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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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所有大小官员都会齐了。他们要审查许多事情。但就在聚会当天，所有人中品级最高、喜欢基督教徒而且尊重我们宗教的一位官员一开始就决定应当尽快释放我们。所有人均需对此表态，但由于人们担心国王指责判决不公，因此不敢再说什么。9月1日，国王自己问起了这件事，人们回答说正在审查中；次日，人们禀报国王，所有人均同意释放我们。国王下令执行，随之立即退朝，不想再谈其他任何事了。有人前来告诉我们消息；我们感谢上帝，而且前往教堂以更庄严的方式赞美上帝。再也不用许什么诺言了，人们对我们不提任何要求，但他们迫使所有基督徒担保我们不离开王国。这样，在多次经历了差点被送回或驱逐的遭遇以后，我们与这个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相连了。
我们获释后过了三周，国王请我们去见他。主教先生正值病中，无法前往。我和我的教友去了。国王对我们十分友好并表示很喜欢我们。他甚至居于我们之下，让人向我们献茶（这是他对最显要的官员都不做的事），还反复请我们喝。他似乎希望在这一天纠正自己在一年中对待我们的方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暹罗的传教士（3）
从那时起，我们多次被他接见，他向我们表示好意；但鉴于我们圣教与他的宗教不合，我们总是被迫使他不快。他继续认为他能在空中飞翔，我们则频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以致他厌烦了我们的话；因此，一年多来，他没再让人来召请我们。既然不去宫廷，我们就尽可能在民众中交游。许多民族的人都前来暹罗，如科钦支那人、老挝人（与暹罗接壤的亚洲王国老挝的居民）、中国人等等。我们并不缺乏收获，缺的只是传教士，不过是符合使徒精神、充满热忱而且不怕酷刑和死亡的传教士。我们继续处于遭受酷刑和死亡的前夜，我们做着应做的事以配得上它们；然而上帝怜悯我们的脆弱。今年，我们欣慰地看到好些成年人接受了洗礼。要是人手更多一些，我们原本可以给今年死于暹罗的其他许多成年老挝人以同样的恩典。约有八十人临终前接受了洗礼，我看到其中有好几人在其苦难和不幸中以十分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圣经》的教诲。有一大批老挝人顺从地倾听我关于永生的教导，而且还请我指点；然而嫉妒的魔鬼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开端。如今，这些可爱的初学教理者已被驱散。我难以碰到他们，我其他的工作不容许我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但愿上帝的意志被人们所赞美，一切就将变得有利于它最伟大的荣光，而这些被驱散的可怜的人们将会让人熟悉他们所信仰的真正上帝的英名——这便是我希望的。我的教友在对中国人进行工作，后者人数很多。暹罗人对我们表示尊重而且渐渐承认了我们宗教的圣洁性。他们的和尚丧失了一些威信，这将导致何种结果呢？上帝知道这一切。我们很需要人们为我们祈祷。今年，临终前接受洗礼的孩子达九百多人，也就是说，天国争取到了同样数量的人。
先生，以上便是您想要的详细情况。我严格遵循您的指令，但我祈求您向上帝请求我的圣化，让我能超脱自我，获得苦修精神。当我把自己都并未很好实行的东西教给别人时，当我激励别人的热忱而自己却如此冷漠时，我常常会感到脸红。先生，我指望您祈祷的佑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1）
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
第一款
当多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先生被任命为赴华教皇特使（Lgat）时，他从罗马致信闵明我（Garimaldi）神父，请他从中国方面为其获准在该帝国某个港口上岸的许可，甚至还请这位传教士帮他出主意。教皇特使这封信函写于1702年2月7日。闵明我神父通过多种不同途径给多罗先生作了答复，信件是在福建和广州寄出的，他在这些信中向教皇特使诚恳地谈及了履行特使职责期间值得担心或可以指望的事。
多罗主教先生1705年4月8日抵达广州之际征求了当地最资深的一些传教士的意见，因此决定隐其头衔，待时机合适时再予以公开。然而他又让人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说他将前往南京，他们可以把给他的信寄往该地。这一决定不久就改变了，因为他听信了与大家意见相左的几个人的劝说。他致信在北京的传教士，让他们不由分说地通知（中国）皇帝：安塔基亚（Antioche）主教业已抵华，经教皇陛下赋予全权，前来各传教区巡视。从这时起，除了给闵明我神父写信，请其向他提出他自己认为适当的忠告外，主教先生就再也不向任何在京的传教士问计了。人们明显感到，在下达了令人绝对执行其命令的指示后，他已听不进与其意见相左的话了。他还让我们推荐一名耶稣会士担任南京宗座代牧主教，然而他并非不知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无法满足其愿望。
遵照主教先生第一道命令，我们给正在鞑靼地区的皇帝写了两封信，请求皇上准许主教先生在华行使其职权。中国方面对开头两封信未作任何确切答复；对我们的第三封信，中方答曰不准（主教先生）入宫；最后，作为对我们第四封信的回答，中方准其入宫。皇帝降旨让教皇特使身穿鞑靼服装并为其支付进京费用。有人在罗马及别的地方散布谣言，说供职于中国皇宫的传教士阻止教皇特使进入该王国；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或至少应该让这些人闭嘴了。
多罗先生9月9日自广州启程，一路上到处受到隆重接待。然而，由于给他提供的运送他进京的船只大而笨重，他抵京时间晚了一点。传教士们早已唤起了皇帝会见一位拥有教皇特使这样崇高头衔的人物的愿望——因为我们使中国皇帝陛下对这一头衔产生了强烈印象；如今这一愿望的实现也要晚些时日了。将近11月中旬，皇帝专门派人赴广东省原文如此。地名可能有误。——中译注，以加速其行程为名对教皇特使进行观察。当月25日，他又派皇子胤祐（CumYo）及总督之子前去迎接特使。京城三个教堂各派一名传教士陪同这两位官员。他们在离京24法里的地方见到了主教，由于河道冰封，后者被阻挡在那里无法继续前进。他们由陆路把他领进了京城，12月4日，主教抵达北京。多罗先生被安顿在皇帝于其宫内为传教士建造的寓所中，以使其更便于得到宫廷的恩惠。事实上，教皇特使逗留北京期间，其生活必需品均由皇帝出资拨给。鉴于主教的一名仆人刚刚去世，皇帝应特使请求给了他一块地方作为墓地。特使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建一座在京意大利传教士的教堂。有人已经把这块墓地称为意大利人墓地了。本来，如果在原先指定供欧洲人使用的墓地中接受一份墓地，那或许更为恰当，我们也把墓地给过主教，但他却要一块新的，以此向十分敏锐的君主表明，他与我们有某种区别。
皇帝派了密探观察这次下葬与基督徒通常的葬礼有否不同；当得知有不同时他很生气，不过丝毫没有发作。相反，他给主教送去了御膳用的两只野鸡。尽管皇帝当时龙体欠安，但居然准许主教前来见驾——这是未有先例的恩典。皇帝是在离第一道宫门不远的一个园子里接见教皇特使的，这样就能让后者不必费力穿越宽大的庭院和长长的走廊了。这一天是12月31日，多罗先生第一次获准面见皇帝，其所有随员及北京所有传教士均伴随着他。考虑到他的身份和疾病、他须从中通过的各式仪仗队列，奉旨准他免按华俗施礼。因此，他以跪拜方式向皇帝陛下致意，这种方式在欧洲是被视为表达崇敬之情的。皇帝让他在一叠垫子上就座，问他教皇是否安康。皇帝是以令我们高兴的仁慈亲切的神态做这一切的。这种接见在欧洲可谓寻常之事，在中国却被视为奇迹般的恩典了。皇帝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教皇特使的好意：他让宫中最高贵的爵爷向特使献茶，还亲自把斟满酒的杯子交到特使手里；最后，人们为特使摆上了一桌有三十六道精美菜肴的宴席，而皇帝几乎没有动这些菜。这桌宴席后来被送到了特使寓所。晚宴后，大家交谈了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接着皇帝请特使说明此行目的。他用了相当长时间倾听特使高谈阔论，当后者离题时还善意地把话拉回正题；最后，他以皇帝身份请特使相信他。
可以断言，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对外国使节的接待可与对多罗主教的接待相比。如果新来的欧洲人因不了解中国宫廷习俗而对此无法相信的话，那么所有鞑靼人和汉人对此是确信无疑的，皇太子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新年开始之际，人们看到皇帝再次对多罗先生表示了善意。1月1日，皇帝许诺将给教皇送礼；次日，他就派人交付了礼品。他还派白晋神父代表他向教皇送礼；主教先生则派沙国安（Sabini）先生以其名义前往罗马。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只负责那些最不重要的礼品，因为我们在京听说将有船只驶往欧洲，皇帝把最珍贵的礼品留着由送主教先生回去的船只运送。
这时，皇帝陛下要去冬猎自娱了，由于主教先生觉得不宜陪驾进行娱乐性旅行，人们就请他派某位随员去见证这场盛大的活动。官员们则奉旨每隔三天就给健康欠佳的教皇特使送食品。
春节已近，我们开始担心宫廷对主教先生的馈赠有所减少，尤其怕皇帝于每年辞旧迎新之际分发礼品时对主教先生的礼遇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高。当看到除夕降临，皇帝方面却毫无送礼迹象时，我们更担心了。然而，陛下却命人给主教先生送来了一条硕大无朋的鲟鱼，此外还有其他鱼类、几只鹿、野猪、野鸡以及一桌宴席，桌上银器餐具十分漂亮，菜肴比前次更为丰盛。运送礼品的礼车真是再漂亮不过了。
2月26日，皇帝请主教先生观看在一座行宫中施放的焰火。由于多罗先生身体一直不适，皇帝命人抬着他穿过园子，让他坐在舒服的位子上，还请他听太监们演奏的音乐——这些乐曲本来只让太监们在妇女闺房中唱的。最后，皇帝让主教在其行宫过夜，两名官员在其房前彻夜守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2）
初春时分，皇帝移驾北直隶省，以便在彼猎鸟娱乐，因为那里有大批水鸟。这是气候宜人的季节里的一种游乐，皇帝通常于赴鞑靼地区避暑前进行这种消遣。皇帝不在京城时，主教先生从皇太子那里获得了同样的馈赠和礼遇。5月里炎热的天气引得主教先生想去洗温水浴了，众人也认为这于他的健康十分必需。于是，他在一名官员陪同下前往温泉浴场，后者为他准备了舒适的住所。皇帝常打听他的健康状况；6月10日前后，皇帝派人召他前来话别。主教先生因病情加重而无法见驾，于是两名三品官员奉旨寸步不离主教先生并随时将其情况报告宫中。一听说他已康复，皇帝立即给他送去一份礼品（这是中国人对康复病人的习惯做法），其中有十五只狍子和一斤珍贵的人参。
得知皇帝又将前往鞑靼的消息后，多罗先生不想错过再见一次陛下的机会。他在皇帝一座城外行宫中受到接见，一批官员十分排场地把他带到了那里。皇帝始终记挂着主教先生身体不适，因此准他依其方式由其随从们伺候。随后，有人把他引进一个内厅，他在张诚和徐日升神父扶持下行了大礼后便在皇帝面前落座。接见时皇太子也在场，此外还有皇帝第九子和第十三子及几名廷臣。谢过皇帝美意后，他被邀请于次日参观皇帝的乡间行宫及皇太子的几个花园。
主教先生在所有场合均受到了最高的礼遇。皇太子在其花园里亲自作陪：他命人准备了两只小船在园中水面上泛舟，一只给主教先生，另一只供皇太子乘坐。太子的船有时驶在特使前面，仿佛是为其引路，有时又与其并驾齐驱，以便与特使交谈。之后，太子还以可口的清凉饮料款待多罗先生。特使随之告辞，离开时博得在场所有人一片掌声。这是效力宫中的传教士们为一个外国人谋得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