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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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神父并钦命白晋神父以他的名义前往罗马。礼品送到主教先生处后，人们便委托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照管。但皇帝的传旨官只对白晋神父说话，因此宫中无人怀疑白晋神父是皇帝惟一代表，而沙国安先生只代表主教先生，因为说到底，若非君主委派，任何人都不得享有钦差头衔。皇帝召见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时也只对前者说话且只嘱托他一人以其名义向教皇致意。更有甚者，沙国安先生请要国书，皇帝拒不给他，而只给白晋神父一人使节证书。耶稣会士把这一切告诉了主教先生，他却不动声色。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白晋神父担任使节一事，只知道他给各教省写信称因有人建议，故让白晋神父任沙国安之助手。人们可以认为，主教先生真诚地相信，白晋神父是不会以使节身份前往罗马的——他甚至把这一点以书信方式告诉了教皇。或许他认为白晋的使节身份是尚未确定之事，因为他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命的；而自己作为传教士长上，他们必须获得自己批准方能接受皇帝委托。令人惊讶的是，他不想了解白晋担任使节一事，尽管此事业已公开且大家都在谈论。
在遥远的国度，在一个猜忌其权力的宫廷中，主教先生打算运用自身的权威，甚至以越权的方式处理此事。礼部派人将礼品装箱后把钥匙只交给白晋神父一人。主教向神父要钥匙，神父服从，把钥匙给了主教阁下。后来，神父当着证人的面先后六次向主教讨要钥匙，但主教根本不予回答。最后，动身的日期到了。多罗先生把钥匙给了沙国安先生而且不许他将其交给白晋神父——除非沙国安死于途中。到达广州后，为他们引路的官员准备返回宫中；这时，沙国安先生向官员索要原本为白晋神父颁发的使节证书，人们也向沙国安出示了证书。于是，白晋神父向沙国安先生表示，既然他已经从官员手中看到了证据，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因此，如果沙国安先生担心官员会对宫廷作于他本人不利的证词，应当把礼品箱的钥匙交给自己。主教先生不久就知道了白晋神父的意图，为此十分不快，于是致信沙国安先生，要他宁肯把礼品扔到海里也不能把钥匙交给白晋神父，还说他将嘱咐白晋神父的上司张诚神父，让他命令前者辞去（皇帝交办的）差使。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5）
事实上，张诚神父虽然明知要冒何种风险，还是甚至在接到主教命令之前就给白晋神父写了信，让他把礼品交与沙国安先生；他还向白晋神父许诺，他和宫中的神父们将竭力平息皇帝的愤怒。张诚神父把他刚给白晋神父发出的命令告诉了主教。
主教先生在北京宫廷经历的第五件事是这样的：他向名叫KanKama的官员表示，他急于单独觐见皇帝以向其无保留地坦陈心迹。这正是陛下渴望已久之事。觐见日期定于6月1日，但主教因身体极度不适而未能前往。于是，皇帝差人告诉主教，他可把想说的话告诉某位官员。主教两次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他要跟陛下谈的事情极为重要，它既不涉及教皇利益，也与传教会利益无关，却事关皇帝乃至皇族的利害，因此他只能跟皇帝特别委派的人谈。皇帝因主教反复拒绝而深感不快，使他诧异的是，来自如此遥远之地的一个人居然要跟他谈涉及他本人和家族的事。他略显激动地拿起朱笔，在一张短笺上写明了对主教行为表示不满的理由，还命令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事情真相。
在皇帝圣旨逼迫下，主教只得当着我们及官员们的面宣布，涉及皇帝本人的事情是：1。白晋神父自封为皇帝派往罗马的钦差；2。葡萄牙人阻止其他国家国民来华。我们所有人都能想像主教将引发一场何等的风波，因此无任何人愿为主教阁下担任翻译——尤其是翻译第二项内容。于是阿比亚尼把主教先生打算上奏皇帝的话告诉了官员们。后者拒绝将如此重要之事仅由口头禀报皇帝，我们只得把它们写成文字。与此同时，我们留住这几位官员消磨了一些时光，很晚才放他们回宫。在此期间，我们请北京主教先生（M。L’évêque de PeKin）向多罗主教先生指出他让人转告皇帝的这些话将会带来何种危险。多罗先生随行人员中的众教士们也恳求他改变主意。多罗先生只说他必须服从教皇，别的一概不作回答。这样，用意大利文写的多罗主教先生的陈情表加盖封印后就交到了官员们手中。阿比亚尼先生把文书交给他们时说道，里面写有两项令人遗憾的内容：第一项是对白晋神父的指控，他原本只被安排为沙国安先生的助手和译员，却声称拥有钦差身份；第二项是对葡萄牙人的控告，因为凡不经过他们国家或不服从他们国家法律的人，他们均不准其来华。
宫廷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主教的声明。人们赶紧把它送给正在乡间行宫的皇帝。皇长子一读完便大声说道：“这个外国人多管什么闲事！白晋神父确是我们的钦差，主教的侍从岂能与他相比？我们怎能选他担任我们的使臣？”然后，皇长子把主教的声明送达了父皇。陛下阅罢显得极为不快，他问早已在宫中供职的传教士，如在欧洲，主教先生尤其是沙国安先生这种做法是否应受最严厉的惩处。接着，他亲笔给多罗先生答复如下：1。他证明白晋神父没有过错；2。提醒多罗，作为教皇特使，他只应参与宗教事务；3。多罗嘴上说要铲除不和的根源，实际却到处制造不和；4。至今为止，欧洲人在中国行为得当，只是在多罗来华后才发生龃龉；5。皇帝还威胁多罗，在其帝国疆域内，如未经各口岸审查，（今后）再也不接待传教士了。
神父们请阿比亚尼先生预先告诉主教，他将收到皇帝严厉的答复，以便使他接到答复时有所克制并以温和的态度感染传旨官员。主教先生听从了阿比亚尼的建议。他请传旨官们感谢皇帝对他的忠告。皇帝则向他们询问主教是否已承认他的助理不是钦差。
皇帝又降了第二道充满威胁的旨意，不过他不许向主教出示，除非后者冥顽不化或急于要看这道旨意。神父们闻讯后便让阿比亚尼先生通知主教阁下。因此，当官员们再次前去时，主教表示服从皇帝的命令，而且丝毫不显得急于知道官员们带去的皇帝新旨意。当被问及召回白晋神父是否适当时，多罗先生明白把白晋神父解职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说到底，在这种体制下，沙国安先生不可能独自承担运送礼品的使命，这就会继续推迟动身时间。因此，一听到官员们的建议，主教先生便禁不住掉了泪。他为此从未掉过这么多泪。官员们问他何以如此，他说道：“教皇陛下肯定会因皇帝陛下的礼品迟迟不到而责怪于我，如果神父延缓出发，礼品肯定会到得太晚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通过马尼拉的渠道把有关礼品的消息告诉了教皇。所以，他恳请陛下为礼品和白晋神父放行。
主教先生招致的第六件事情是：他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皇帝不快，人们要他道歉。他原本只需以泛泛之词赔个罪也就行了，可主教先生硬是不作任何道歉。这可真惹恼了君主。主教接连收到宫廷的严厉命令，它与主教的显赫身份极不吻合。最后，他被迫提出申诉，称人们侵犯了教皇特使的尊严。在世俗宫廷中，人们对如此可尊敬的头衔并不怎么在意。不管怎样，人们依然向他表示，他们是尊重教皇特使身份的，但是要他出示国书和特使的信物。如果有的话，人们催他赶快出示。主教先生提供了两封写自罗马的信件：一封写给北京主教先生，另一封是给科农主教（L’Ｅvêque de Conon）先生的，以此证明特使身份。然而，连这两位高级教士都认为这还不足为凭——在与罗马教廷风格不同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主教先生或许有充分理由不出示其授权书，因此他没这么做。于是，皇帝打算让他离开北京。皇帝采用的方式是：不下达令其离京的具体命令，但不准他推迟规定的动身时间。皇帝还降旨令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携带礼品回宫，留待某位能出示合格授权书的教皇特使护送。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6）
这一计划起初仅作为一种威胁告知多罗先生的，以便使他回到皇帝希望的立场上来；但主教未采取任何措施平息宫廷的不满，于是，皇帝执行了把多罗先生遣返欧洲的计划。一名官员火速赶往广州，向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宣布了令其携礼品回京的命令。皇帝给他们的圣旨写道：多罗（这是主教的中文名字）未有充分授权，无法被确认为教皇特使；虽则早已在京之欧洲人曾证明其身份，但我们并非必须相信。
为使多罗先生重新获得皇帝圣宠并为拯救罗马教廷荣誉，我们的确尽了全力。我们表示，对主教先生的惩罚不应落在教皇头上，因为后者已从鞑靼和马尼拉的渠道获悉，礼品正从中国运出。但我们的努力毫无结果。我们已把向皇帝请求的原文寄往欧洲，以便证明直至宫廷明令禁止我们继续为主教先生说情，我们才停止这样做。眼看着巨大的希望成了泡影，这对我们触动至深。皇帝本人曾向多罗先生表示，他满怀希望他的子民都归信基督教；然而后来他又指责后者，由于他的固执，今后他将反其道而行之。最后，陛下令主教先生致信教皇说明，基督教在中国未有重大进展，这与陛下无关。
在这场灾难中使我们稍感安慰的是，皇帝下令以迎接主教先生来京时同样的礼遇送其出京；由此，（对主教的）侮辱得到了制止。我们还可以说，尽管人们对主教先生产生了不满，但教皇是始终受到尊重的。某些廷臣放肆地说，应当通过其特使来判断教皇；皇帝制止了他们并向其指出：“使臣随心所欲地处理主子交办的差事，这是相当普遍的通病，一旦被强大的君主赋予职权，他就冒充小帝王了。”因此，如果正确判断事态，可以说罗马教廷在这里并未失去多少声望。
使我们痛上加痛的是科农主教先生、盖蒂先生（M。Guetti）以及科农先生的讲授教理者被监禁。皇帝埋怨科农先生对他出言不逊，这肯定不是这位高级教士的初衷。
至于盖蒂先生这位钟表匠，他是在中国被授予教士职位，随之被带到北京施展才能的。科农先生赴鞑靼觐见皇帝时，他也被召到那里并被留下来为皇帝加工钟表。正当他忙于此类事务之际，主教先生把他的意大利医生博吉西奥（Borghesios）派到了皇帝身边并试图将其安插于宫中。这名医生还携带了几封给盖蒂的信件。至此，盖蒂本人并无过失。然而这些信件给他造成了麻烦。明察秋毫的皇帝问他是否收到过信，盖蒂先生坦率地承认博吉西奥医生给他带来了两封。皇帝令其出示信件，盖蒂先生说他将其放在了盒子里。人们取来了盒子，盖蒂先生撕掉了一封信，把另一封信藏到了他以为无人会去搜查的地方。目睹盖蒂先生这一伎俩的官员把信件碎片送交了皇太子，后者又将其交给皇帝。皇帝大声斥责欧洲人的欺骗行为，令盖蒂把撕碎的信件拼凑起来并交出藏匿的信件。盖蒂先生遵旨照办：（其实）无论哪一封信中都没有太重要的内容。在第一封信中可读到以下字样：“这些人（指耶稣会士）将使出一切可以想像的手段把您挤出宫中”；此外还有这样的话：“主教先生十分希望您能在皇帝身边立足，但要注意别说出来。”在第二封信中，人们只读到几条（意大利）国内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均是无关紧要的。盖蒂先生的过失是试图以低劣的手法不让皇帝知道这一切；由此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为弥补过失，他保证宁死也不再骗人了。
第四款（主教先生离开后中国的宗教状况）1。皇帝懊悔在主教先生身上浪费了恩典，因此每天责备宫中的传教士；因为为让这位高级教士入华甚至进入宫廷，传教士们曾多次向陛下提出过迫切的请求。
2。皇帝陛下认为有人对他缺乏尊敬，因此威胁要进行报复，于是，他撤回了礼品，遣返了主教先生，以此表示其愤怒。
3。宫中有人想像，传教士之间的不和与纷争，只能起因于某些野心勃勃的计划。出于这种看法，皇太子下令在各省收集秘密情报。他甚至让一个仆人接受洗礼，以便通过他了解我们集会的秘密。为了同一目的，人们威吓盖蒂先生，要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耶稣会士的一切。
4。有人开始在皇帝面前抨击基督教了，这是此前无人敢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