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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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认同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人们的阶级认同是社会主观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认同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进行内化，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最终促进了阶级的形成。
“认同”（identity），亦译为“身份”、“识别”或“同一性”。“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是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Richard Jenkins；Social Identity（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1996）；pp3～4“认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与“差别”（difference）的关系。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刘爱玉、周晖：《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文章来源：wwwccrsorgcn/big/zdbggczgrjhtm。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M and R Jackma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8；5 （October；1973）；pp569～582而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群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
那么在阶级认同中，我们如何来界定阶级之间的差别呢？或者说，某一阶级成员的身份，我们如何能够识别呢？一个人社会身份的获得，可以从经济地位、权力地位、职业声望来考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而从文化层面来考察，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文化是在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其中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2页。结成各种群体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从文化层面去考察阶级成员的身份认同，是非常有效，亦是非常有趣的。
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于18世纪后叶和19世纪早期，主要分布在内地和北部的工业城市。他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大获益者，体现着“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特征；同时，他们也是政治改革胜利者的写照，并以维多利亚时代占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其象征。总之，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Alan Kidd & David Nicholls （eds）；Gender；Civic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MiddleClass Identity in Britain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2经济上新富的人们急于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以期彻底改变自身原有的社会形象。一股崇尚传统文化，模仿贵族生活方式的潮流在英国社会悄然流行。英国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与品位格调无一不在社会性别塑造、城市建筑风格与城市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三男性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1）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的，指的是心理文化上的性别，尤其是指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特征以及对性别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第161页。社会性别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社会文化的传承而来。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下面我们将从历史的碎片中，去看看英国中产阶级男性气质是如何被塑造的。
曼彻斯特市长
曼彻斯特的市政大厅陈列着36幅历任市长的肖像，从这些人物肖像及其悬挂仪式中，我们可以对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状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36幅肖像中的第一幅描绘的是曼彻斯特的首任市长托马斯·波特。这是一幅全身的油画像，帆布边框很大，长3米宽2米。画中人物位居中央面对观众，身体摆放呈标准姿势。他的腿和脚显得很修长，并呈90度自然分开，左脚正对前方，后脚靠后。他的两只手臂略微有些弯曲并很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他的右臂靠身体很近，几乎就是垂在他的体侧，右手拿着一张纸，看上去可能是一封信。他的左臂抬起，整个小臂和左手轻轻支撑在一个圆形石柱上。波特市长的头直立着，脸看上去略显严肃；虽没有面带微笑但也绝无傲慢之意。他的表情安详，神情专注，目光深邃，直视前方，平静中带着自信，稳重中透出高贵。
肖像的作者威廉·布拉德利借用了罗马传统肖像的模式来表现一位理想的统治者形象。从这幅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出作画者的精心构思。画面上的纸张和羽笔散放在一块红色绒布覆盖的书桌上，这个背景相比于波特市长的身影做了模糊的处理。它们是画面背景的一部分，然而却表征了很多意义：散放的纸张和羽笔显示了一位高效的市长正在进行繁忙的工作；红色巴洛克式的翻滚状长毛绒窗帘，与办公桌的台布一样鲜艳，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那个被波特市长的左臂所轻轻倚放的圆形石柱，则象征着政治权威。整幅肖像把工作场景作为一种符号来表征政治制度，或者说，努力工作是当时人们对政治权威人士勤勉政务形象的一种认同。人物的衣服，除衬衣是白色的之外，其余都是黑色：黑色上衣，黑色背心，黑色长裤，黑色皮鞋。黑色代表了严肃与庄重，19世纪初黑色是男士的专利与时尚，它是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有社会中上层可以使用，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普及开来，为普通大众所享有，当然这时黑色的象征意义已经有所改变。
肖像的提请与批准，也要经过一系列繁冗而规范的程序。首先，肖像完成以后，制作者当以规范的书面方式提请市政议会批准。市政议会经过讨论，并一致签名通过后，再以书面的方式告知肖像制作者，说明肖像已被市政议会批准接受，并将于某月某日进行画像的庆典仪式。庆典仪式也极为正式，相关人员衣冠整齐地站立一堂，由主持人宣说肖像人物的功绩，并陈述准予悬挂的理由，当然不外乎是工作的勤勉，对城市的贡献之类歌功颂德之词。最后才恭恭敬敬地把画像挂上市政府大厅的墙壁，供人们瞻仰。
之所以要经历这许多程序和仪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强化社会记忆的需要。它要告诉社会大众，新兴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了，历任市长的肖像在市政府大厅的摆放，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肖像的画技画法是传统的，画的表现力是积极的、强烈的。它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权力从形成到被仰慕的一种实践。
艺术收藏者
罗伯特·弗农是维多利亚早期一位有名的艺术收藏家与鉴赏家，他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先向社会捐赠大量个人艺术收藏品的人，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从他个人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中，我们可以窥视出19世纪中期下层人物在向上层社会流动时，是如何塑造自身的艺术鉴赏者或艺术收藏者身份，以迎合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
弗农当过兵、经过商，后来做起了收集艺术品的工作。为了进入中、上流社会，他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出身设置成一个悬念，在公共集会上假称自己出身贫寒并到处宣扬，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奋斗与努力才成就今日之事业的人。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符合当时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接着，他请当时一位知名画家为他画了一幅全身坐像。画中的他，优雅地拥着一身用天鹅绒镶边、用鹿角装饰的绸缎长袍，怀中抱着一只名为“查尔斯国王”的名犬，看上去高贵而浮华。而且，弗农那打理得很夸张的发型，加上他直立的领口，俨然是惠灵顿公爵那种英雄战士的形象。就画中的人物形象来看，人们不会把他当作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中产阶级，而会认为他是本国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与统治集团有着某种联系。弗农将这样的一幅肖像，当作自己所收藏的艺术品之一，连同其他收藏品一起捐赠给了国家美术陈列室。其用意或许就是为了让人们以为他是为国家立有军功的贵族成员之一，试图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对他产生仰慕与敬佩，以塑造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表面上看，弗农是一个艺术赞助者的典范，一个给予艺术家们慷慨关怀并时常把自己家提供出来作为艺术家们进行艺术研讨和艺术交流的场所的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一些艺术名流，可以算得上他家的常客。然而，事实上弗农对与艺术家们为伍并不感兴趣。每当客人们被邀请来家中进行艺术沙龙的时候，他都忍受着嘈杂并期盼这天快些过去。弗农的侄子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叔叔：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今天慷慨而开放，明天很可能就反其道而行之。这一评论在弗农对待某位画家的善变的行为中得以充分体现。当弗农知道这位画家刚刚为皇室成员画过肖像，或者刚刚受邀于某一地位显赫的贵族世家时，弗农马上就会对他另眼相看；然而，当这位画家在为他所钟爱的“查尔斯国王”“查尔斯国王”是一条世界名犬的名字。作画时稍有闪失时，弗农就立刻翻脸，对他怒骂呵斥。很明显，弗农的这些行为与他的生长环境与家庭教养不无关系。尽管他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高雅的艺术人，一个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但他内在的修养恰恰暴露了他真实的身份。
第二部分：英国中产阶级 文化及其认同三男性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2）
市郊职员
19世纪晚期，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世界作为一个舞台出现了，在这个舞台上，市郊居民这类下层中产阶级正在上演着各自的人生戏剧。乔治·格罗史密斯兄弟的小说《小人物日记》（Diary of a Nobody）塑造了一个自命不凡而又一事无成的下层中产阶级男子查尔斯·普特（Charles Pooter）的形象。自那以后，普特的形象就成了下层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的标准，是最为人知也最为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市郊职员的写照：他在储蓄所工作时，对老板点头哈腰、盲目忠诚，而在市郊的家中，却要充当主宰、舒服享受；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居家男人，但对家庭的支配管理理念却又华而不实；他常常饱受来自各方面的蔑视，有客户、朋友和自己叛逆的儿子，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卡丽（Carrie）。日记追踪记录了这位市郊职员的无奈：在家政事务中他想重新塑造自己那微弱的家庭权威，他想努力充当家庭中一个慈善的长者形象，然而，结果却是不断地遭受打击。当然，普特的形象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关键他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角色，与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认同很合拍。日记最终以普特在经济和家庭的双丰收而告终，许多先前对他不屑的人们最终也认可了他。
继《小人物日记》之后，巴里·派恩的小说《伊莱扎的账册》（The Eliza Books）成功地利用了《小人物日记》的轰动效应。它将熟为人知的普特的华而不实的理念，如自我价值、势利的社会交往和干涉家庭事务等继续夸大，同时还夹杂了更为刺耳的声音：伊莱扎与其丈夫之间的争吵。小说在市郊小人物的平庸之才与文化狭隘的主题上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白。在他们的每一次婚姻争论中，伊莱扎的丈夫——那个自我意识颇为强烈的商业职员，他的不善家政和笨拙表现，与伊莱扎干练的家庭经济管理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像普特一样，伊莱扎丈夫那“自己是家庭主人”的断言，在伊莱扎卓越的家庭管理才能和处世智慧中遭遇到了羞辱；他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