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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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回顾日本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及其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重视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力是日本近现代社会的传统特色之一，该传统成为日本社会积极关注中间层问题的前提。同时，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总体纳入宏观社会变迁的框架之内，其理论视角经历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韦伯的阶层分析、布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等变化，正面临后现代视野下“阶级”、“阶层”的概念主体均被解构的学术情境，因此，对应“middle class”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中间层”概念的内涵、标准往往是相对的、多元的，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及后现代转型存在某种关联。其中，关于“中层意识”的研究是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性质变化体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是从微观角度考察日本社会发展机制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特色是注重实证研究，注重量化研究，并且已经形成大规模、系列化的研究调查体制。
纵观日本中间层作为一种群体形式的发展历史，齐美尔的论述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的注脚：“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因此各种拥有强大的中间等级的社会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与此相反，如果涉及要保持一种非持续的、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差异的、社会的结构之时，必然会最不惜付出，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的任何代价的群体生活将会具有保守的性质……社会的性质的稳定性和社会距离的广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也表现在相反的方向上。在群体的自我保存由外部通过强加稳定而获得的地方，随后有时会立即形成很强烈的、社会的差异。”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428页。二战前日本社会的保守性质与剧烈的贫富差距不无联系，20世纪60、70年代中间层的迅速成长为日本二战后民主社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而80、90年代，中间层内部分化激烈，只能靠“一亿中流”这种虚幻意识的外部作用力才得以维持，同时，它又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差距加剧的前兆，“中流崩溃”论之下日本社会总体的保守化如《日本有事法案》的通过。另参见大塚英志《〈エリ然孟搿丹握濉罚骸禫oice》2000年10月号。再次印证了齐美尔论言的精辟。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一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1）
由于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及其划分标准都几经变更，所以不仅目前作为时尚流行话语的中产阶级一词指代不明，就是不同的学者也是在各自的理解与限定中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这就使得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指代不明的话语，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在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内容多有出入，甚至颇具歧义、大相径庭。然而，中产阶级是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产儿。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从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审视中产阶级，才有可能了解其内涵及其演变脉络，从而正确界定当代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中产阶级，并有效估计其发展状况与未来走向。
韩国中产阶级毫无例外地植根于韩国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变迁过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具有更大的特异性。与东亚邻国相比，韩国中产阶级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其说他们更像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如说他们首先更像是实实在在的韩国人。因此，要进一步了解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应该考虑家庭因素；为了分析东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结构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为了准确把握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转型中的未来角色、政治潜力和局限就必须考虑国家的作用；要从人文主义角度把韩国中产阶级理解为东亚文化变迁过程中新的价值观和理念转变的行动者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Hsiao HsinHuang，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Taiwa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Nankang， 1993）， p18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落入中产阶级预设模式的限制，才能真正了解中产阶级的具体表现与社会特征。透过对韩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考察，我们观察到的韩国中产阶级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镜像，这种镜像折射出的是韩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特有逻辑。
一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
广义的中产阶级是指社会资源占有上的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这一层面上的中产阶级早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论述中就可以找到根源。虽然中产阶级在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为数不多，但其存在却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群体，因而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中，不同的理论学派、不同的研究者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定的限定与区分，也就是说他们必然按照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中使用的中产阶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建构的，因而，必然就缺乏一个一致的、公认的理论和概念系统。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中产阶级的概念、内涵及其在特定语境中实践应用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中产阶级，另外bourgeois （布尔乔亚） 一词有时也与middle class表示相同的意思即：中产阶级。但大多数情况下该词译作“小资产阶级”，带来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嘲讽意味，更多情况下，它是与矜持、虚饰与做作相关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而且这个词的使用远没有middle class普遍。而在非英语国家，这一词使用的更少，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中产阶级的英语同义词为middle class。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在那里这不存在太大的歧义。而在非英语国家，这一用语的本地译法则各异。一些法国史学家称他们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还有些学者称他们小资产阶级（bourgeoisie），而最著名的表述则是甘必大于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所提出的：“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这里所说的新社会阶层，简称“新阶层”，指的就是19世纪50～70年代，因经济上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于是“新阶层”就成了一个新兴集团最为普遍接受的称谓。宋亚萍：《论19世纪法国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江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到19世纪末东亚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根源的晚近现象，用于表示这个新近出现的阶级的地方词语在四个社会也不尽相同。在香港和新加坡，由于广泛使用英语，在这两个社会中，中产阶级这一术语直接指特定的部分人口。在台湾和韩国，中文和韩语是官方语言，因而这一名词包含了一些地方特点。在台湾，中产阶级的中文意思是“中等资产的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最流行的韩国词称中产阶级为“中等阶层” 。尽管这些当地词语表示的含义不同，但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看作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的参照群体。Hsiao HsinHuang，opcit， pp7～8
傅高义（Ezra FVogle）在研究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工薪阶层）时采纳的、通常也被社会学家使用的“新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由职业来界定的，它用来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来的在政府官僚部门与企业、公司中的白领雇员。与为数不多依靠财产赢利的老中产阶级的私营业主和农场主不同，如此界定的新中产阶级成员基本依靠其薪水生活。Vogel， Ezra F，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2这与老中产阶级不尽相同。以独立的企业主和农场主为主的老中产阶级的收入会随经济大气候而波动，工作与休闲时间模糊不定；而薪水雇员很明显地享有受保障的收入和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与农场和自主企业相关的工作与焦虑。但更重要的一点区别是老中产阶级（如小企业家）是相对独立的，他们是“依据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典方式来建构其世界的：这是一个遵循自我平衡原则的非凡社会，虽然其本质上很少或根本就无须依赖权威，但却需要广泛扬弃传统和一些私有财产的捍卫者。”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一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2）
而新中产阶级被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化、集团化、科层化纳入到依附性地位之上，具有更大的依赖性，“而在科层制度对自由和理性的种种巧取豪夺之中，白领们则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Ibid； pxvii同时，“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Ibid； p65也就是说，新中产阶级只是名义上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所指代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以，这实际上也是研究视野与界定标准上的变化。
虽然日本同属东亚国家，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显然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虽然傅高义的研究始于30年前，但当时日本的发展达到了与韩国90年代可相比较的阶段。也就是说，韩国是在90年代才达到了日本30年前就已经大概达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但不同时期两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仍然难以等同，莱特的《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书是目前为止的所见到的对韩国中产阶级进行深刻分析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对韩国中产阶级的界定走出了以往研究西方中产阶级的局限，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读。作者在韩国所见与傅高义在日本发现的大相径庭。正如作者指出的，工薪阶层在韩国并没有在日本同样的重要性，在当代韩国背景下沿用将中产阶级两分为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老方式存在困难。
通过使用布迪厄指出的消费或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一样决定着阶级的实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莱特试图提出一种较为圆满的、有特色的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模式。联系韩国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在综合了客观和主观标准之后，作者研究中的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指的是“所有在韩国有中产阶级地位的人，而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Lett， DPotrzeba，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5在这里，“中产阶级地位”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绝对的类型。虽然有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仍有一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有过争议或者还存有异议的。韩国人自己用诸如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职业等基本标准对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作了区分。另外。这种区分常常、但并不总是与中产阶级地位是否基本由拥有文化资本如教育取得或者是否基本由拥有经济资本如财产取得有关。当然，这些标准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正是通过与职业、家庭、教育和婚姻相关的特征群体的展现，他们获得了中产阶级地位。通过这样的定义，作者对研究对象做了限定。“这是韩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分析，尤其是1990年代汉城大都市区的中产阶级。因此可能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农业工作者不是本研究的对象。体力劳动者即使是熟练的也不被看作是中产阶级，不包括在内。另外，与社会学的习惯相反，那些小型的企业主，如果他们的家庭挣不到足够的钱以维持韩国人自认为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自60年代以来稳步增加的生活标准——的话，也不能包括在内。在整个系谱的另一端，政治与军事精英也被本研究排除在外。企业创始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