方回答是：有。正像前次答复一样，我高声重复了对方的回答，但大家不大相信。不过，我们船长作为指挥官下令另一条船在前面航行，我船将随之跟进。另一条船立即升起全部船帆径直朝我们下风处的岩礁区驶去。我走下艏楼重新做起了忏悔。6点时分结束忏悔后，我又上了艏楼，发现我们的处境与两小时前已大不一样。奥默拉先生（Ｈｏｍｅｒａｔ）这位我们当中最好的水手同时又是最坚信宗教的人，他知道在东侧和北侧的岩礁间有一条通道，便从这里穿过了。因此，当我登上艏楼时，南侧的岩礁已在我们后面，东侧的岩礁位于我们右舷，北侧的岩礁位于左舷；夜幕降临前，我们脱离了险境。
望见中国陆地前的四五天时间里，我们未遇任何危险，但令人担惊受怕的事仍不少。任何东西都会使那些可怜的不信神者害怕：海面上有时会布满海藻，它们在这些人眼里成了裸露的岩礁；到了夜间，他们又把鱼群当做水底的暗礁，因为鱼群的活动会使海水闪闪发光，如同暗礁表面的水色一样。正是海藻使我们错过了驶近中国海岸的机会。在Ｌｅｍｍｅ群岛附近，我们见到一片宽阔的海滩，上面覆盖着这种植物，我们原本可以穿它而过，但恐惧使船长以为这是岩礁，而且还把Ｌｅｍｍｅ群岛当成了Ｌａｄｒｏｎｅｓ群岛，于是就困在了其中。这使我们处于澳门下风位置。我懂点中文，便问推着食品前来推销的人这些岛屿叫什么名字，他们说这就是Ｌｅｍｍｅ群岛，可船上有人坚持认为是Ｌａｄｒｏｎｅｓ群岛。于是只得抛锚，等待海岸引水员的到来并等待与当时相反的风向。我们等了五天，好在我们需要这段休整时间来完成忏悔。
我们是7月25日圣雅克（Ｓａｉｎ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纪念日这一天在澳门上岸的，而且首先把到达的消息通知了北京的神父们。两年来，法国传教会在北京失去了四位才俊之士，其中第四位是在我们抵达澳门之际去世的。北京复信要我们两人全都进京。我表示自己不宜于在宫中工作。但我必须服从，因此不管如何表白也无意义。于是，我们于1760年3月中旬动身前往中国首都，经过约三个月的水、陆路旅行，于6月6日抵京。命我们前往的（法国传教会）会长赵圣修（Ｄ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ｓ）神父已于一个半月以前去世这位神父死于1760年4月21日。——中译注。这样，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我们只见到三名教士和两名修士。如今，这三名教士中两人已去世，只剩了一人；此外还有我的同仁韩国英神父以及在我们之后到达的另两名教士和一名修士。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莱克西本堂神父先生的信（4）
看到我们传教会只剩下三名传教士，而且其中两人过了五十岁，另一人过了六十岁，我真庆幸自己在拉弗莱什、在旅途中停靠时以及在澳门预先学了点中文。我致力于学习尤其是使用这种语言。三个月后，我在一个口语很好者的帮助下（用中文）讲授了关于忏悔和圣体圣事的知识：我每周先和他一起准备两至三天，再以同样多的时间将讲授内容熟记于心，到了星期天就向初学教理的孩子们讲授，因为人们委托我检查这些人每月的忏悔以及主日的教育。由于教育内容明白易懂、条理清晰、分析精当，而且使用的是优美流畅的中文，所以孩子们喜欢从中摘出某些片段背给我听。不久，基督徒们，甚至一些讲授教理者也来听我讲授并抄写我讲课的内容。第二年及第三年，我依然讲课，直至第三年的圣体瞻礼节，以便使孩子们作好初领圣体的准备。基督徒们坚持与这些孩子一起听课。对你说这些并不是要你赞赏我的才干，而是要你赞美上帝，因为它降福于一个如此可怜的教士的工作，是上帝成就了这一切；当我们不妨碍这一工作并一心只想让上帝获得伺奉、爱戴和颂扬时，它就假我们之手成就了这一切。
这些小小的成功促使基督徒们向传教会提出了让我在教堂里布道的要求，这发生于我在此居住了仅二年多一点时间以后。虽说我学习中文比多数欧洲人来得容易些，而且已习惯于不再把讲授内容形诸笔墨，然而，考虑到圣职的荣誉，我对于需要（连续）讲授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依然感到担心，因为官场上那点惯用语以及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带给我的中文积累毕竟相当薄弱。但我还是服从了。我先构思（布道的）内容概要，用七八天时间反复以中文思考，随之再琢磨两至三天，于是前去布道。不过在很长时间里，布道中仍出现许多缺点：如布道时间过长——因为我无法知道以拉丁文或法文构思的概要用中文表达需多长时间；又如因缺乏简洁的表达方式，致使我使用的总是那些无生气的转弯抹角的说法。再如，当我为避免冗长而控制表达时，偶而又说得不够清楚。前来听我布道的欧洲人还认为我语速过快，不过这种流利仅在他们看来是个缺点，中国人倒是喜欢的。其他一些缺点随时间推移日见减少；然而我只能通过分割或减少布道内容使自己局限于一小时之内——如果我能这样表述的话。
三四年后，我们教会中负责圣体修会（Ｃｏｎｇｒｇ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ｓａｉｎｔ ｓａｃｒｅｍｅｎｔ，它是我们基督徒的基地）的资深教友去世了，人们让我替代他。这使我仿佛处在了各种圣职活动带头人的位置。除了特定的教育任务以及我已承担的每月第二个礼拜日的布道外，我还需负责第四个礼拜日的布道。这便是十五年来我作为圣经传播者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我组织过由六人、八人和十人参加的特别退省；我们还组织了两次公开的退省，我负责检查、比较及部分布道或默祷工作。我还在情况必需时外出宣教达十至十二次，甚至去过长城以北地区；为不被认出来，我只得走可怕的悬崖绝壁上的羊肠小道。那样的地方，如今即便找不到可经由大路前往的当地人，我也很难去了。我每年听忏悔3000多次（不到4000次），大致占我们北京法国传教会及附属机构听忏悔总数的1/3，因为每年来我们这里忏悔或我们外出听忏悔的总数为10000~12000次。我听忏悔的次数之所以多于别人，是因为我是欧洲人而且能凑合讲中文。中国人对本国教士不大相信。在北京城内和我们教会附属机构里接受洗礼的人数每年达六七百名；不过这方面的情况并无一定之规，无论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一样，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由亲属送来要求受洗的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人数相比，举行临终涂油礼和宗教婚礼的人数很少，因为除住在京城及近郊者外，其他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