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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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既然有人提供服装，那么收到丝绸或其他礼品的人把它们派什么用场呢？
答：每人收到的所有礼品，如丝绸、坐骑等等，反正不管什么东西，我们都交给当家，除非是习俗允许我们保留的某些小物品——如钱袋、香囊、毛笔等等。例如陛下上次赏给我们的丝绸，我们马上交给了当家，只保留了陛下赏赐的钱袋。
问：当家不就是你吗？
答：我已经将近一年不是当家了，现在的当家是晁俊秀神父。
问：那么他资格比你更老了？
答：他到此地才四年，然而他具有我所不具备的才干、毅力和充裕的时间来担任该职。
问：他有才干、有毅力，这好极了；但他初来乍到，对此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是否已有足够了解以便管理一个教堂呢？
答：说到语言，由于他在广州时对此就下过许多苦功，所以到这里两年后我就委托他处理教堂的具体事务了；他处理得非常好。又过了一年，他被任命为当家。
问：你说你们新当家在语言方面已相当不错了，但此地的风俗习惯呢？他对这一切怎能熟悉到足以进行管理（教堂）的程度呢？
答：他处事很谨慎，若遇某些与当地风俗习惯有关的事，他行动前先要商议适当的办法。
问：不过与宫廷有关的事，看来还是你负责的吧？
答：新当家委托我继续处理与大内有关的事，因此，我和他一起安排了向陛下推荐两名新来者的种种事宜。
问：是你自己不想继续担任当家，还是有人不愿意你继续担任此职呢？
答：两方面原因都有。我常被召进宫中，而当家一职如要干好，则必须兢兢业业而且很花时间。鉴于我体弱多病，我无法顾了一头而不影响另一头。由于事关宫廷的事最为重要，我作为当家的职责就受了损害；因此，让胜任该职的人取代我是合适的。
问：你身体确实一直较弱，而且还得过大病，不过这都是劳累所致，现在你身体看上去还不错吧？
答：我的病之所以能治好，全靠陛下的恩德，因为陛下仁慈地派了首席御医为我治病。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面见陛下，我怎么能生病呢？
问：你们欧洲人饮用这里的酒吗？适量喝一点这种酒是利于强身的。
答：从广州到这里的路上，人们让我品尝过各种酒，我觉得口味都不错；但这里所有欧洲人都感到我们的胃对此不大适应，所以我们教堂中不喝本地酒。
问：那你们让人从欧洲运酒来了？
答：我们让人从广州运来，于某些节庆日子饮用。
问：平时你们喝什么呢？
答：喝我们在这里请人酿造的酒。
问：这种酒是用什么原料酿造的？
答：我们用葡萄酿酒。欧洲所有的酒都是用葡萄酿造的。
问：葡萄酒比此地用谷物酿造的酒更利于健康吗？
答：对于不适应葡萄酒的人来说，这种酒对他可能不像对我们那么有益。然而，由于欧洲人每餐都要喝一点葡萄酒，我们的胃对此早就习惯了，所以，不管我们酿的酒口味如何，能让我们每人于席间喝上一盅子（tchongtse），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先在酒中按各自所需或多或少兑一点水，然后再喝。
问：怎么！你们往酒里兑水？
答：欧洲的酒与此地的酒不同：这里的酒是温热后喝的，往里兑了水就无法饮用；但欧洲的酒可以冷饮，在我所在的王国，人们惯于在酒中兑水饮用，喝酒前每人按各自所愿往里加一定量的水。
皇帝还就我们的饮食、斋戒、祈祷、我们不去宫里时在教堂所做的工作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提了一大堆问题，其兴趣正如他对前述问题一样。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我们如何祈祷，如何根据专人发出的信号于规定时间一起用餐等等。他询问我们每天上午的祷告课（l’heure d’oraison）是怎么回事，我们每天晚饭前及临睡前如何作反省，饭前饭后如何作祈祷，歌唱性祈祷（prière vocale）的目的何在……陛下随之又问我：“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都是要你们在某些规定时间里完成的，那么，如果你当了修会会长或在宫中办事，又该如何处置？你会被迫省略这些活动吗？”
答：我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履行宗教义务，如有必要，我们会提早起床以便有时间履行义务。白天，在工作场所，如果我们能一人独处片刻进行默思，我们就这么做；如没有这种机会，我们就设想无处不在的上帝能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于是祈求他帮助我们，同时加倍努力完成工作，因为我们相信，认真而尽力地完成我们的工作是会让上帝高兴的。这样想着上帝，也就代替了我们当时无法做的祈祷；此外，晚上回到教堂后我们还要予以弥补。
仅这一细节（我们那些所谓的自由思想者就此可能会开玩笑），甚至不必多说任何别的，就很合皇帝的意思。皇帝就各种题材向我提了那么多问题，而且跟我说话时神情坦率，这让人感到他乐于听我回答。
说罢我与皇帝的这些谈话后，我要告诉您圆明园中发生的事了，皇帝及其随从已去那里居住。
皇帝一年中在北京只住三个月左右。他通常于冬至（这个季节总在农历十一月间）前几天去北京住一阵子。春分总在（次年）农历二月间。Le premier degré de pisces se trouve dans la 1ère lune此句为法文，其中pisces所指不详，意义不明，待译。——中译注；而在正月十五日前，皇帝及其随从就要去位于北京西北2法里处的别宫圆明园了。在北京度过的三个月时间里，皇帝要忙于许多需要他到场的礼仪活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除了去鞑靼地区狩猎外，他都在圆明园中；若遇某个礼仪活动需要他前往北京，他便从圆明园赶过去，事毕又立即返回。王致诚修士以前给法国寄去过关于这座别宫的准确而详细的描述，见本书（中译本）第四卷第91信。——中译注大家读得兴趣盎然；如今，除王致诚修士描述过的以外，这里不仅美化了原有的宫殿，还兴建了许多新的宫殿，它们一座比一座宏伟，都是陛下降旨建造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蒋友仁神父的第三封信（3）
人们简直可以说这座别宫是个市镇，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位于一个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市镇群之中，它有多个名称。其中一个市镇叫海淀，我们法国教会在此有一幢不大的住所，供在陛下宫中效力的法国传教士居住。皇帝的别宫叫圆明园（完美明净的花园）。皇太后的别宫离陛下别宫很近，叫畅春园（Tchangtchunyven，洋溢着令人舒畅的春光的花园）。另一座距此不远的别宫叫万寿山（Ouancheouchan，长寿山）。还有一座离这里有点远的别宫叫静明园（TsingMingyven，绝妙的静谧的花园）。这些皇家别宫之间有一座山叫玉泉山（有珍贵泉水的山）。此处的泉水的确为我刚说过的各座别宫提供了水源，而且还汇成了直达北京的一条水渠；但自当今皇帝下令在这座山上盖起了一些宏伟建筑后，这里的泉水虽说依然丰富，流量却不及从前的一半了。
在（圆明园）这座别宫的花园入口处有一座如意馆（TouyKoan前文中曾出现过“JouyKoan”，是中外画家和其他艺匠工作之处；此处原文写成“TouyKoan”，Tou应是Jou之讹。——中译注），它是中国和欧洲画家、制造自动装置或其他各种机器的欧洲钟表匠及加工宝石和象牙的工匠们工作的地方。除了这个皇帝不时会光顾的内部工场外，皇宫周围还有许多各种类型的工场，大批工匠为了装饰宫殿而经常在这里工作。
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七）是如意馆里的艺匠们回馆工作的日子。潘廷璋修士去了那里并奉皇帝之命被带到后者一座宫殿中修饰他先前绘制的第二位年轻人的肖像。汪达洪（de Ventavon）神父为他担任翻译，同时等我前去；我奉陛下特旨很快到了那里，不过没呆多久，因为我必须返回北京。
农历二月初，皇帝要亲赴天坛举行重大献祭。因此，他要回到北京的斋宫中静修以度过献祭前的三天日子。我本人几天前就被召进宫里，负责奉皇帝之命在法国雕刻的几幅《得胜图》版画的试印工作。陛下很久前就下令绘制其帝国及邻国的各种尺寸（每个纬度间隔1法寸、2法寸和2法寸半等几种规格）的新地图，我受托领导了这项工作。此事完成后，皇帝命将这些地图中的两种样本予以木刻，其中尺寸最大的（即每个纬度间隔2法寸半者）地图要刻成铜版。中国人雕刻木版十分精巧，在此类雕刻中他们无需请教欧洲人。然而在铜版雕刻方面，虽说以前曾有欧洲人在这里做过这项工作，而且还传授过有关技艺和印刷方法；虽说当初也有人做过铜版雕刻而且印刷过我们先前的传教士绘制的帝国全图帝国全图，即康熙时传教士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中译注，但由于自那时以来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雕刻法，所以找不到对此稍有了解的任何中国人——甚至欧洲人也没有。因此，大家强烈敦促我领导这项工作。我徒劳地申明自己对此一窍不通，但最终只得答应把我从我们有关书籍中看到的这方面的知识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告诉他们。
需要雕刻的样本共有一百零四块铜版即《乾隆内府舆图》，由一百零四张组成。——中译注，每块宽2法尺2法寸；由于每张地图包含5个纬度，因此每块铜版的高度是12法寸半，即合中国度量1尺2寸半。人们挑选了最能干的雕刻匠雕刻这些铜版：我原本希望这些铜版的厚度与欧洲通常使用的一样，以便在印刷时它们能略有伸缩性，但中国人说他们要把活儿做得牢固一点，所以他们使用的铜足足是欧洲的五至六倍。尽管如此，铜版雕刻得倒非常清楚。为将其付梓，我提供了我们采用的印刷式样、配制油墨及准备纸张的方法以及操作所必需的一切。经多次试验和一段时间的训练，人们终于印出了一份样品，即一百零四张地图，于是送皇帝御览。陛下感到满意，并令将其印一百份，即一万零四百张地图。
正当人们忙于印刷这些地图时，在广州的几位法国人给我寄来了一份函件（陈情书，mémoire），科香（Cochin）先生于其中提出，由于这些雕刻十分精致，再加上他详细列出的其他原因，在这里指在北京。——中译注印刷《得胜图》（planches des victoires）将是困难的。因此，他建议在法国印刷这些图，印的数量可比皇帝要求的多，然后再把欧洲的纸、配制油墨所需的原料、为印刷成功所必需的详细说明、连同铜版及印好的铜版画一起寄到中国。我马上把这份函件（陈情书）译成中文并带到圆明园以便送呈皇帝，因为皇帝照例在鞑靼地区狩猎作乐后已回到了圆明园。然而正如我料想的那样，官员和太监们认为，把这份函件（陈情书）和我所附的奏章呈递给皇帝是不合适的。他们告诉我，我应给广州的几位（法国）先生写信，让他们去找总督或海关关长，因为皇帝已委托他们两人办理这些雕刻版画的事，所以只有他们才能把科香先生提出的理由转告皇帝。而实际上，（在广州的）法国人不等我答复他们就已经找总督和海关关长帮忙了。因此，军机处（tribunal des ministres）才把我和钱德明神父叫去翻译广州寄来的快信。皇帝的批复是，将每块雕版各印二百份，印毕立即与铜版一起寄到北京，纸张及油墨配料则不必从欧洲寄来；皇帝还命我们将这些旨意译成我们的语言。
皇帝这一答复以及我们根据人们在军机处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作的详细翻译立即以急件形式寄往广州，用了十二天时间便寄到了。两年后，即1772年12月初，这些铜版中的七块连同陛下要求的铜版画寄到了北京，陛下看后十分满意，下令在北京印刷这七块铜版。有人立即受陛下委托派人通知我进宫，商议采取适当的办法以便努力完成这项如此棘手和困难的工作。先前印刷地图的工作曾获得了成功，然而这一作品指地图。——中译注的雕刻技法与科香先生这样一位如此能干的艺匠领导完成的七块铜版的精巧的雕刻技法相比就显得粗糙多了。若想指望成功，必须采取比印刷那些地图时更多的其他预防措施。我就此写了一份陈情书，于其中阐明了印刷像《得胜图》这样精巧的雕刻版画所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