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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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哲学研究团体等。不久之后，利物浦皇家协会也成立了，这使得罗斯科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利物浦文化组织中的成员都是当地的中产阶级，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从事各种活动的商业人士。利物浦城市所有文化组织都对市民开放，而且价格也比其他城市要便宜得多。以图书馆、哲学社团之类文化组织为平台，利物浦的商业阶层要向世人展示：他们不仅只是知道如何获得金钱，他们也已经懂得追求商业精神，而且他们的商业精神已经融入在城市文化的认同之中。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四城市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精神理念（2）
公共建筑与城市空间
在中产阶级认同的建构中，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的进步（公共建筑和城市空间）代表了城市的想象，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市民则可以改变两者的状态。第一，城市文化被当作城市及其历史和意义研究的主要资料。第二，城市空间的使用作为文化控制的一种手段，包含了公众行为和市民的独特理念。它们集中表现在19世纪城镇的建筑和开放空间上，这本身便代表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这一“私人”群体对“公众”区域的“所有权”。中产阶级对“公众”区域占用的文化表达有多种方式。各种学术社团的雕像和肖像、城市仪式礼节和会议，都发生在这些公共建筑里，且被当地传媒大量地报道，这说明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们为了相互间的认同以及阶级身份、权威和权力的稳定，将公共建筑当作舞台在利用。
19世纪末的建筑，虽然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共同实施完成的，事实上却是城市及其市民一定理念的表现。而且，城市建筑的作用还在于将精英人物从普通人中隔离出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精英们是如何通过城市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来体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呢？
考察各个城市的市政府报告，我们不难发现，但凡要进行城市建设或改造的时候，总有许多方案难以定夺，总有很多意见难以平衡。利物浦和伯明翰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从1858～1883年间，利物浦市政府收到不少于9份城市建设的提案；而伯明翰对于城市建设提案的争吵自1860年就开始了，并且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更是无法统一，因此，许多城市都倾向于将这些建筑物的建设权交给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市民们去完成。这样既可省去定夺方案的麻烦，又可以节省财政开支。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的艺术馆、博物馆、慈善机构等就是制造业主、律师等人捐赠的。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城市的建筑，总是与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19世纪末，市民普遍认同这样的城市文化：男性气质的、理性的、积极的、自强不息的、体现知识的，尤其是要能够体现艺术性和科技性，这实际上也是商业与制造业人士所推崇的文化品味。许多中产阶级男性精英把城市文化团体当成自己社会舞台的延伸，以便相互交流，巩固他们自己的阶层或群体认同。其他社会群体可以自由参与，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其他社会群体只能作为一般公民身份旁听讲座，而讲课的人则是中产阶级。
19世纪后半叶，有关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新论调依然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它强调了城市建设在于展示人类美好本性，并试图调和现代与古典、精神与实用的矛盾。这项争论的主导者是精力旺盛的城市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精英——商人、制造业主和职业人士——为了反驳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修养的观点。他们当然也要驳斥马修·阿诺德的谴责。阿诺德认为：中产阶级想要文化和自尊，也想拥有理念，并试图以一整套与商业和制造业有相关意义的理解进行说教。M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21这种争论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的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对于这些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其他社会群体当然可以作出另外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而言或许也是一种选择。然而城市的统治阶层掌控着文化机构，他们凭借着文化机构进入市民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城市文化的创造过程，就是不同阶层相互调适而共同生存的过程，一切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
城市广场的权力象征
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挪威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在英国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中，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创造者、投机者，建筑师和议员——城市男性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都市新风景的代表。在城市改造中，中产阶级精英获得了认同，强化了精英们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商业领袖、资本家和公众人物”的地位。
1835～1845年间，曼彻斯特中产阶级精英开始陆续把自己的仓库往城市郊区转移，由此开始了城市空间的扩大过程。由于中产阶级的活动中心向市郊转移，这就使得原先的城市中心变得寂寞而空旷。城市精英们通过程序化和仪式化的方式，通过道德的宣讲，试图继续控制着城市的文化，保持对城市中心的控制。
19世纪中晚期进行的城市改造过程，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结合、文化与道德的结合过程。比如，19世纪50年代在市中心建立的纪念碑和市政厅，其象征着城市中产阶级的集权统治。在伯明翰的张伯伦广场上，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建立了市政厅、自由俱乐部、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和其他一些教育设施，这些以政治和文化为概念的建设，规模空前而建筑华丽。在曼彻斯特的艾伯特广场上，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建造了艾伯特王子的纪念馆和纪念碑，以及一些远古时代的自由英雄的纪念物，这说明了死寂的、空阔的场地是如何借助道德权威和城市美德被重新塑造并加以利用的。
城市中的广场建设拥有众多象征意义，而非仅仅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历史学家RJ莫里斯和理查德·罗杰研究了乔治广场和建于1883年的格拉斯哥的市政府大厅，描绘了人们对其成为城市象征的认知程度：“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到贸易协会的领袖，无人不知乔治广场象征着一种城市权力的呼声。”R J Morris and R Rodger；“Introduction”；Morris and Rodger （eds）；The Victorian City（London： Longman；1993）；p9城市广场和开放的空间成为19世纪城市文化中一道高度形式化的仪式，这种仪式包括各种庆典活动、社会名流的葬礼，以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游行等。1877年，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厅的开放庆典，以及1833年伯明翰为约翰·布赖特举行的生日庆典，都具有这样的暗示意义。类似事件具有高度情景化安排的特色，让权力（包括大众权力）在有秩序的和戏剧化的表演中得以体现。
当然，这些仪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政治背景与城市空间背景，包括19世纪中期之后10年间的城市改造，以及公共生活中城市权力视觉认同的创新。在这个政治空间里，仪式和符号是中产阶级证明自己的认同，并定义其自身与现代城市关系的两种关键代码。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五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的品味格调（1）
英国人具有传统的贵族情节，他们保守的个性和尊重传统的气质，在王室的留存与阶级制度等社会各层面中表露无遗。上层阶级对社会的统治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在中世纪，贵族是社会的主导阶级，贵族精神也是主导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所承认的官方的文化参照系。钱乘旦、陈晓律，同前引书，第290页。贵族的一举一动皆被视为世人的楷模，一切向上流社会努力奋斗的人们都竞相模仿贵族的言谈举止，生怕因自己的粗野行为被他人看出卑微的出身。下面让我们从闻名遐迩的绅士风度和别具特色的茶文化中，来品味一下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绅士风度
约翰·莫根，关于约翰·莫根的故事，参考《英国最后一个绅士之死》改编，源自《千龙新闻网》，文章来源：wwwctncn/Archive/2001/9/5…78302html。41岁，是伦敦的一位社交名人。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他是英国社交礼仪的权威，是一位成功的典范。他的几种有关现代礼仪的著作如《现代礼仪》等是各个图书馆所必备的参考书，他是英国著名男士杂志《绅士》的主笔，他还在《泰晤士报》上开有一个专栏，每周一次回答读者的提问，教导越来越不注意仪表的现代人应该如何做真正的绅士淑女。
他教人们如何才是吃香蕉的正确礼貌的办法：香蕉是不能拿在手上剥了皮大啃的，那实在是有失风雅，香蕉必须横放在盘子上，用刀叉先将它的两头切去，然后再横向剖开香蕉皮，其后才将香蕉切成小块，优雅地送入口中。他还教女士们出席皇家花园茶会时应该穿着的衣饰，这里，裤子是大忌讳。他常常劝他的好友们千万不能随便到一家商店买西装的成衣，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绅士的作为。
他自己的谈吐举止、穿着打扮也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只在西尔维亚街买衣服。衬衫、西装、鞋子，甚至外出旅行行李上的标签都是手工订做而成，他的衣服总是要用薄薄洁白的衬纸包裹，他丝毫不追求现代的名牌时装，在他看来，那只是肤浅的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所爱干的勾当。他的手表、皮带、皮夹也都是精致无比，他用平头钢笔蘸着墨水写的圆体字是英文书法的典范，他的信封信笺都是特制而成，上面压印着浮雕花纹，也许可与荣宝斋的上乘水印笺媲美，他是不用胶水更是不用唾液黏合信封的，他用的是那种古老的蜡制封泥。出门时，他总要带上他那把银柄的长伞，伦敦晴雨变化无常，刮风下雨时，他总是要为与他走在一起的女士遮挡风雨。他从来不去超市或一般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在一般的银行中存钱取钱对他来说也同样无法接受，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和那些臃肿的家庭妇女、出着臭汗的快递公司的摩托车骑手一起排队等着见柜台后满口伦敦东区低级口音的银行经理，他只在会员极为精选的俱乐部中兑换支票。办公楼中的卫生间他是不去的，需要方便时，他总是要不辞辛劳地来到他的俱乐部，使用这里的卫生间，因为只有在这里，方便洗手之后，会有服务员为他递上一条洁白的亚麻布的擦手巾。幸亏，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俱乐部相距不是很远。每天下午四点，他的两位助手必须准时为他沏一壶下午茶，用的是一套正儿八经的精美的薄胎茶具，银质的擦抹得亮亮堂堂干干净净的托盘，茶壶、茶杯、茶盘一定要事先用热水温过，牛奶是要盛在小巧的钟形瓶中，小瓷罐中的糖可不是白糖方糖，而是浅棕色的透明的小冰糖，银质的茶匙舀起一勺来，如同一小堆碎水晶，晶莹剔透，当然，那一碟巧克力的小饼干也是必不可少的。
像莫根这样的绅士是一种典型，他那过于传统而刻板的做派现在已经很少为当代英国中产阶级接受。即便如此，受贵族文化的影响，英国中产人士依然有着独特的生活品位。
这种独特品位首先表现在衣着上。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自己的服装和打扮都十分注意。女性的服装以素色淡雅为主，很注意服饰的搭配：冬天，黑色的呢子外套配上一条醒目的粉红或白色围巾，几乎是英国女性的经典打扮。英国老太太为了显示活力，钟情有花纹的衣服，但也是不抢眼的浅色小碎花，或者是经典伯百利的传统格子。和女士相比，英国男性的服饰变化更少，他们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