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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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化》，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 年（52）２，第266页。“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大约于大正初期登场，昭和（1926～1989）初期的合理化时代数量急剧增长，随着行政官僚制度的深化，形成日益膨胀的官僚薪水层，并逐步成长为超越民间公司职员群的存在。” 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东京：文芸春秋新社；1960，第20页。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是否依靠薪金为生成为新老中间层的关键区分标志，“被称为‘老中产阶级’的，具体地说是农村里的小农户、自耕农等，城市阶层中则相当于所谓的中小企业主”，而“新中产阶级”则被定义为“公司的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职员及其他薪水族化的医生、技师等掌握其他各种技能的人员。” 同上引书，第18页。从内部构成来看，“当时的新中间层恰如金字塔一样，包含着一小撮精英层和庞大的非精英层”，中村牧子：《新中間層の誕生》，载于原純輔编《近代化と社会階層》，东京：枺┐笱С霭婊幔�2000，第51页。 相当于“一小撮精英层”的是从事专业职务工作、公司领导工作等管理职务的人，特征是拥有高学历，而与“非精英层”相对应的，则是由公司或行政机构事务人员组成的大规模群体，学历相对较低。之所以能形成相对封闭的独立阶层，是因为其内部具备强烈的再生产机制，主要根据各人的教育取向及学历形成区分，类似教师这种与教育有关的人员，即便位于新中间层中最低的出身阶层，甚至本人学历并不太高，但再生产出新中间层的比例仍旧很高，往往经过两代便可实现加入精英层的目标。中村牧子，同上，第47～63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一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2）
二战前的新中间层中，部分中上层的群体拥有一定财产并形成了独特的“中流”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日后中产阶级研究的参照系，如居住在东京近郊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新中间层的生长空间较为狭窄，甚至被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年，第55页。中间层地位的沉浮与形象的变迁与国家权力消长及贫困问题紧密相连。在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下，国民生活极端贫困，占据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民和中小企业并没有如欧美国家那样，形成有实力的现代企业和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是被封闭在低生产力和落后的经营管理状况下，充当着过剩人口的蓄水池作用。所谓的新中间层不断面临着危机与不安，供给过剩后的贬值、不景气下的失业危机、军国主义的高压等导致该阶层日益形成不安心理以及安分守己、消极温顺的性格。而且随着贫困问题的加剧，薪水层逐渐沦落为“被冠以中流之名的贫民阶级”，同上，第100页。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中产阶级运动从原本劳资间调停人的角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力量。社会大会党在第五次全国大会上就曾明确断言：“最近我国无产运动的一个特征性倾向就是中间社会层的大量参加。”
“新”的另一种解释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的新中间阶级而言的，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动向是新中流阶级持续增长的例证”，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第185页。“战后日本的新中间层正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犬田充：《日本人の階層意識：〈中流〉の読み方 とらえ方》，京都：PHP研究所；1982，第53页。日本结束美军占领期后，于50年代中期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1955年以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再加上第二、第三产业雇用人数的增长，使得1950～1975年的25年中，白领工人增加了约3倍共达1000万人，加上白领管理者300万人，出现了白领膨胀化现象，而同期由各种私营人员、家庭企业工作者构成的老中间层的劳动力人口却减少了约1/4。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大规模生产体制的产生，市场垄断加剧，经营组织、管理、流通等领域出现新变化，日本人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生活、家庭意识等也开始出现新的倾向。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产阶级》Ezra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通过翔实的田野研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描述，认为：“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 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Ibid，p4傅高义界定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基本由职业决定，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诞生的一批在政府官僚部门及企业、公司工作，依靠薪水生活的白领雇员。另外，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于1957年在日本翻译出版，其有别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综合研究视角受到日本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间层”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研究界新的思考。在《日本的新中间层》一书中，对“新中间层”的界定，是“根据这些人在现代取代了产业社会中以前的老中间层承担的职业功能这一角度以及从社会分层的各项标准看来，已经到达相对新阶段的中间性位置这一角度”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ⅰ～ⅱ页。来进行的。
对这一时期的“新中产阶级”，有从马克思的阶级史观出发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先行的研究，也有承袭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middle class”研究的影响、精于统计分析的年轻学者所做的调查研究。1952年，“SSM研究会”进行了阶级归属意识调查，1955年，在国际社会学会（ISA）协助下，日本社会学会调查委员会主持实施了“成层与流动调查”，即后来的第一次SSM调查。
对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形成的可能性异常关心是当时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出现了以培养中产阶级为目标的新的政党“民主社会党”，该党将“中产阶级化”政策定为基本路线，宣称不为特定的上层阶级服务，而要保护并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全体国民的中产阶级化”。并且，它将当时“中产阶级化”的具体目标描述为“今后8年内实现标准家庭的年收入翻两番，平均5万日元”，“创造出低收入者也不低于3万日元的环境”。《中産階級化政策の基本理念と政策の目標》，1960年7月4日，转引自高坂健次《現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識の意味——中間層論争と政治のタイプ》，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研究会：《社会学部紀要》2000年第86号，第145～159页。紧接着，自民党也开始提倡“培育中间阶级”，“中间阶级的增加”频频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一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3）
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期，人们在失落的同时，开始反省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盲目，并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同时，因为社会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基本富裕，国民的生活满足感大大增强，自我感觉处于中层的人数不断增加， 1977年达90％，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其中回答“中中”的达到60％。至此，日本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民皆中游的“中流社会”，社会结构中呈现出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趋于同质的巨大阶层。但实质上该阶层并非由各方面均呈中间状态的人们所组成，而是一个轮廓模糊的流动的群体。村上泰亮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间层在社会资源的三元分布上是彼此协调一致的，即阶级地位较高的阶层政治上拥有较强的权力，文化上威望亦较高，他称之为“成层的结构化”；而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结构化机制逐渐崩溃，呈现出显著的“成层的非结构化”现象。因此，村上借用韦伦斯基的“new middle mass”的表述概念，认为日本进入了一个“新中间大众”的时代。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8页。这里的“新中间大众”具有与迄今的任何阶级、阶层均相异的新的性质，他们并非新产生的中间阶层，而是达到了基本富裕程度的群体，他们内部的不平等只是非结构性的量的差异，不会凝聚成意识形态上的阶层或阶级。这实质上意味着社会的无阶级化。“新中间层”的内涵至此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作为实际阶层存在的内容逐渐消散。
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加剧了日本人“中层”意识的膨胀，但“新中间大众”时代充溢着“全民中产”自豪感的日本实质上实现的只是“基础财富”的平等，在“高级财富”上却远非平等。盛山和夫：《中意識の意味：階層帰属意識の変化の構造》，日本仙台：《理論と方法》第５巻２号，1999。村上泰亮曾指出，若不积极采取政策解决新中间层的生活稳定问题，“新中间层有可能会成为叛逆人的群体”，“那时我们将失去实现后工业化社会目标的最后的历史主体”。村上泰亮：《新中間階層の現実性》，东京：《朝日新闻》1977年5月20日。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弊病日益暴露，除却部分拥有高额资产的富裕阶层，大部分日本人生活水平停滞，国民购买力的增长出现钝化趋势，与此同时，购买力的差距扩大，消费者开始分化为追求高级和追求低价两种取向。小沢雅子：《新〈階層消費〉の時代》，东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失业破产不断，国家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而一批IT精英等跻身全球性大公司的“新阶级”却伴随全球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等发展获取了巨额财富，《文芸春秋》編集部：《新階級社会日本》，东京：《文芸春秋》2000年5月号。“一亿总中流”的平等、富裕表象再也掩盖不住现实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从1980～1992年短短十多年里，日本基尼系数上升了约01，且数值甚至超过04，以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日本在各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超过了美国。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从曾经堪与北欧媲美的机会与结果的“双高”平等社会坠入了与英、法、德等国为伍的机会不平等、结果也多少不平等的社会。橘木俊詔，同前引书，1998，第5～6页。
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对中间层问题的探寻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中流崩溃”论成为众多研究者论述的主题。《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田中勝博：《2010中流階級消失》，东京：講談社；1998。、《中流幻想的崩溃》上野千鶴子：《中流幻想の崩壊》，东京：至文堂；1987。、《〈中流〉的幻想》岸本重陳：《〈中流〉の幻想》，东京：講談社；1985。、《中流的幻想》越谷政一：《中流の幻想》，日本青森市：北の街社；1985。等类似的著述标题便清楚反映出作者的观点，即认为所谓的“中流社会”不过是一个迟早会破灭的幻想而已。也有的学者反驳认为，日本现在的不平等只是“富裕中的不平等”，“‘中流层崩溃’说缺乏根据”。参见原純輔《中間層の空洞化説は疑問》、大竹文雄《〈中流層の崩壊〉は根拠乏しい》等论述，出自《論争 中流崩壊》，东京：《中央公論》編集部，2001，第89～106、121～126页。另一些学者则从“新中产阶级”研究概念的产生上反驳“崩溃说”，认为从米尔斯的论述及18世纪“新中产阶级”概念的诞生伊始，“新中产阶级”一直就是“位于阶层序列的中部、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的符号化的象征性存在，而并非真正的实体，因此所谓的“中流崩溃”不过是个故事而已。盛山和夫：《中流崩壊は〈物語〉にすぎない》，同上，2001，第222～237页。还有的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占全体人口约20％的上层白领雇员的代际继承性增强，“担任企业、行政部门的专业工作者或管理工作的上层白领自80年代下半期始，无论在可能性的差距上还是终点的状况上都处于封闭化状态，称之为‘知识阶级’也不足为奇。”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第98页。佐藤俊树并且认为：“就算泡沫经济之后的不景气结束，日本经济重新踏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不，就算再来一次60年代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仅凭这些也无法消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