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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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困难还不是最严重的。皇帝起得很早，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他就要坐在宝座上接见大臣、显贵及各部代表了。事情处理完后，他便回到内廷，一直呆到次日，不过在那里可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每天都要批阅许多奏章、陈情书、诉状及谏诤。为缓解这一切所需的紧张心情，他乘坐小舟或由人抬着前往宫苑中各个不同的宫殿，欣赏收藏在那里的种种奇珍异物或察看他下令兴建的工程和修缮项目；但他走到哪里便工作到哪里，从未有任何事情被搁置到次日。如果突发什么事情，他随时下达圣旨。皇帝有那么多典礼仪式、会议和公开活动，因此虽说在宫苑里也仍要操心，但徜徉于其间毕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消遣。此外，由于此时他被视为在自己家里，所以身边只有几名太监，身上穿的只是便服，而且可以说从其威严中仅保留了不可放弃的部分；所以，蒋友仁神父尽管天生腼腆，仍能自信地面对皇帝，敏捷地回答后者请他作答的一切问题并告之以人们当时所需的新的订货指前述工程所需的各种材料。——中译注。由于皇帝随处都会表示自己的想法，而且主要为扩大知识范围以完善对其臣民有用的技艺，而远不是为了消遣，所以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后者随之又引发第三个问题。有幸就近见到皇帝的所有传教士都证明，不该对他重复已讲过的话。然而，为确证自己已完全理解了蒋友仁神父的回答，皇帝自己要重复一遍（神父的）回答，以其方式加以发挥并对这些答复表示满意。
不管大家多么尽心尽力加速工程进展，但对中国工匠来说一切是如此新奇，所以他们只能慢慢地做。水压机（ｍａｃｈｉｎ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ｑｕｅ）和第一个喷泉直至秋末才完工。皇帝显得非常满意，而且非常仁慈地表明了这一点；显然，他因自己早已预见并断定蒋友仁神父不会去做他无把握做成的事而在显贵们面前觉得很有体面。随后，皇帝又向显贵们解释他自第一次起就已完全明白了的喷泉的原理。
水法的成功是那一天宫苑里——随之又成了整个宫廷的重大新闻。蒋友仁神父越是出言谦逊谨慎，大家越是忙不迭地为他喝采并向他祝贺。然而，说皇帝命人给蒋友仁神父送了二百两银子和好几匹丝绸（如有人在关于著名的德·拉卡依修道院长＇ａｂｂ ｄｅ ｌａ Ｃａｉｌｌｅ＇的历史功绩的评注中就印上了这样的话），这却不是真的。蒋友仁神父渴望的奖赏绝不是这些；他惟一需要的大恩典是（允许他）前往外省为拯救穷人而工作并离开宫廷。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而且一次接一次以如此强烈、如此坚定、如此迫切的恳求和请求重复之，然而皇帝可能因虑及他已遭损害的健康而予以拒绝；为予以补偿，他的长上便委托他培养希望成为神父和传教士的中国年轻人。于是，他致力于培养杨和高（Ｙａｎ Ｋｉ ｅｔ Ｋｏ原文如此。这一拼法可能有误，较常见的拼法是Ｙａｎｇ ｅｔ Ｋａｏ，系指杨德望和高类思，法文中写作“Ｅｔｉｅｎｎｅ Ｙａｎｇ，Ａlｏｙｓ Ｋａｏ”，是蒋友仁培养的两位中国籍神父，于1751年被送到法国学习。——中译注）两神父从事布道的学习和工作，使之成了两名充满虔诚、知识和智慧的传教士。随后，人们又让他培养六名新信徒担任传教工作。这一任务他完全能胜任，但如何能找到这项工作所需的闲暇时间呢？因为，和他及委托他担任此项工作的人们的期望相反，第一项水法工程完成后，其他水法工程必须上马了：先是在西洋楼附近的地方，然后还要在城中宫殿的内宫苑即皇宫里的御花园。——中译注以及可以说是中国的凡尔赛宫的圆明园中动工。
他或许不必再对付妨碍最初那些工程的偏见、无知和忧虑了；但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且不懈地操心照看，方能确信人们是遵照他所有方案和模型做的，这使他频频往返奔波，因而很少再有时间（培养新信徒）。他以自己对弟子们拥有的令人敬重的影响力来弥补这一点。此外，他毫不忽略能方便他们学习的任何东西，并把学习变成他们一件饶有趣味的、愉快的和合乎道德的事。他从不削减（培养）弟子们所必须的时间，剩余时间不够他用以处理其他事务，他便挤占睡眠时间。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为了满足皇帝的学习愿望，他向他讲解水力学的全部机理，还亲手为他制作喷泉、给水控制（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ｓ ｄｅ 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ｍｅｎｔ）及此类其他珍奇之物的模型，以便这位君主可以选择并降旨实施他认为最令人喜欢和最有用的工程。
这又是一件工作量极大的事情，对蒋友仁神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是一丝不苟、极其严格的人，而且宁肯多计算一百遍也不愿冒犯一个小错误的危险。
最后，皇帝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兴建一幢巨大的新西洋楼，还将在其周围的花园里集中人们设想出来的最壮丽最奇妙的喷泉。为之制定方案的圣旨已经下达，地皮也已指定。正当人们在所有传教士都感到十分勉强的情况下准备动手干起来的时候，一件完全个人的事情使他们摆脱了正当的担忧。于是，问题只剩下了建一幢意大利式样的房屋来装点花园，再在那里造一个新的水法。
蒋友仁神父的身体衰弱妨碍了更大工程的兴建。皇帝仁慈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并降旨尽一切可能避免他劳累。鉴于上文所述已足以说明与后面这些工程有关的问题，所以只须注意到，人们赶紧把他的弟子们送往欧洲系指在北京的法国传教会于1751年7月将高类思、杨德望送往法国一事；这两人于1752年7月方到达法国，1766年回到北京。——中译注，以免除他对他们必将越来越多的操心。另一方面，显贵们关心的是安排一名高官来负责这些工程，以便使其更加俯首帖耳。主持第二项工程的老爷们多数是承担过第一项工程的原班人马。他们对蒋友仁神父旧时的情谊已变得如此真诚感人，因此对他不隐瞒任何事情，而且使他了解宫廷中发生的一切，以便他更清楚地知道该说些什么及如何答话。从蒋友仁神父方面来说，他始终谨慎地显得只知道那些已公开的事——即使在我们住院里也是如此。除了工程上的事以外，他不提任何问题，而且只要有一点托词，他便退避了。为把他留住，这些老爷们就（故意）说些针对宗教的含蓄的话；这种时候，（蒋友仁）这位传教士必然会承担起卫道的职责，责备他们在生活中忽略了拯救灵魂，却去崇拜他们内心所蔑视的偶像，还责备他们轻信星宿的影响、轻信吉日或凶日。
蒋友仁神父似乎使皇帝抛弃了这种轻信，而且还成功地使宫中所有人抛弃了古老的对于（日、月）食现象的恐惧。有一位大贵人（他是康熙帝之孙）向他学习计算（日、月）食的方法，而且学得相当不错，以至能以揭示民间相关说法中一切荒谬可笑之处的口吻来谈论这一现象了。
洗礼的恩赐使我们在欧洲置身于那么多知识的包围之中，以至一旦来到此地，我们无法想像在此遇到的盲目和愚昧，甚至科学在这里也几乎只是蒙昧。正是为驱散愚昧的黑暗，蒋友仁神父才利用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并利用温度计、气压计、棱镜及实验物理学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来贬斥中国文人们在哲学方面的胡言乱语。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4）
他频频长时间地在宫中露面，这使他能常常重新提及同一些问题，而且总有一天会使它们变得不可忽视。他的声望成了那些只会说空话的文人的心腹大患，却也使他成为真正的学者们希望结交的对象。众皇子的师傅们及某些真正有学问的官员都想与他结为朋友。他的处境不允许其经常接待和拜访别人；不过他通过写信回答他们问题，尤其是给他们寄使之了解基督教的书来弥补这一点：因为他看重的是基督教，即便在表面看来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中也是这样。我们真是无法细述他纠正了多少偏见，消除了多少玷污它的无稽之谈，又是如何把（人们对基督教的）憎恶和成见变成了重视和尊敬，平息了多少次正要爆发的迫害并把人们强加给宗教的诬蔑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东西，以至反对基督教的人即使在禁教令中也承认，基督教只教导人们以真理！
皇帝宫苑里第二座西洋楼安装有几处非常漂亮的喷泉。楼内一些房间很具审美情趣，而那个大房间简直堪与凡尔赛（宫）和圣克卢（宫）（ＳａｉｎｔＣｌｏｕｄ）的那些房间媲美。当皇帝就坐于御座上时，他在两侧可看到两大股金字塔状的水柱及附属部分，前面则是一组布置巧妙的喷泉，还有一套喷水嘴喷出的水柱象征着在池中、池旁和悬崖上的各种鱼类、鸟类等动物之间所发生的某种争斗；这些喷泉被布置得似乎纯属偶然，却又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它们越是富有乡野气息和原始风味，就越是令人惬意。不过，给蒋友仁神父造成更多困难的是位于这座西洋楼下面的飞瀑；因为中国人用十二种动物象征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他便设想利用动物造型建一座永不停息的水钟，即让每个动物造型在各自象征的两个小时里喷出水来。
皇帝见到他衰弱和有气无力的样子，所以不催促任何工程的进度，频频把自己餐桌上的菜肴送给他，还常询问他一些迫使他呆在家里（才能准备答案）的问题；人们原以为此举可让他得到一些休息，但事实恰恰相反，他在家里做的事比在宫苑里的更难。为回答这位君主关于中国古今地理的问题，蒋友仁神父决定绘制一幅使君主对此一目了然的地图。蒋友仁神父的朋友中有一位显贵见过这幅地图后被迷住了，他对神父道，皇帝六十诞辰已经临近，应把这幅地图誊清并将其送呈皇上。为让自己的工作更令陛下满意同时又对他更加有用，他着手绘制一幅世界地图，每个半球的直径达5法尺。鉴于他工作繁忙、健康不佳，尤其是他严谨的作风，人们对这项最终将使他筋疲力尽的计划都感到吃惊。人们给他配备了一名画师以复制地图，另有一名文人往上注中文字。尽管如此，他还是累倒了，生命垂危。皇帝闻讯后多次派自己的首席御医前往诊治。御医是一位八旬老人，精于医道；他答应使神父脱离危象，却不敢让其指望再活六个月以上的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条件，（神父）必须严守以下饮食制度：只能吃没有菜肴的饭，稍稍吃点蔬菜及喝点汤。
地图顺利完成了，他将其送呈皇帝，同时对那些新征服的地区及其范围作了空白处理，因为他不想在这一问题上承担任何责任。对其他几处地方也作了类似处理，而且在手记中陈述了自己的疑虑。陛下收下了他这份礼物，这在此地是莫大的荣耀；陛下当众称赞他，还赐给他好几匹漂亮的丝绸。为了更方便地仔细端详这幅地图，皇帝命人将其送进自己房内，任命了几名文人协助蒋友仁神父完善这一开局如此出色的计划，还委派其皇叔主持这件大事。
蒋友仁神父幸亏在博学和地理学方面预先作了那么多准备，但面对这些在皇帝关注的问题上拥有丰富知识的饱学之士，他必须前往地图室（ｂｕｒｅａｕ ｄｅｓ ｃａｒｔｅｓ）工作，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意见，回答他们的问题，而且无论在口头或书面表达中都必须谦逊、节制，才能使自己的理由具有说服力。好奇而又博学的皇叔指康熙第二十四子胤祕，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去世；次年10月，蒋友仁神父去世。——中译注是如此喜欢此类彬彬有礼、心平气和的讨论，因此命人将双方提出的看法统统整理成文。他通常会出席所有会议，而且最终往往赞成蒋友仁神父的意见。
地图完成后，皇叔以一份公开的奏章禀明了皇上，后者在奏章上批示，将其中一份副本送进大内，另一份送军机处（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ｄ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ｓ），正本则存于帝国地图馆（ｄｐｔ ｄｅｓ ｃａｒｔｅｓ）；使神父更体面的是，皇帝请他复审人们即将绘制的达百幅之多的帝国全图（不过从神父的健康状况来看这是很不合适的）。
若再讲述皇帝从让蒋友仁神父用抽气机在他面前做的实验中获得了多少快乐，以及当这位神父用中文向他介绍广东总督送来的没有任何文人知道的一只非洲奇鸟时皇帝是多么入迷等等，那（这封信）就太长了。人们只要记住当皇帝让刚从欧洲新来的潘廷璋修士为他画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