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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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从父亲职业到儿子职业的外流：1962年和1973年儿子的职业（百分比）年代和父亲职业高层白领低层白领高级体力低级体力农业总计横列百分比1962年高层白领541713151100％17低层白领4620141821008高级体力28132830110019低级体力20122244210027农业16719362210029总计281220328100100％1973年高层白领521614171100％18低层白领4220152211009高级体力30132729110021低级体力23122440110029农业18823361510023合计301322314100100％资料来源：戴维·费瑟曼：《机会在扩大》，《社会学》杂志1979年第13期，第7页，转引自《美国阶级结构》，第193页。
下层阶级可以比较轻易地进入中层，比下中层进入上中层的机会反而还要来得容易。但是，进入上中层或者进入上层的机会却非常稀少。这说明，作为一个以中下层为主体的“普通人社会”特征，同时也说明，在美国，阶级的流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开放，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91～194页。由权力精英们把持的圈子是很难让普通人介入的。
教育对促成这样一个“普通人的社会”意义重大。教育在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直到1890年，中学的入学率还不到7％，1897年哈佛大学的校长查尔斯·W艾利奥特还只能是“希望”建立一套民主的教育体系，使“每一个人”获得广泛的受教育机会，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714页。但这已经能够看出美国人对民主教育体系的推崇。到20世纪初高等教育受到普遍关注和追捧，美国的学院或大学发展神速，187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563所，到1910年，达到近千所，入学学生总数33万余人，与此同时的法国全部6所大学招生人数总共约4万人，相当于美国高等学院全体教职工的数目。到1935年，美国高等院校达1500所，学生100多万人，到196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2000所，学生超过300万人。而到197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接近2500所，学生超过700万人。
美国不只是提供高等教育来把公民培养成学有专长的杰出人物，一般来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的目的是要成为“才智的旅馆”，为每一个美国社团的精神和文化活动提供许多民主的便利，就像美国人的旅馆为美国人的社会和商业活动提供方便一样。美国的大学是敞开的、普及的和民主的。同上引书，第700页。
教育民主化使得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最深。1837年开始，奥博林学院最早实行男女同校，向女子敞开学校的大门，到1920年，男女同校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既定制度。1938年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决定，开始维护黑人公民分享高等教育的权利。美国革命后，对退伍军人的报酬是土地赠与，而新的家传财产则是教育。军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退伍后，根据《美国陆军权利法案》的规定，联邦政府向每一位退伍军人提供补助（每年最多500美元，作为学费和书籍费之用），以及每月50美元津贴，以便他们能够完成四年的大学教育。对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也有类似的明文规定，到1965年，这项计划结束时，它已把几百万美国人送进了大学。丹尼尔·J布尔斯廷，同前引书，第711页。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3）
初级和中级教育更是得到了普及，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进行了教育改革运动。他提倡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在做中学”，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新教育反映了美国人的一种民主观念：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教育应该而且也能人人有份，发展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人人可以通过它去得到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手段。这一观念的体现是中学的扩展，原来在14～17岁的人口中，上中学的不到7％，到1920年，达到1/3，1950年达到3/4，1970年达到将近90％。同上引书，第728页。
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促进了美国作为一个富有生产力的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哪一个人口差不多的国家有这样高的文化水准，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比美国的教育更针对每个青年人。教育的投入使美国公民普遍受益，在存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缓解了阶层差异。
再来看20世纪的美国文化特征。“平等的观念贯穿于美国的各种社会关系。……当两个不同级别的人之间发生个人的接触，建立一种平等的气氛便成为各自潜在的愿望。”爱德华·C斯图尔特、密尔顿·J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20页。大众消费社会一旦形成，就成为注重享乐和消费的新道德观的母体，加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广泛影响，人们开始认为清教主义是对人性的压抑。在美国文化中惯常的时尚流行的“上行下效”的方式变为“下行上效”。爵士音乐、崩克文化、迪斯科等，都是由下层群体中兴起，转而为寻求享受与发泄的中产阶级以上人士所接纳。在2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中流行新道德观，它的核心就是要及时行乐，充分享受社会的物质生活，道德上无顾忌。在这一时期流行的爵士音乐即是享乐主义的体现。其形式上放荡不羁，道德上反传统，追求感官的刺激，是消费社会的产物。
这是一种强调金钱崇拜、物质占有和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将白领中产阶级引入一种“透明的生活”，讲究眼前的实惠和快乐，淡于名利地位的追求，反叛传统。这种享乐主义首先表现在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态度上。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工作是一种进取精神的体现，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但在享乐主义的背景下，工作只是为了获得金钱的一种手段，新的工作意识演变成为“工作越少越好，收入越多越好”。Mills；op cit； p230其次，享乐主义表现在中产阶级对成功的态度上，老式中产阶级成功的标志是拥有财产，而在消费时代，成功的模式更注重金钱，现代中产阶级也更重视成功本身和成功的目的，手段并不重要。米尔斯说：“目前受到强调的成功条件是灵活性而不是能力；是在同事、上司和规章制度中混事的本领，而不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勇往直前的闯劲；是你认识的人，而不是你懂得的知识；是自我表现的技巧和利用别人的窍门，而不是正人君子的道德、物质的成功和人格的可靠性；是对公司的忠心甚至以公司为家的精神，而不是创业的本领。”Mills；op cit；p263
到5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政治上走向思想一致，社会生活平稳，文化风气温和，被称为“丰裕社会”，这一代青年也由于无所作为而被命名为“沉默的一代”。
但是，表层下的平静却掩盖不住激荡的波浪。对社会压抑的不满，到60年代爆发为“垮掉的一代”的反叛行为。其原因在于50年代的经济发展使得中产阶级享受到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各种巨型公司、组织或者社区的一分子，他们乐于顺从既定习俗，愿意听从组织的指挥，以保住既得利益和经济安定，他们热衷于个人幸福，对一些社会问题漠然视之。“沉默的一代”与20年代的新中产阶级一样，耽于享乐。而“垮掉的一代”则大多是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他们对于“沉默的一代”的无为状况大为反感，对个人意志的消失痛心疾首，起而否定既有的价值观念，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到60年代这发展成一种嬉皮士运动，成为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先声。反主流运动异军突起，指出美国尽管物质富裕，却导致人格异化，其领军人物有马尔库塞、米尔斯等思想大师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针对美国社会问题，青年学生在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反叛运动，改革教育制度，分享民主制度，支持黑人民权，反对越战，这是美国中产阶级青年反对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极大地影响了6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生活。
进入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如爵士音乐时代一样，完全为享乐主义支配。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种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354页。
文化上的表现与政治上的作为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这个“普通人”的社会体现了公司化的进一步影响。公司在20世纪到来的时候比以往更加集中，也更加发达。大约192万家公司，或者说总数的98％只拥有全部工业公司资产的14％，而略多于500家公司大约拥有全部工业公司资产的83％，这500家工业公司在1970年雇佣了1460万名工人，占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的7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第295页。由流水线技术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技术合理化，推动了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规模化、集中化，大型科层制组织日渐成为社会的主角。这些组织需要接受专门训练的、深入而狭窄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而不是自我培养和广博的学识。许多已有的工作被分割开，经过标准化而被纳入具有高级技能和服务的官僚组织。许多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专门职业领域也因技术环境的复杂化而转向制度化机构，聚集在大型官僚机构中。由于现代官僚体制及其正规化理性管理将取代市场调节功能和阶级争夺关系，形成高度权威之下由行政机器维持的合法统治秩序。这使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独立性受到影响，这些置身于巨型公司、组织或者社区内的“组织人”更愿意选择顺从，安于个人享受，对一些社会问题漠然视之。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4）
在美国的历史上，老中产阶级因为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工业化时代的中产阶级也在市政建设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但是，现在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其独立性受损，人们不禁担忧，美国的中产阶级既然已经进入了组织体系之内，他们如何在体系内继续发挥其民主代言人的作用，如何继续其自由主义的传统？
应该看到，尽管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传统的个人主义消退，美国中产阶级文化逐渐滑向享乐主义，但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脉络在20世纪并没有断裂，在民主的体现形式——“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方面他们并没有全面退隐。这又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理性的世界观以及隔绝、分散的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
美国的教育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也造就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当然，教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意识的产生。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中产阶级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在政府中赢得一个民主程序。受过良好教育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中产阶级以其反民主的情绪而著称。再者，如果中产阶级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注重技术、管理和职业，那么大学教育本身与其说是促进民主的新形式的产生，还不如说只是有助于把个体关入新的奴役的“铁笼”之中。按照马尔库塞、阿伦特等当代大学教育的批判者的观点，教育课程已经朝纯粹的技术和职业训练转移，而且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自由艺术和科学。大学教育将不再导致知识分子扩大，而是产生狭隘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有大量拥护者，但是，近年来，以格拉斯曼为代表的学者却在部分肯定了这些观点的前提下，指明了美国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对民主造成积极影响的发展过程及发展方向。Ronald MGlassman，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New York： Macmillan Press，1997）
一方面是反主流文化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经典学科作为非职业爱好一直没有消失，这使民主意识得以传承。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加入课程中的科目集中在当代社会问题上，例如环境污染、家庭和军事冲突、宗教神秘主义和道德伦理（以及关于亚洲文化和宗教的科目）、人类的性、“个人调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