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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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清同治年间摄于上海的照片，以及一个百年前的传奇故事是怎样浮出水面的 这是他们的歌——我们可以肯定——这首源自英国、曾流行于美国的Long Long Ago，是这一群身穿缎袍、拖着长辫的中国孩子曾经听过和唱过的歌。 一个多世纪以后，当Long Long Ago已然成为几乎所有中国“琴童”的练习曲时，我们看到这张奇异的照片。它像是从大海的深处浮出水面，背后的故事虽已模糊残缺，扑入眼帘的一切却依然鲜活：那些怯生生的眼睛，那些紧抿的嘴唇，还有被优雅地握在手里的折扇。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 公元1872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这批年龄在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在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 “留美幼童”的故事奇异而曲折。 他们是文学巨匠马克·吐温和斯陀夫人的忘年朋友。他们曾受到南北战争的英雄——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他们曾亲眼目睹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看见贝尔等人发明电话机，看见留声机在爱迪生的手中出现。 他们中的许多五十多人，曾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在这些大学的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们的入学登记卡、照片和简历、甚至他们赠给同学的留念册。 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十五年的留学计划，但是进行到第十年，终因遭到强烈反对，半途夭折，功亏一篑。 “留美幼童”被“召回”后，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84年中法海战、1894年中日海战中阵亡。一些人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的开山鼻祖。他们有的是李鸿章的幕僚，有的是袁世凯的顾问。一些人成为清政府的大臣。他们中有宋美龄的姨父，是他把宋氏姐妹带到美国留学。他们中间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理。 然而，多年以来，除了“留美幼童”中的詹天佑——他作为中国铁路开拓者——的故事为人熟知，其它却语焉不详。120名幼童留学美国的故事，在中国大陆湮没无闻。 20世纪80年代，人们终于可以读到重印的《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从幼童留美计划的倡议者和实行者容闳的自传中，“留美幼童”的故事浮现出来。湖南岳麓书社还出版了诸多晚清文献，披露了幼童赴美的史实。 它使人们对这段历史发生兴趣：清政府是如何作出这个决策的？幼童们在美国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回国后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他们有什么样的归宿？ 也就在这时，从很难觅见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中，大陆学者知道了“留美幼童”研究者、台湾旅美学者高宗鲁的名字。 1972年，在美国纽黑文任教的高宗鲁先生投书《纽黑文记事报》（The New Haven Register），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意想不到，他的短文引来一位特殊读者的来信。来信人华纳女士（Helen N。 Warner）说，她的祖父在当年曾是中国幼童詹天佑的小学校长，她父亲是詹天佑的好友，家中还珍藏着照片。“我的惊喜非笔墨所能形容”，高宗鲁先生这样回忆他在华纳女士家看到京张铁路工程照片册的心情。 在高宗鲁先生的努力下，这批珍贵的图片和二十一封留美幼童的亲笔英文信回到中国；而高先生从此也把追寻研究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历史，作为毕生的事业。他积三十年辛劳，穿寒涉暑，四处寻访，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他的书斋，如同“留美幼童数据库”。他译注的《中国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美＇拉法吉著）和《留美幼童书信集》在1982年、1986年先后在台湾出版。其中“留美幼童书信”曾在《传记文学》连载。 从高宗鲁先生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了更多热心“留美幼童”史料的美国人。他们有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拉法吉（Thomas Lafargue）、金女士（P。Kihn）…… 罗宾逊是民国初年到过中国的一位美国牧师，他研究中国“留美幼童”的论文至今保存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他把他搜集的诸多原始资料慷慨提供给另一位研究者、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拉法吉。 1940年，拉法吉来到中国，他曾拜访数字当时仍健在的“留美幼童”，获得珍贵的资料，回国后写成有关中国“留美幼童”的最早的英文著作《中国留美幼童史》。 在幼童曾经生活过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州历史学会和州图书馆珍藏着留美幼童的史料：照片，书信，有关的剪报。州历史学会的金女士为此几乎付出了半生的心血。不识中文的她，在她工作的数十年里，几乎查遍当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报纸，搜集有关中国幼童的资料。她整理的中国幼童个人资料卡片，用笔一字字写出，和各种剪报资料一起，装满两大纸盒。2002年秋天，当我们面对从“Kihn’s box”（金的资料盒）中取出的满桌卡片时，不禁对这位已在养老院里的老祖母充满敬意。 是的，我们也终于如愿以偿，来到美国寻找“留美幼童”的足迹。2002年，在康州三一学院教授蓝梦林女士（Patricia M。 Thornton）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应邀到哈特福德访问，研究课题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不久，我们的摄制组来到美国，为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拍摄制作纪录影片《幼童》。我们在幼童曾经就读的学校看到他们当年的成绩册，看到了幼童曾经参观过的美国建国百年世博会的遗址，我们甚至找到一百三十年前“留美幼童”住过的老房子，看到了幼童寄居家庭的女主人的日记。 我们还发现，有更多的美国学者在研究“留美幼童”史实。莫沁女士（Anita Marchant ）（康州三一学院）的论文，使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了“留美幼童”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罗宾先生（Chris Robyn ）（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则使我们读到了他所发掘的有关“留美幼童”的更多生动故事。 “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贵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国和美国。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因为有这一位又一位对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怀有热情的朋友，因为所有探寻者的共同努力，一百二十个幼童的形象，开始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轮廓，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2003年1月，我们来到上海。“留美幼童”们的导师容闳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作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多年供职于此；他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在上海酝酿成型。上海的许多地方，都有“留美幼童”的足迹：我们在山东路上寻找当年幼童们曾就读的预备学校遗址；我们在吴淞口航行，追寻四批幼童从这里乘船出海的感觉；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拍摄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遗址——和谈代表之一正是“留美幼童”。有多位“留美幼童”的中年和老年时代在上海度过，他们中有上海最早的电报局长，沪宁、沪杭铁路局总办，在上海，他们也是最早驾驶汽车的中国人。 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触手可及。在香港，在上海，在北京，在美国纽约、巴尔的摩、费城、奥斯汀……我们见到了容闳和“留美幼童”中许多人的后裔。容闳的第五代孙女，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位于上海西郊的家中，还用牧羊笛给我们吹奏了19世纪的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多年前的故事，亲切而忧伤。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1节 禾田里的“A；B；C；D”
Now you are come all my grief is removed；Let me forget that so long you have roved。Let me believe that you love as you loved；Long； long ago； long ago。
你已归来我忧愁全消散，让我忘记你漂泊已多年。让我深信你爱我仍如前，多年以前，多年前。——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有人说，如果没有容闳，虽说中国迟早也会派遣学生出洋，但即使会派，也不会这样早，更不可想象会有“幼童留美”这样的奇想。容闳个人的传奇经历，酿成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破天荒的事件，所以，容闳是这个故事的源头。 容闳的家乡在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今天，站在珠海一侧的海边，澳门的教堂山、妈祖阁和澳凼大桥历历在目。而在澳门沙梨头向北望去，珠海的行人树木同样清晰可辨。从前珠海属香山，那时澳门早就有葡萄牙人聚居，特殊的地理因素，使香山人和西方人有长时期往来，香山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一度成为仅有一扇没有关闭的窗子。这就是为什么，容闳会成为中国最早的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而由他带到美国的120名幼童中，竟有三分之一是香山人！ 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澳门一间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办的学校念书。他的兄弟都在旧式的私塾读书，父母独独把他送进“西塾”。香山一带的人已经看见，和外国人的来往正日益频繁。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改变贫穷的命运。 容闳眼前的一切是这样陌生：海港里帆樯如林，在大火后残存的大三巴教堂的牌坊巍然矗立。码头上随处可见来自异国的水手、牧师。他惊愕地望着他的老师郭士立夫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西方女人，只见夫人躯干修长，唇薄颧阔，烟碧色的眼睛深陷眶中，身穿有泡泡袖的白色长裙，飘飘若仙。 容闳是最小的学生，郭士立夫人让他住进三层楼上的女生宿舍，不和男生杂处。容闳自然垂涎楼下男孩们有追逐嬉戏甚至出门上街的“自由”。一天，他偷偷溜出门，看到码头边泊满小船，忽然生出了出逃的念头。几个年龄比他大的女孩，也正想“逃出牢笼”，于是，“得同志六人”，相约逃跑。他们请船民把他们载回海对面的家，不料，严厉的郭士立夫人发现，立即雇船，奋力追赶。逃者是双橹舟，追者是四橹船，容闳等人很快被捉拿归校。 郭士立夫人命令这一名小男生六名女生排成一行，巡行全校。晚课后，又在课堂中设一张长桌，命罚站一小时。容闳居中，左右各三名女生，每人都头戴尖顶纸帽，胸前挂一个写着“逃徒”的牌子，如同越狱的罪囚。七名“越狱者”已经羞愧无地，郭士立夫人仍意犹未尽，使用对孩子最严厉的惩罚——当着罚站者面，故意将果饼和橙子分给其它的孩子津津有味地剥食。 可是不久，容闳开始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喜欢上这所学校的功课：算术，图画，英文…… 郭士立夫人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容闳就读的，是校内附设的一个男生班（“男塾”），这是教会所办的“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学校”。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基督教新教教派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最早的《圣经》中文本是他翻译的。他死后，英国成立“马礼逊纪念协会”，协会每月拨出15英镑，资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门办学。在中国和英国开始交恶的1839年5月，郭士立夫人办的“西塾”停办，容闳回到村里。不久，父亲去世。在这个贫寒的家庭，捕鱼的大哥成了顶梁柱，容闳每天走街串巷叫卖糖果。店铺停制糖果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到田里拾稻穗。 容闳读过洋文的事，村里人知道的不多。姐姐在田里随口说出，立刻引起了农夫们的好奇。有人说，孩子！你讲“红毛话”给我们听听！见容闳忸怩，姐姐说，你试试嘛！说不定还有赏呢！一个农夫马上说，我从来没听过洋话，你要是会说，我会送你一大捆稻子，你背都背不动的！ 于是，十二岁的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放声朗诵： “A—— “B—— “C—— “D——” 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读完，四周一片惊呼。农夫加倍奖赏，给了几捆稻子。姐弟俩要回家喊人来，才能背回。 为补贴家用，容闳一度来到澳门的天主教印刷所当装订书籍的小工，每月挣三块钱寄给母亲。一天，家里转来一封由澳门寄出的信，寄信的人是一位医生，他是郭士立夫人的朋友。郭士立夫人曾叮嘱他，一旦马礼逊学校开课，要把容闳召回上学。没想到，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一年后，那位医生才找到容闳，而容闳竟然就在距他医院仅一英里的地方当小工。 1843年，马礼逊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校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