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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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时皇帝是多么入迷等等，那（这封信）就太长了。人们只要记住当皇帝让刚从欧洲新来的潘廷璋修士为他画像时，他赐予蒋友仁神父的长时间谈话就够了。除亨利四世法国波旁王朝创立者。——中译注（ＨｅｎｒｉⅣ）和乐善好施的斯塔尼斯拉斯1677—1766、1704—1709及1733—1736年间几度出任波兰国王。——中译注（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leＢｉｅｎｆａｉｓａｎｔ）外，没有任何君主能以更为慈父般的关怀来对待一个外国人了。
但蒋友仁神父并不以此炫耀，可以说他身在宫廷，心却不在宫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使他感动，没有任何东西让他依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他的欲望；他出现于宫廷只是为了尽感谢皇帝的义务，尤其是为履行宗教职责，他使宗教得到了重视和尊敬，特别是使它免遭迫害。
他被委任为我们修道院的院长，虽说他是被迫接受这一职务的，却以罕见的、令人敬佩的虔诚和谨慎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履行了职责。来自欧洲的接济几乎已经枯竭，然而传教士和讲授教理者的给养仍须供应，还要为贫病的新信徒们提供救济。蒋友仁神父满怀信心地指望的上帝为他提供了许多办法，因此，在那些宛若被遗弃的匮乏的岁月里，他设法增加了施舍，在我们传教会里安排了更多的讲授教理的文人，兴办了让新信徒们免费食宿的避难所，而且增加了（宗教）书籍的分发量。他常常亲自布道，前往临终者家里举行圣事，分发药品，关注（传教会）内外精神和世俗的一切需求：因为我们法国传教会——确切地说是北京传教区——延展范围很广，直至长城以外。总之，他不惜一切救济我们基督教徒，而且做得如此谦虚谨慎，以至他是以馈赠礼品的方式而不是作为施舍来向他人提供他认为必需的东西的。
为了使大家执行来自罗马的教谕，他时刻警惕、细心操持、循循善诱、坚定不移，但又温和、耐心、仁慈；总之，他以新的热忱实践了基督教和使徒的所有这些美德，终于使一切都保持了秩序，而且保证了一切供应，直至他两个亲爱的弟子——杨（德望）和高（类思）的到来；他高兴地拥抱他们并将其接纳进我们传教会。这两个中国年轻人把在法国时人们给他们及给国内传教会的所有礼品都交给了蒋友仁神父——就像孩子们交给其父亲一样。噢，我的上帝！请您奖赏王室中那些给了他们那么多礼品的人们的好意吧！看到他们的虔诚之心如此仁慈如此体贴地关注着我们的基督教徒及他们的传教士，这对我们是何等的安慰！在我们当时的处境下，这些寄给我们从事各种虔诚的慈善活动的救济物品简直是奇迹般的事件！它在中国留下的回忆将和宗教同样长久。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5）
蒋友仁神父见到那位以政治家眼光看待中国、希望丰富法国关于这个广袤帝国的一切知识的开明而又乐善好施的大臣指法国国务大臣亨利·贝尔坦（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ｔｉｎ）。——中译注给杨和高的指令后，便不遗余力地鼓励我们中间稍有闲暇的人支持（大臣）这些如此爱国的想法。他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为此作好了准备；尽管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了我们法国修道院院长的职务，但他仍带领我们工作，而且以惊人的才干提供了许多概述、论文、详细说明及描述。这些文字，人们可与我们设法送往欧洲并以《中国回忆录》为名刊印的其他作品一起读到。
蒋友仁神父终于被那么多工作压倒了。当时他正准备前去面见皇帝，却突然中了风，不过他仍有时间接受临终圣事，而且再次以其顺从、毅力及对上帝的热爱感化了我们。1774年10月23日，他去世了。
如人们有朝一日撰写中国教会年鉴，甚至只需引证非基督教徒对蒋友仁神父的说法和想法便可让后人明白，他的美德更高于其才华。皇帝为他的葬礼出了一百两银子，还详细询问了他最后的病情，最终道：“这是个善人，非常勤勉。”出自君主之口的这些话是很高的赞扬，若这些话指的是一个鞑靼人或中国（汉）人，它们将使其子孙后代享有盛誉。
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功绩在于，他总是担心并躲避人们的赞扬，却热忱地为上帝谋求荣光并拯救灵魂，他犹如完全忘我的人那样度过了一生并视行善为人生惟一之幸福。我们讲述的他生平中的少许事迹足以让人看到，他把基督教修士和使徒的美德推向了何等高度。至于他在社交生活中的美德，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他的温和、谦逊、慷慨和热心助人的精神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在帮助别人时会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把所有传教士都记挂在心，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他都理所当然地视其为教友，关注他们的成功，而且不等他们求助就会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努力助其摆脱非基督教徒给他们的虔诚设置的羁绊和障碍，当他们被囚禁时则恳求释放他们。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传教士汪达洪神父的信
（1775年10月15日于北京）先生：
主内平安。
您常常要我讲述关于中国的事情，您将得到的只是我这种方式的短消息，不过您也可以相信，我说的事情都是原原本本的，而且我的不足之处绝不会歪曲事实本身。下面是去年以来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1774年发生在山东（Ｃｈａｎｇｔｏｎｇ）的叛乱不久就被平定了，即山东寿张人王伦的起义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平定。——中译注参与叛乱的多数人已在抵抗中死去，余者被抓获后押解北京且被判了极刑。皇帝对金川苗子（Ｍｉａｏｔｓｅ）发动的战争也行将结束，官军把苗子赶到了他们最后的躲避处，在那里他们人已不多。经历了一场长达五六年的持久战后，人们期待着有朝一日听到苗子彻底失败的消息。任何一位别的皇帝或许都会厌倦和放弃这场战争了，因为其所有前任都在这一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当今皇上是我所知的性格最坚定、最顽强的皇帝。今年，他给了我们两个特殊的表示，说明他对我们的服务甚为满意。巨大的南堂（Ｎａｎｔａｎｇ）无可争议地是整个东方最漂亮的教堂，也是这个都城中兴建的第一座教堂。去年冬天，它却在大白天里被完全烧毁了，而且无从知道这件令人伤心的事故原因何在。当时，人们刚在那里做了最后一场弥撒，有人闻到了某种淡淡的气味，大家便到处查寻；因没有出现任何火和烟的痕迹，人们就以为这是来自教堂外的气味，因此放了心并关闭了教堂。刚过了半小时，教堂就四处着起火来，而且根本无法扑救：祭服、圣器、圣器室，所有一切均付诸一炬；所能做的只是确保相邻建筑物的安全。皇帝第二天得到了消息（发生重大火灾时人们照例要报告皇帝）。没等我们进行任何尝试，他立刻准许我们重建教堂，还借给传教士们一万两银子（等我们有能力时再归还）帮助教堂重建；教堂一旦完工，他还将亲笔题词悬挂于教堂之中。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恩典，不过下面的恩典更大。
这些地区有一个称为白莲教（ＰｅｙＬｉｎｇＫｉａｏ）的宗派，它被指控参与了几乎所有叛乱活动。官员们常进行搜查以便发现其宗派信徒。我已讲过的最近一次搜查进行得格外严格。鞑靼地区几名基督教徒也被抓了起来。该地区是皇帝或曰满洲鞑靼人的故乡，不管康熙帝当初如何对宗教有好感，也从未准许过欧洲传教士去该地布道。当地最主要的官员审问这几名基督徒：在离北京如此遥远的地方怎么会有基督徒的？后者既怯懦又轻率地答道，北京那些欧洲人每年都派中国教士来讲授教理和教导他们，甚至还说出了其中六名（中国）教士的姓名和别号（这些教士确实都去过鞑靼地区，其中一人当时正巧就在该地；正如您想像的，他只得迅速躲藏起来）。地方官似乎不敢承担此等事件的责任，所以马上禀报了皇帝；后者不几天前刚刚离京前来鞑靼地区，他接到奏折后只在边上写了一个“览”（Lａｎ）字——意即“朕看过了”。这份奏折随之被送到刑部；后者从这个字中看出，皇帝的意图是让人别把此事当成一件大事。不过，一些下级官员及司法人员还是前往我们的两个教堂准备逮捕诉状中点名的中国传教士。那六名教士中只有一人当时在教堂里，大家让他马上逃走。为做做样子，官员们只抓了与被告同姓的两名新入教者和一名仆人将其下狱；在牢内，前者只是泛泛地对其审讯了一番，根本未及正题而且丝毫未为难他们。负责对该项起诉进行抗辩的欧洲人表示：不时来京的鞑靼地区的基督徒希望有人能到他们那里教他们宗教和祈祷，因为他们很容易忘记这些内容。鉴于欧洲人不能前往该地，便有几个真诚的中国人同意做这件善事，不过奏折中被点名的人当时无一人在教堂里。刑部就此向皇帝呈递了新的报告，后者批复了“免究”（ｍｉｅｎ Ｋｉｅｏｕ）两字，意思是：“朕赦免他们，而且不愿意人们另作追究。”（皇帝）批复下达后，关在牢里的三个人被安全无恙地放了出来，事件也完全结束了。中国传教士们重新返回，一切都恢复了常态。我们起初还不相信事件会这样结局；当初我们见到起诉状，但还不知道皇帝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曾将其视为很久以来最可怕的一件事，而且将招致最有害的后果。感谢掌握着君主的心灵并将其任意摆布的上帝！以上是惟一能让您感兴趣的消息。请为这个可怜的传教会祈祷吧，并请相信我真诚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致某先生的信（1）
（1777年于北京）先生，我以（讲述）我们亲爱的传教会的现状来开始我这封信，这是惟一应当占据我们全部思想的事情。去年被刑部追究的我们教会中在南方和东部地区的中国神父们已经恢复了职务。皇帝一句话平息了一切。最大的那些衙门在他面前都是小小不然的。
我们教堂的刘保禄神父（ｐèｒｅ Ｐａｕｌ Ｌｉｏｕ）从他最喜爱的传教地乌拉哈塔（Ｏｕｌａｈａｔａ）回来了。他回来时，我听说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它使人看到上帝的权威丝毫没有缩小，而且信仰仍是无所不能的。旱灾当时正折磨着农村，若再有几天不下雨，庄稼就要绝收；异教徒们祈求偶像已有多时却毫无用处。当地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对他们道：“你们在浪费时间，你们的偶像是聋子，只有真正的上帝才会倾听崇拜者们的心愿，我将向它祈求并指望仁慈的主满足我的愿望。”他立刻带着全家前往一座高山，在那里他们当众跪了下来，简短祈祷过一次后，这位善良的老人起身以其方式准备圣水，也就是说在一个水壶上划了个十字，随之拿起水壶一面祈祷，一面向左右洒水，这一虔诚的仪式他重复了三次，他在做第三次时就下起了雨。令人震惊而又能充分表明偶像崇拜者们愚蠢的是，他们不是向施恩者表示感谢，而是要他与之一起因为下了雨而感谢他们的偶像，或是让他至少要出资为他们办节和演戏。这位基督徒以刚刚明显体验过上天庇护者之身份对他们作了回答。
去年，乌拉哈塔地区察哈尔（Ｔｈｅａｒ）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中的长者，不顾年高和寒冷决定来京虔诚地过圣诞节。他的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侄子与其一起登程。走了四五天，这个年轻人得了急病，持续高烧使他片刻不得安宁。他变得如此衰弱，以致必须两侧各有一人扶住方能让他骑在马上。大家催他回家，他怎么也不愿意。作为理由，他说道，如果注定要死于这一疾病，他将非常乐意死在教堂里，还说接受临终圣事，尤其是领受他尚未有幸领受的圣体对他将是最甜蜜的慰藉。他的伯父被感动了，因此尽管他觉得有危险，还是准许侄儿继续赶路。又走了十二或十五天，他们到了北京。我立刻去找传教会的医生，后者说病人已没救了。年轻人以令人敬佩的虔诚准备赴死，他领受了所有圣事，三天后在十分虔敬的心情中死去。
这个季节很热，几乎让人无法写信，我原本真想结束这封因炎热而使我大加节略的信了。然而我至少应当对你说几句事关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发生的那些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的话：我指的是苗子被全部消灭的事。这些独立的山民自以为所向无敌，因为他们从未被打败过；将近两千年来，他们始终藐视皇权。他们常常经由几乎无法通行的岩石裂缝从悬崖峭壁上下来，迅速地大举扑向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