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语对枯棋-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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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利用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后人猜想的春风得意。
朋友们在陶然亭为他送行，清流健将宝廷作诗曰：
友朋久聚处，淡泊如常情。偶然当离别，百感从此生。
人生各有事，安得同止行？各了百年身，甘苦难均平。
古今几豪贤，畴弗有友朋。离别亦习见，别泪例一零。
今日天气佳，有酒且共倾，勿作祖帐观，联辔游江亭。
俯视大地阔，仰视高天青，余生尚几何，愿醉不愿醒。
宝廷本人，官至侍郎，却在前年出学差返京的路上，买船妓为妾，自劾挂冠而去，论者多以为这是他自保的一种策略。晚清清流消长兴衰，不可解的疑问尚多，此即未解之谜也，暂且不作讨论，但从这篇诗歌的气氛看，送别的气氛是压抑和低调的。
作为钦差大臣，张佩纶开始主持福建海防。当时闽省官场“十羊九牧”，疆吏大员，有闽浙总督何、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船政大臣何如璋。论资历、论科名，张佩纶都比他们差，然而他是新贵，朝中大受宠信，于是大家对他恭恭敬敬，称他“幼翁”，将大局交他主持。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谋求自保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愣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他说：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之际便被摧毁（船政局的造船设备连同技术，全部是从法国引进的）。在法国大炮轰鸣声中，张佩纶带人上中岐山上观战，亲眼目睹了江面上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开战必败的心理准备虽然早已有之，但败得这样快这样惨却是未曾想到。数月之前，京师之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何等潇洒气派。如今，他却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后来，民间传说他一闻炮响，放弃指挥，跣足而奔，一气逃了几十里，行抵鼓山，乡人拒不接纳，只能匿居庙中，而遭北京言官弹劾。虽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无此情节，最终仍被流放军台效力。福建人将他和另几位大员何、何如璋、张兆栋放在一起，做词讽刺：“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描绘得十分不堪。张佩纶从此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清流·淮戚（3）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腻味清流们喋喋不休的高论而设的一条借刀杀人毒计。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李鸿章拒绝了张佩纶要他派军舰援闽的要求，张佩纶心中不满却也无处发泄。李鸿章认为张主动选择驻扎船政局而不是驻扎在福州本身就是意气冲动：“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事后给予张佩纶真实关爱的，仅有李鸿章，所以张佩纶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份关爱。作为清流，他没有“清到底”的气度，依附李鸿章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成了他后半生的选择。
一百多年来，关于张佩纶马江之战的故事，似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张爱玲说他在“大雨中头上顶着一只铜脸盆逃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表示，他读了唐振常先生在《新民晚报》所写“张佩纶徒事空谈”，说张在马江战败逃难时还携猪蹄大嚼，感觉很是难堪。究竟有没有顶铜脸盆或嚼猪蹄，恐怕现在难以考证清楚了。当年左宗棠上奏为张辩诬，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解释，是左的幕僚谢章铤与张的密友陈宝琛交谊甚笃。我不太相信这个推测，因为仅凭幕僚与陈宝琛友善，似乎还左右不了左宗棠，何况当时陈宝琛也受到攻击，自身难保。后来我读到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一封信札，提到左氏出京时即面告李鸿章：“幼樵与彼交好，马江之挫可惜”，李对张分析说：“此老尚顾名义，当不至媒孽颠倒”，显然，左宗棠的面子是卖给李鸿章的（也不排除同时卖给李鸿藻的）。陈寅恪先生又说“马江战败，丰润（张佩纶）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李鸿章），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其实李鸿章在处理中法战争时的态度，完全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爱女嫁张，决计不是“惭疚”的原因。官场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比如李鸿章在1886年春安排亲信幕僚章洪钧出任宣化知府，说是能与流放张家口的张佩纶就近走动，“为戍客添谈助”，同时招翁同的舅子汤伯述入幕，李翁两家的关系，局外人又岂能说得清楚？
从照片上看，中年的张佩纶略显肥胖，脖子很粗，眼泡浮肿，留着唇髭，毫无精明强干的样子。倒是他的夫人，风姿绰约，仪态端庄，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肯定比孙女张爱玲长得漂亮。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继室边粹玉的令尊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第三位夫人就是李鸿章的女儿李经（小名鞠耦）。就丈人的地位而论，一个比一个高。边夫人188
6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耦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1888年5月21日，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2000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6月14日，李鸿章致电李鸿藻说，张佩纶在此小住十日，“秋后再来”。这次相见，他们估计谈论了张的亲事。同日，李鸿章在给驻德公使洪钧的信中说，俾斯麦若生在中国，“必为清流所攻”，而在日本，则将成为伊藤博文。一天里说这两番话，倒是很耐人寻味。
同年11月15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正式娶鞠耦为妻。李鸿章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原信底稿上还有“回忆婚姻之约，原在十年之前，星纪已周，冰绳仍寄，固云夙契，亦是前缘”数语，定稿时被李鸿章圈去。张佩纶的原配朱夫人殁于1879年6月24日。9月，张佩纶赴苏州迁葬母亲灵柩，途中与李鸿章在天津见面，建立起直接联系。此处婚约云云，不知二人究竟是如何确定，但李对张个人才华的欣赏，却是贯彻始终的。野史记载，张佩纶自戍所回来后曾作鞠耦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张爱玲说张佩纶是在李鸿章衙中做记室，某日“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李鸿章就通过别人，暗示张佩纶前来提婚，这些记载，显然都不正确。倒是在1880年前后，张佩纶就做过李鸿章儿子李经述的私人老师。
张佩纶比鞠耦大十七岁，是个死过两任太太且又“犯过严重错误”的刑满释放分子，因此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做对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西床变东席不是东西。”又有人做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在张佩纶日记里，常有“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
婚后，张佩纶与太太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旋有御史端良上奏弹劾，光绪帝表示“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李鸿章接旨后上密折，为张佩纶辩解：
张佩纶曾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直言敢谏蒙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擢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非捐纳杂流毫无行检者比。马江之役，以船旧兵单为法所乘，获咎遣戍军台，人犹谅之。是年臣适入觐京师，召见时蒙皇太后垂问，臣即以张佩纶经此挫折，阅历益深，人才难得，若竟废弃终身，殊属可惜等语奏对，瞻仰慈颜，似尚不以臣言为谬。其时臣未与缔姻，无所用其袒护也。及该已革学士释戍言旋，……臣察其意气已平，学养益粹，留署深谈，乃始妻以臣女。夫人无贵贱贤愚，孰不爱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难求一快婿？即张佩纶尚为学士，年齿相悬，申以婚姻，已不谐以俗见，况系军台释放回之废员，使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爱女而畀之品行有亏之人？此臣区区怜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于朝廷，下质于天下后世者也。若如端良所云，先以夤缘，继以姻戚，则臣虽衰朽之余，不应不近人情老悖至此。
又说张佩纶虽住在直隶总督衙门，却从不干预政事：
张佩纶在臣处杜门谢客，外人罕见其面。近日宦途拥挤，或因其与臣至戚，干求奔竞，踵门投书，张佩纶崖岸过峻，一概拒绝。……至其常在署中，亲戚往来本属无干例禁。臣忧深责重，以张佩纶持论虽多偏激，心地极为忠诚，遇有疑难之事，间亦与之商榷，而张佩纶犹拘执姻嫌，竟至畏首畏尾，不赞一辞。臣心颇怪之，尝告以胡林翼之于陶澍、沈葆桢之于林则徐，均以女婿在署襄办公事，未闻有所避忌。汝曾任大员，留心时事，岂宜一蹶之后，遂于军国要务漠不关怀，未免忧谗畏讥，太形偏隘。而张佩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