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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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为其他群体所模仿的文化准则；Pilbeam；op cit中产阶级追随其后。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一谁是法国的中产阶级（3）
职业军人是法国老中产阶级群体中颇具特色而且也增长迅速的部分。在王国时期，军人从贵族精英或享有特权的城市志愿者（bourgeois）中招募，军官由贵族担任，因而军人在身份上具有贵族特色，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1790年代以后，下层中产子弟进入军队的机会更多；贵族受到打击之后，下层军人有了职位提升的空间，这都给中下阶级的人带来了地位提升的希望与可能，从而造就了这一新的、独特的中产阶级群体。Ibid，pp144～172拿破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并非法国一个国家如此，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表明，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无论在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中，作为知识阶层，专业人士总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产群体。法律、医药、工程与教育是中产阶级主要的传统职业。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术能力与保证，而且其收入来自报酬而不是薪水，这一点足以使他们要求一种特别的独立。他们都视自己为服务精英，对社会责任与荣誉有着特殊的敏感。就职业的古老、报酬和声望来说，法律一直都是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的行业。这与它经济上的高投入与长时间有关，背景低微的家庭很少有能力支撑这一成本。1860年代，法国80％的法律学生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60％是知名律师、大地产商或食利者的儿子；其他的16％来自高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者是工商业中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律师之后）、巴尔扎克（宫廷家具商之子）、福楼拜（外省医生之子）、波德莱尔（生父为贵族院机构负责人，继父为将军）、龚古尔兄弟（出身外省小贵族）……法国文化领域里的精英们几乎都从事或学习过法律，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想要他们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02页。19世纪中期法律专业的学习费用，巴黎是1500法郎，外省是1000法郎。法律与医药同样都为有实力的家庭为自己孩子首选的职业。1908年，39000个大学生里有2/3的人在这两个专业学习。不过，186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少有学生愿意选择医生作为职业。这也许与医生收入并不高，对自身的职业认同与组成十分焦虑有关。据1880年代的一份医学杂志测算，在巴黎繁华区域的医生需要12000法郎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而在外省，许多从业者一次诊费才收15～2法郎。Pilbeam；op cit pp77～88相对于法律与医学而言，工程学是一个为下层中产创造机会的行业。18世纪法国工程师均由国家专门培训后聘用，当时只有300人左右，这些人有着强烈的团体荣誉感，工程师被认为是有着崇高品德的人。这一职业在开始时也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1/5的工程师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中层官员和企业主家庭，手工艺者及小店主的后代仅占5％，而下层阶级出身的人更是不足1％。随着工业和技术学院的发展，工程学才不再为传统精英所垄断。Ibid，pp89～96新的职业如兽医学、医药学、初级学校教学等的出现，也为更多的农民及手工艺者的孩子进入这一领域创造了条件。
教育在19世纪的法国出现分化。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统治精英将原先面向上层社会的精英教育扩展成为不同的行业技能教育。教育的分流导致专业区别，更重要的是地位上的差异受到特别的强调。那些接受过不论是大学还是国立高等学校教育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专业人才而享有较高的地位与声望，而初级学校的教师则被排除在外。当各教师群体组成专业协会来要求承认时，不同的群体就形成了完全分离的组织。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二从制约到推进：教育与中产阶级（1）
教育是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群体成长、定义与发展的关键。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要求更多受过更好教育的工程师、监工和工人，正规教育本身已成为中产阶级内不同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早在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就强调，教育机会有助于减轻人类的不平等。人类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没有教育的普及，缩小社会各等级的差别就只能是理想的乌托邦，没有教育的普及，也就没有19～20世纪中产阶级群体成长与发展的可能。教育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定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精英化教育还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强化社会控制与分层的手段。帕梅拉·M皮尔比姆认为，教育作为实现社会等级向上流动的途径，其可能性在19世纪时还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显。在那时，不独法国，许多欧洲国家都相信：教育应该更好地使孩子们适应他们的社会出身；因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在于让中产阶级的所有群体，特别是下层接受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基础教育向更为贫穷的社会群体开放之初即是基于这种考虑。传统的精英教育以其昂贵的金钱与时间投入，保证了只有上层社会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才可以踏入这一门槛。富裕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没有接受家庭教师教育的贵族子弟可以进入开设经典课程的中等学校，这类中等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绅士”，培育贵族式的思想与行为，而这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的父母所要极力模仿却又未能掌握的。经典教育因此不仅吸引了那些努力奋斗以求得社会接受的家庭，也吸引了那些急于在急剧变迁社会中获得地位的家庭；它使得富裕资产阶级与贵族间的共同性增加，与中产阶级的其他部分则差距拉大。在此期间，精英教育仍是国家教育的基本方针：1808年，计划中的45所lycée（法国公立中等学校或大学预科）已开办了37所；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课程也已引进，不过淘汰率极高。1840年代，每年5000位学位申请者中只有3000名能通过考试拿到毕业文凭，其中47％来自lycée。根据1843年的一项调查，1789年有5000～7000名男生在中等学校学习，约占总人口的2‰；而这一比例在1843年还没有超过18‰。然而，最近有关法国历史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传统精英成员想控制社会的向上流动，中下层中产阶级对技能教育的需求却不断增加。因此，19世纪的法国学校教育在精英教育之外，不同功能的中等学校的教育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以技能教育为主的其他学校则在中下层中产阶级中广受欢迎。Ibid，pp173～209来自下层中产阶级或更为贫困的家庭的中等学校毕业生，其社会流动虽然往往限于层级内的职业流动，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多少满足了他们地位提升的心理需要。
从已有的材料看，在精英教育体制之下，教育对个体地位的提升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般乐观。没有证据表明一般称为工业革命的初期是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活跃期，各国皆然，只不过不同国家进入工业领域的不是同样的社会群体而已。“自我奋斗”的神话也由近年有关美国与欧洲企业家社会出身的研究而显示出其虚假性：1865年，89％的英国钢铁业主有着富裕中产阶级的背景，7％有下层中产的背景，只有4％来自工人家庭。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来自商业家庭，特别是纺织与冶金行业。1872年的法国，80％的雇主以前是工人，15％是工人的后代，但是这些工场都是小的家庭手工作坊。直到1880年，仍然只有35％的法国银行业者来自工业领域，其余皆是商人或商业银行家。1860年代一个关于法国中等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比较他们想要从事的职业与实际从事的工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他所毕业的学校与所学的课程，而是他父亲的职业。在职业的选择上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40％的店主的儿子准备继承父业。有不同选择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不赞成孩子步自己的后尘，而是希望他们去做公务员。在他们的后代里，也只有1/8的人想学父辈，1/3的人更愿意从事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相较之下，商业的地位要高于工业，40％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后代希望学父亲的样做个商人。Ibid，pp31～34；187
新中产阶级成长的坚实基础即在于大众教育的普及。也许因为到18世纪时法国的教育仍掌握在教会手中的缘故，教会在法国19世纪教育的普及上作用尤为显著。1790年代的革命者曾提出新的教育主题与理想，特别是科学的原则，以反对教会的教育垄断。到了拿破仑时期，法国政府才与教皇达成协议：由国家与教会分享对19世纪的教育的统辖权。不过识字教育的任务更多地落在教区学校的身上。1820年，44000个教区中已有24000个教区开办了小学，并免费向贫困家庭开放；尽管如此，直至1828年，法国550万8～15岁的学龄儿童中仍有400万从未进过学校。1833年，路易·菲利浦七月王朝的教育部长奎卓特签署一项法令，责成每个社区必须开办对穷人进行免费教育的学校。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1846年，33000名孩子入学，但大部分又在10～11岁时离开学校。教会重新夺回对学校的控制权。1850年代，75％的大学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教会新办的学校超过了公立学校，教会女校也有了快速的发展。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教会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不同的课程，上至合法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下至中下层中产阶级及贫困家庭，都能在各类教会学校里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课程。在教育市场的争夺上，教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胜利。Ibid；pp179～181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二从制约到推进：教育与中产阶级（2）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虽然在1860年代为女生开设的中等教育课程还比较有限，但教会学校并没有将女生入学的资格限定在新教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身上。1850～1863年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男生比例从7％上升到22％，女生更是从9％上升到54％。第一所女子中学出现于188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从而获得较高层次的教师资格，也可以继续更高水平的教育。不过，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并非出于学习知识的考虑而送她们去学校，他们将女儿送去教会学校学习，是为了让她们掌握一些得到社会公认的仪容举止，以便她们遇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丈夫，从而保证她们将来的家庭从内到外都能保持符合身份的体面与优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62年第一位女性得到学士学位到1882的20年间，只有49个女学士。Ibid；pp182～184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文化素养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重视。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增多，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
大众教育的出现使更多的家庭实现社会等级的攀升成为可能。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中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提升子女地位的压力，同样也刺激了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职业上的进取心。19世纪，对许多家境并不十分富有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说，教育是最具操作性的地位提升的途径：通过教育，也许他们的儿子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赢得奖学金而成为一名教师；女儿也许能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或者会有更好的机会遇上位家底殷实的丈夫。
20世纪以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直接造就了新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大革命时期就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教育方针有所改变，不同社会阶级学习机会的分布结构向上移动，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面貌，如在1961～1962和1965～1966学年，工业家的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分别是528％和74％，而工人农民与小职员的子女则不足20％。在专业的选择上同样存在阶级差异：理学院的化学或自然科学、文学院的地理学以及中学的现代科成为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向；巴黎社会学专业接受的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比例最高，达68％（文科各专业平均仅为55％），而现代文学或地理学等专业却接受了比例最高的下层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8％和65％（各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