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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天公不语对枯棋-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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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比上海的棚户区还要拥挤不堪。我问一位住户,松筠庵还有什么遗迹?她指给我看景贤堂后墙约二米高处,镶着宣统二年重刻“松筠庵条规”石碑,也被一大堆蜂窝煤叠峦重嶂般地遮挡住了。    
    我从东北角门退出,发现原先的山门(现已堵死)外侧的墙壁上,立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名称是“杨椒山祠”。旁边是居民委员会贴出的标语:“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把首都建设成优美清洁的城市!”一个孩子站在风中傻傻地吸着鼻涕。当年松筠庵,南北长七十五米,东西宽三十六米,占地约二千七百平方米,前后三进。其中各种建筑、住房和花园占去大部分面积。清人昭涟《啸亭杂录》称之“地甚湫隘……想见当日(杨继盛)清贫之状”。这为我们了解明清两朝“司局级官员”的居住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历史考据有时缺乏直接的材料,但从零碎的记录中,往往也能找到有用的旁证。以“清贫廉正”著称的杨继盛,居住如此规模的宅院仍被清人认作“湫隘”,尚书、侍郎级大员的府邸又该是怎样的规格?四合院是一种舒坦恬适的平面式建筑,规模从小型到大型,变化繁多。    
    鲁迅1924年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购下的寓所属于典型的小四合院,仅有一进,占地面积五百平方米。他当时的社会地位,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佥事和几所大学的兼职讲师。可见当年有一定社会地位人士的住宅,都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进而联想,明代官任四川布政司的潘允恩,在远不如后来发达的江南县城上海筑豫园以愉老父颐养天年,恐怕并不显得有什么大不了。如同一辆老牛负载的重车,四百多年光阴“嘎吱嘎吱”地碾过了崎岖坎坷的沟壑。到了如今,除了研究明史的学者,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杨继盛是谁了。真正使松筠庵这个名字得以延传的,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大肆鼓吹的“公车上书”事件。说来惭愧,尽管我在大学时主修中国近代史,但因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军事史,对于“公车上书”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1988年底,我正是抱着寻找戊戌变法旧址的心愿,来松筠庵访古的。此后我曾写过《戊戌变法遗址寻访》的散文,作为我撰写“京华胜迹”专栏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在我的心目中,松筠庵是孕育了明清两代爱国志士的一方圣土。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猛然发现“公车上书”的真相,与教科书上所讲,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也唤起我对康有为的另一种看法。关于“公车上书”,通常学术界采用康有为所撰《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都)察院。……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依据康说,各种通行的历史著作和辞书将“公车上书”演绎成这样的过程:康有为获悉了《马关条约》的消    
    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举人至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5月2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呈递,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莫谈时事逞英雄(2)

    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迅速流传。其实,康有为的说法大可怀疑。揆诸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大批现职官员。外省官员以封疆大吏为主,早在4月14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即给清政府发电:“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    
    16日,钦差大臣刘坤一获悉和议将成,除赔款外,还要割让辽东、台湾的消息,马上电奏反对。然后,山东巡抚李秉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河南巡抚刘树堂、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江西巡抚德馨、广西巡抚张桂联、福州将军庆裕、福建巡抚边宝泉、陕甘总督杨昌、陕西巡抚鹿传霖、署理山西巡抚胡聘之、广东巡抚马丕瑶、盛京将军裕禄、吉林将军长顺、署理吉林将军恩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等大员都纷纷上奏。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超过总数之半。另据不完全统计,京官中,反对签约的宗室贵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余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余人次;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六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者达到六百多人次。显然,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完会试,正在等待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基于爱国热情,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康有为所称都察院拒收其上书的5月2日那天为例,就转递了湖北、江苏、河南、浙江、顺天、山东、四川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24人。这样的转奏,直至5月8日方才结束。上书总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另有公车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4月30日,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档案表明,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是,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有去递。1895年夏,上海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前刊有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于五月朔日(5月24日)作的序,说法同康氏后来所作《自订年谱》大相径庭:    
    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5月2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    
    是日天本晴丽,风和星爽,忽于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愈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左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稔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按此说法,康有为发起的上书于5月2日胎死腹中。夭折的原因是举人们认为“局已大定,不复可救”;地点是在松筠庵而不是在都察院。也就是说,康有为在1895年5月下旬还承认,作为他后来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根据翁同5月2日日记,这天天气晴朗。早上光绪召见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已“幡然有批准之谕”。他们讨论了如果外国斡旋能否挽回局面的可能性后,军机大臣们“战哽咽,承旨而退”,在午前结束办公,各回自己的衙门去了。申初(下午3时左右),雷从西北来,甚震,雨一阵旋过,风雨自然与是否用玺无关。    
    此时最高层即便看到了官员士大夫反对签约的上书,也不会成为决策的依据。但需说明的是:皇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确切日子,是5月3日,因此,所谓都察院2日声称“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云云,全然不知从何说起。进而我们还可以怀疑松筠庵集会。假如确信真有一次流产的“公车拟上书”事件,举人们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集会的?“湫隘”的松筠庵,能够挤进上千人吗?按康有为和“未还氏”的说法,康是在一千二三百人的集会后才开始撰稿的,那么当他写罢公呈,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前来松筠庵第二次集会?抑或仅是征集签名?这些疑问,迄今为止,似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由于现存的关于“公车上书”的所有材料均为康有为及其弟子门生所撰,且又说法不一;同时代在京的大小官员士大夫,乃至进京应试的举人,在他们的书信、笔记、文稿中均未提起如此重大的事件,这确实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参与此事的人数,康有为及其门生的说法也是大相径庭的。康本人除了说一千二百人外,又说有三千人。梁启超有时说一千三百人,有时说千余人,有时说三千人或数千人。《公车上书记》所刊题名,为六百零二人。人数的上下悬殊,是否也暗示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本来就是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的呢?因此有人猜测,《公车上书记》上刊载的题名录,可能仅是参加松筠庵集会的签到名单,究竟有多少人在上书上签过字,则是一笔糊涂账。可以说,“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他后来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介事地说:“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又吟诗称:    
    抗章伏阙公车多,索稿传抄天下墨争磨。凭空把没有上奏的万言书的社会影响说得如此之大,似乎已到洛阳纸贵、神州传颂的地步,并将美国公使搬出来唬人,目的只有一个:抬高自己的身价。据当代学者考证,《公车上书记》其实是康有为及其门生避开北京,拿到上海租界里自行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此书初版广告刊载于当年7月10日《申报》,从时间上说,距松筠庵会议不过68天,速度可谓极快。其广告曰:    
    新出石印《公车上书记》    
    ○盛世危言    
    寄售上海四马路古香阁书庄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传电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近闻美国公使已将是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兹觅得全稿,并上书姓名,石印成书,以餍众目而快人心。每部实洋两角。为了推销此书,代销商在《申报》上又刊登过六次广告,宣传声势在当时堪称绝无仅有。但只过了五十多天,《申报》又登出如下“告白”:    
    原本《公车上书记》大减价    
    本坊前售都门友人石印此书,因存数尚多,兹自七月十一日(按,即8月30日)起减价发兑: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要者请即购取。    
    此布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莫谈时事逞英雄(3)

    马路古香阁告白这本售价洋二角的小书,已经成为特价书了。德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证明一件事很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材料,但要证伪却不难,因为往往只要一两条材料就够了。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做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原始史料。康有为为什么要杜撰出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呢?这要从中国官场制度和知识分子入仕之途说起。作为一个想有作为却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封建时代的出路,唯有先通过科举改变地位和身份,然后顺着官场的阶梯慢慢地攀援而上,直至熬到一定地位,再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布衣晋身卿相留出了巨大的空间。北宋汪洙所撰儿童启蒙读物《神童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科举制度尽管为平民入仕打开了一扇门扉,而整个官场,却沿循着资历等级、逢迎阿谀、明哲保身等原则,来消磨人的意志和锋芒,待到位极人臣,往往已经没有办事的魄力了。清代有人作《一剪梅》四首,讽刺官场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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