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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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谕（按即罢免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密诏反映出光绪在观念上激进而在行动上受到太后掣肘时的焦虑。但并不是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是咨询“良策”，而不是授权救援行动，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后来康有为在流亡中，篡改密诏，欺骗外国人和华侨，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这就面目全非了。他将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谓“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更显示其行事的不择手段。真正使康有为感到惊讶的是，17日光绪帝明发了一道上谕，促其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试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这道上谕的真实含义是很费思量的。按康的说法，这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递折请太后训政，皇帝感到形势紧迫，为了保护他而公开示警。但排比日期发现，杨氏奏折要到18日才递，17日并无征象表明局势会有大的变化。因此亦有人理解为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一种妥协；或是光绪在慈禧太后压力下，被迫以此方式，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什么更深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光绪对康有为在京过于招惹是非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康在变法期间，平均两三天上一道奏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有些言论过于激烈，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气势，极为引人侧目），在给杨锐的密诏中未列康的名字就是一个佐证。康有为对于光绪用严峻的语气促他出京肯定大不受用。为了给自己长脸，他在流亡到上海时，对英国领事班德瑞（FrederickS。A。Bourne）信口编造说皇帝还有给他的第二份密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根据康有为《自订年谱》中的说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谭嗣同出示了光绪的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说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
臣也”。这是整个戊戌变法史上最为关键的谎言。何以见得呢？其一，所谓18日早上与林旭、谭嗣同同读密诏。按照军机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杨锐与林旭一班，入值为15日、17日；刘光第与谭嗣同一班，18日早上谭嗣同应当去宫中处理公务，岂能与康有为等人聚读密诏？其二，如前所述，“勤王”之说是以假诏“今朕位且不保”、“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为前提的，该假诏在18日尚未伪造出来，因此，维新党人倘若聚读密诏的话，得悉的只能是皇帝在期待他们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密诏内容而论，虽令人震惊，尚没有理由抱头痛哭。按正常逻辑，读完密诏，他们应该回书房去写奏折提建议。其三，康有为说，同读密诏者中还包括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这也仅是孤证（戴逸先生引徐世昌日记，说徐本日行踪为“出城，料理回津。晚又回城”，即是去南海会馆读密诏，旋陪谭嗣同去见袁世凯，似属推测，证据并不充分）。如果徐世昌早上即读真诏，则明确知道皇帝没有授权救援行动，但密诏提到“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样耸人听闻的话语，他必然要设法立即转告袁世凯，岂会将剩下的大半个白天继续厮混在康有为处？如果他真的留在康处，则是完全介入了军事密谋，到了晚间，谭嗣同再去袁世凯处游说，则袁对康的整个谋反计划已经一目了然，他的算度，显然就不再是站在帝后之间的选择，而是站在太后和康有为之间的选择。这样的话，袁世凯后来在戊戌日记中大可正面指出，谭嗣同诱迫他杀荣禄完全是矫旨政变，他完全可以不背“欺君告密”的罪名。
问题在于，袁世凯当晚无法辨清密诏真伪，所以他还犹豫，还同康党虚与委蛇，甚至还要回天津与荣禄商量，这样的话，徐世昌也参与跪读密诏的说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可是，康有为却预感要出事了。这恐怕是他已经获悉了本日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重新训政的情报。尽管四天前光绪给杨锐的密诏和上一天命令康有为出京的上谕各有不同的背景，但在18日早上读来，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何况康有为早就酝酿要采取军事动作，密诏坚定了他实施政变冒险的决心，于是他不再奉诏设计方案，并在没有皇帝授权的情况下，策划当夜游说袁世凯，准备发动政变，进行军事冒险。康有为后来在国外说，光绪给他的密诏原文，他已经烧毁了。他以为这样就无可对证。他没有想到，密诏原文在杨锐手中。杨锐死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出京的机会，将密诏缝在同县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四川原籍。宣统元年（1909年），光绪和慈禧都已作古，他们将密诏交呈都察院，也就是交给大行皇帝的弟弟兼新皇帝的生父摄政王载沣。康有为伪造密诏的真相由此大白于天下。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阅世空有后死身（4）
1910年，资政院议员陈宝琛又上《请宣布杨庆昶所缴景庙手诏并昭雪戊戌冤狱折》，指出“幸而杨锐奉有先帝手诏，于孝钦显皇后顾念人心、慎重变法之至意，与先帝承志不违、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话说回来，假如光绪真的给了康有为密诏的话，无论站在“忠君”的道德立场，还是看在江湖好汉的哥们义气上，康都应该严守秘密、保持缄默，因为此时光绪呆在北京，处在慈禧的直接控制下，透露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对只会加剧慈禧对光绪的仇恨和虐待。这是政治家的基本人格。然而康有为不，他明明没有密诏，却偏要伪造密诏，并大肆宣扬光绪皇帝对他如何如何之好，由此他发誓在海外一定要“保皇”！以此来募集捐款，提供他的生活和活动所用。他后来果然凭此向华侨募集了很多钱财，则得以周游世界，广置产业，过着悠哉游哉的富裕生活。
在康有为，采用军事手段来对付慈禧太后，其实并不是9月18日才想出来的急智。事情还要向前追溯。这年６月间，太后提出秋天到天津去阅兵。康有为研判她是去搞“兵变”来废黜皇帝，从这时起，他就萌生出“武力废后”的基本思路。太后有没有兵变计划呢？迄今未见证据。从她后来发动政变的实际动作看，则证明完全无需跑到天津去干，也无需动用军队。所以有人认为她不过是想藉机会到外面玩玩罢了。做皇帝做太后其实都是缺乏行动自由的，清朝皇帝，只有乾隆最为潇洒，六下江南，留下许多传奇佳话。但这也是劳民伤财的苛举，乾隆之后就完全停止了。太后性格上爱玩爱热闹，活到六十多岁，除了早年去过热河避暑山庄和祭扫祖陵外，整天只能呆在皇宫、三海和颐和园，自然寂寞。到天津阅兵，算是桩支持富国强兵的新政，谁也不好反对，可是此行却被猜测去搞政变。所以，康有为在策动王照前往天津游说驻守芦台的淮军将领聂士成而为王照拒绝后，又积极建议皇帝重用正在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袁于9月14日应召到达北京，引起官场的震动和种种猜测，直接加剧了北京的紧张气氛。
宫廷政治总是充满着阴谋，政变是这种阴谋的最高形态。诸如运动军队、废除太后（或是皇帝）、捕杀大臣、改变年号，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不绝如缕，对于阅读过《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饱学之士，更是耳熟能详。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比军人更爱议论军队与政权的关系。作为后人，我们无须对政变这种方式作出是非或道德评判。从当时整个局势的发展来看，康有为显然十分明白，到了斗争的最后关头，双方狭路相逢，总是要白刃相见的。既然如此，不如未雨绸缪，先发制人。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心想事成的机会实在太少。康
有为不是日本的“维新三杰”，更不是法国的拿破仑，他手中没有可供调遣使用的军队。他想借用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毕永年于9月12日到达北京，旋即住进南海会馆。在汗漫舫，康有为多次与他谈论了包围颐和园，逮捕乃至处死太后的打算。
但整个计划由于缺乏操作性，毕永年不以为然。康有为最后想借助袁世凯的军队作垂死一击。按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所述，9月18日白天，但见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午饭时，同住会馆的钱维骥告诉他康有为要杀太后。毕答，我早就知道了，康有为就想要我去干呢。晚上，康、谭前往法华寺走访袁世凯（在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回忆中，这天夜间的谈判仅谭嗣同一人前去）。次日，毕永年从谭嗣同处获知袁世凯没有允诺，知道事机已经败露，立即搬出了南海会馆。18日夜间谭、袁会谈的真相究竟如何现在难以搞清楚了。回过头来总结，既然没有军事夺权的可能，康有为在最初算度双方力量、构架变法策略时，就不应该走极端化的路线。若干年以后，曾是维新激进人士的王照批评说：
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依赖矣；而张荫桓之为皇上谋，与此意相反。南海（按即康有为）袒张，谓撤帘已久之太后，不容再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它指责康有为和皇帝都操之过急，偏于极端，不仅没有与太后结成统一战线，相反先要封杀太后，将其归入顽固党中，扩大了打击对象，犯了盲动的错误；而后人又偏信了康有为对于维新失败原因的一面之词，而忽略了康的错误判断给历史发展带来的重大挫折。康有为是19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接近９月下旬时，北京的政局变得越来越微妙了。太后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感觉到了威胁的阴影——皇帝不听话的迹象当然很多，从“礼部六堂官事件”，到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的任职安排；以及开懋勤殿、召袁世凯入京觐见等种种迹象中，她看出皇帝的政治主张趋于激烈。加上那几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来访华，皇帝预定20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