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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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4）
他们谈的或是数学，或是道德，或是宗教，因为汤若望神父善于把君主从轻松愉快的话题引向实用的话题，而且尽可能引向能使他认识灵魂得救的道理的话题。通过此类交谈，传教士至少使征服者对基督教产生了敬意，从而始终对宗教予以照顾并让布道者享有传教的自由。因此，基督教在顺治年间获得了重大进展。
如果汤若望和教友们只是因政治观点才如此行事，如果他们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有独自在中国传教并控制中国教会的野心，他们就不会把宗教的进展告诉整个欧洲，也不会从其他修会中寻求合作者，他们就既不会帮助后者进入这个帝国，也不会让其进入他们在华组建的机构。对他们来说，拒绝这样做真是再容易不过了，然而他们却始终热忱地鼓励、支持和保护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顺治去世时八十岁原文有误。据《清史稿》，顺治驾崩时年仅二十四岁。——中译注，继位者是著名的康熙皇帝：当时他年仅八岁。康熙在统治初年并未显示出他在日后给予欧洲传教士的那种明显的保护。传教士几乎悉数被戴上镣铐流放广州。汤若望失去了恩宠，丧失了职位，蒙受了耻辱和诬陷，遭受了牢狱之苦，而且最终因宣传耶稣基督而被判处死刑。他以坚贞不屈的精神证明：他认为在牢房里公开表明对上帝的信仰要比在一个伟大君主的宫殿里体面地宣传上帝更觉得幸福。对他的判决并未执行，然而，高龄和苦难不久就导致了刽子手们未做成的结果。出狱后不久，上帝砸碎了羁绊他肉体的锁链，使其灵魂享有了天国子民们的自由。
（对宗教的）迫害在康熙未成年时相当激烈，但一俟他成年并亲政，迫害即告结束。上帝把在中国恢复宗教信仰的光荣留给了这位如此公正、如此通情达理和才气横溢的君主。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中国人习惯于每年都要派人修历，差不多像我们这里每年编年鉴一样，不过在这个国家，历法是被看成国家大事的。历法由官方制订，君主也会参与其事。自从汤若望被罢免钦天监监正职务从而失去了修历权后，接任该职者的无知使历法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因此君主意欲着人重新修订。由于人们已不再害怕在朝廷上向皇帝提供良策，某些公正大胆之士便向他提出，在皇帝未成年时被放逐或囚禁的欧洲数学家们（其中三人仍在北京）非常能干，在中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向其垂询最为妥当。皇帝认为此议甚佳，当即派人找来了三个欧洲人。后者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且从第一次召见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获得比管理已编订的来年历书更重要的恩典。人们把这一历书交给南怀仁神父审查，他从中发现了二十余处重大错误，有些甚至是十分明显的错误，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他禀报了皇帝，后者从此对传教士特别器重。
南怀仁神父利用皇帝初露端倪的宠信请求允许传播基督教。君主仁慈地接受了他的奏请，却不想抛开必要的形式，便把申请交予礼部审议，后者予以否决。传教士毫不气馁，请皇帝任命对我们圣教有较少偏见的其他判官予以复审。皇帝以举朝一致称赞的礼贤下士的态度将此事交给另一机构（Etats de l’Empire）处理。经认真审议，该机构裁定：基督教受到了不适当的指责，这种宗教是合乎道德的，其中无任何有违国家利益之处；所以，因传播基督教而蒙辱的汤若望神父应恢复名誉，因信教而被革职的达官贵人也应复职，欧洲教士应予召回，等等。
这一裁决对于确保年轻君主抵制反宗教者呈递的令人讨厌的奏章起了重要作用。自1671年，即传教士们重返教堂的第一年起，许多中国人就信奉了宗教而且无任何人反对。翌年，一位国舅及指挥满洲八旗的八位将军之一接受了洗礼。从这时起，福音在中国取得了极大进展。
作为利玛窦和汤若望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南怀仁神父是所有这些成功的灵魂，而且其生前是该传教会的支柱。对神父来说，与皇帝频繁的交谈及给他讲授数学课程皆是向他解释上帝律法的时机。神父使皇帝十分重视和崇敬基督教，只可惜未能有幸说服他信奉。
法国人要感谢南怀仁神父召唤他们来分担其工作，正是他使法国人来到了北京而且使皇帝作好了优礼迎接和善待他们的准备。他正好于法国人抵京之际去世，南怀仁死于1688年1月28日，路易十四选派的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时刚好遇上南怀仁的丧事。——中译注因此未能获得亲自向中国朝廷介绍他们的慰藉。
他的去世犹如他的生平一样都是神圣的；他不懈地展示宗教使徒的美德，以此为自己的死亡作好准备，凡叮嘱其他传教士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认为，对他以及对其他传教士来说，若想行善，尤其是在中国行善，就应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具有什么都不能使其灰心的勇气、什么都无法阻止的积极性、什么都懈怠不了的坚忍精神，必须具有谨慎但不顾忌舆论、慎重但不胆怯、大胆但没有野心、耐心但不冷漠的热忱，必须专注于拯救他人灵魂，同时又丝毫不放松自身灵魂的拯救，必须大公无私——因为只有大公无私，人们才能对耶稣基督说：“我并不寻求我的光荣，自有为我寻求并判断的一位。”（《若望福音》Ⅷ；Ⅴ。50）
我们这里介绍的内容是从奥尔良神父撰写的《利玛窦神父生平》一书中摘录的，该书1693年刊印于巴黎。我们认为，让读者较广泛地了解被视为中国传教会奠基人的这三位传教士的才干、热忱和美德，同时简略地介绍他们自入华起到法国传教士（他们以其记叙对我们了解这个广袤的帝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抵华止这一期间所做的善事是有益的。
人们在本卷中将读到科学院德·拉朗德先生（M。 de la Lande）撰写的关于在北美洲传教的圣绪尔比斯修道会（SaintSulpice）传教士、修道院长皮凯（l’abb Piquet）先生生平事迹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是关于在北美洲的传教士回忆录，中译本没有收入。——中译注。我们认为，让大家了解在使徒生涯中成绩卓著的所有人并对他们的才干和美德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快乐。人们随后会读到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是耶稣会士宋君荣写的专著《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由于内容太专业，尚未找到合适的译者，故中译本暂未收入，拟将来译出后另作专书出版。——中译注，这是一部博学的或许是有益的著作，但对就此并未入门的人来说读起来可并不惬意。还有一篇关于图尔农红衣主教在中国旅行和逗留的珍奇回忆录以及多封极为感人的书信，无论是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还是在各省传教的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修士所写的都很感人。
在结束这篇《前言》前，我们还想就在德·索纳拉先生（de Sonnerat）新近出版的《游记》中读到的关于中国的内容冒昧地提几点意见。我们不否认作者的机智和才干，我们只是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弄错了或是上了当，他在作决定、下断语时较为轻率，他想推翻我们从已出版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的记叙及游记中（总之是从撰写中国人的风俗、技艺、管理的所有作者的作品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可是又没有证据。
我们不想强调这位作者希望灌输给我们的对传教士们的不利看法。他暗示甚至似乎确信这批欧洲人只是些狂热的愚昧无知之徒或是些异常乖巧自负的招摇撞骗者；其中一些人不守本分，却又始终囿于繁琐的经院式的学问之中；另一些人则是危险的深谋远虑的却又相当讨人喜欢的政治家，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只是为了奴役全世界。
在颇具哲学色彩，然而又如此不得体、如此不合情理的开头以后，作者进入了本题。我们随他一起进入，却发现德·索纳拉先生没怎么见过中国，更没有在那里周游过，他甚至不懂该国语言；他所说的一切不过是他本人想像的结果，或是他通过那些可能并不忠实的翻译与某些知识贫乏因此很少有兴趣教育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商人交谈的结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5）
倘若有个旅行者，到了欧洲边缘某个城市，与一个无知无识而且他又听不懂其言语的欧洲人谈了几次话，就想对我们谈论我们的种种习俗，评论我们的科学院、法庭和行政管理，而且无任何证据也不引证任何权威意见就反驳人们就此写过和发表过的一切，那我们该作何感想呢？
然而发生在德·索纳拉先生身上的恰恰是这种情况。他到过离首都约600法里的中国边缘城市广州，在那里没看到多少东西，更没有和官员及文人们谈过话，人们几乎不准他走出指定给欧洲人暂住的区域，他根本不懂这种如此难说、如此难懂的语言；然而他却像一个曾经周游过中国各省，阅读过中国主要典籍，参观过宫殿、各部及学术机构，会晤过军政长官、法官和文人的人那样发表意见。他对他所不了解的这个广袤帝国的居民、农业、行政管理、作家及其作品、技艺和习俗等等妄下结论。总之，他对一切都要议论一番，而且其口气与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四十年的人，与周游过中国并测绘过它的地图的人，与陪伴皇帝出巡过的人，与曾在中国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并经常与官员及文人们交谈、研究过中国语言、习俗而且研究过他们非常想深入了解的这个民族特征的人，与获准接触文书档案并出入宫廷的人同样甚至更加自信和肯定；何况，德·索纳拉先生以轻蔑和毫无说服力的轻率态度不断予以驳斥的正好就是这些人。
这样一来，传教士们似乎就不值得信任了，他们就不再像欧洲最博学的人们不久前认为的那样值得人们咨询，值得给他们寄自己的著作了，其书信也不再具有价值，更不值得人们尊重了。
当然，德·索纳拉先生完全可以反驳他们；证明他们犯了错误不是很好吗？然而，当他提出据原文编年史翻译的《中国通史》完全是捏造的，当他认为这是传教士们的诡计，是传教士们以一系列深谋远虑而又惊人的手腕编造了这部历史时，人们还会相信他本人吗？事实根本不像他所说的那样。鉴于在德·索纳拉先生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试图暗示和坚持这一重要问题，它就更值得予以说明了。被他指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正如在别处一样并不缺少对他们所说、所做、所写的一切予以认真挑剔的观察家。何况，要是传教士们臆造了这一连串事件、一系列朝代，并臆造了这些战争和动乱以及这个最古老最辽阔的帝国的种种波澜壮阔的景象，怎么可能只有德·索纳拉先生一人发现了这一切不过是蔑视真理、以欺骗愚弄举世轻信者为乐的一种手腕的结果呢？
有那么多热忱、博学但有时又有偏见的其他传教士，而且我们敢说他们往往是反对被德·索纳拉先生所攻击的那些传教士的，但无论他们是在北京、中国外省还是欧洲，他们中有任何敢于大声反对如此巨大的“欺骗”的人吗？
我还想就孔子的著作说几句同样的话并作出同样的答复，因为德·索纳拉先生断言：孔子那些东西不过是由平庸的格言和拙劣的拼凑物组成的汇编而已，我们在欧洲所知道的这位哲学家的东西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传教士们以孔子著作译文名义寄给我们的所有文稿均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他这一论点是十分肯定的。然而，不管应当如何尊重德·索纳拉先生的权威，人们是否应该、是否能够仅凭其言论而相信他呢？他读过这位中国哲学家的原作吗？他比较过原作和我们这里读到的内容吗？如果他有充分理由支持其如此斩钉截铁地提出的论点，他就不难向我们解释此说的理由。难道他应该仅仅只讲孔子是个说话颠三倒四的人，而且那些如此明智、如此合乎情理因而受到你们赞赏的格言是出自他人之手吗？如此尖锐的批评与德·索纳拉先生的精明是相配的，因此，他应该不只是凭空说说，而要拿出表明这一品质的事实，尤其因为他曾向我们表示他绝不会有任何偏心，而且认为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值得观察家的关注和哲学家的研究。然而他怎能指望他的读者们会把此类事情，托付给一个什么也没有看到的观察家和一个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哲学家呢？
德·索纳拉先生还让《游记》作者（即传教士）们对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