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孩-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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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不能再有偿地被雇佣，不准犹太人旅游、开车，养宠物，某些街道、商店、饭馆也不许犹太人进入。
强制性的再定居开始了，犹太人被强迫定居在城市最破旧的地方，他们也可以离开这些“居民区”，但惟一的办法就是做苦力。他们远离城市其他人口，他们不得不工作，为了那低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甚至于没有工资。他们在生产德国人备战所需的食品工厂里工作，或者做其他仆人的工作。过分的拥挤、饥饿、疾病、流行病和死亡是犹太人区每天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在战争开始的阶段，大约有60，000犹太人生活在克拉科夫城，估计有225，000人生活在克拉科夫省，克拉科夫的韦沃德什普。只有15，000在战争中生还，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波兰人的帮助。
1941年3月，克拉科夫城的犹太人被塞进大约320所破旧的即将坍塌的房子里，过去是工人居住区，在维斯图拉河的右岸。最初犹太区大约住着17，000居民，后来在1941年5月，克拉科夫城郊外的犹太人也被安置在了这里，“每个窗口”的人数从3个增加到4个，卫生条件极差。
处在严密监视下的犹太人区，最初由墙包围着，后来又在上面装上了倒钩铁丝网。没经允许，一律不准出入，否则就要被处死。继续增加的残酷强制的手段，恶意残忍的围捕占据着犹太人的生活，整日整夜。只在1941年秋天，就有大约2000个犹太人被驱逐或被当场杀害，尤其是那些没有证件或没有工作的，这些大多数都是正统的犹太人。
第一部分 记忆的底谷11、“无犹太人”区
1942年1月，万塞会议的召开决定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驱逐早已经开始，但是到那时侯仍没有商订办法来清除犹太人。
1942年6月，无数的犹太人被射死在克拉科夫城的犹太人区，紧接着在随后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中，德国人开始实行他们的最后政策———驱逐，成千上万的人被聚集到一起，直接运到灭绝集中营，并在那儿，残酷地杀害了他们。而这仅被德国人视作他们行动的开始。
1942年10月28日，另有6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德国人把大约12，000到15，000人抓捕到了灭绝集中营。留下的被驱逐到帕兰斯索集中营，刚刚在城市边缘的两块被毁的犹太人墓地处建立。
同月，犹太人反抗组织ZOB炸毁了城市中心的斯格纳瑞咖啡店，埃斯普兰达，还有斯卡拉影院。
1943年2月，残酷的SS温特斯图姆班福尔·阿蒙哥特接到了来自帕兰斯索的命令，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急剧上升，从2000猛增到25，000。许多人都被活活地饿死，也有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累死，还有的被疾病折磨死，抑或被残忍地打死，许多人眼巴巴地被哥特人凶蛮地杀死。
现在已减少了的克拉科夫犹太人被分成了两区：A区、B区。A区是有能力工作的人，B区是没有能力工作的人。
为了节省弹药，仍旧剩下的犹太人区的孩子站成一排，然后每个用一发子弹打死。安全武力的人，配斧头和铁棒，他们负责彻底清除任何隐藏在犹太人区的生存者，这些被发现的或者被打死，或者被发配到普拉佐。
1943年3月13日11点钟，接到SS奥伯格鲁盆福尔·谢恩耐尔的命令后，犹太人理事会宣布在3点钟以前彻底驱散犹太人，划到A区的犹太人被发配到帕兰斯索，在B区的直接被装到火车上，拉到东部他们的死亡之地。阿蒙哥特携着武器，后面跟着他的狗和一队人，疾步走过几乎已经空了的犹太人区，据说在13号到14号的几小时内，有几千人被当场射死在这里。
犹太人区现在已被宣布为“无犹太人”，也就是“清除了犹太人”。在1943年11月，犹太人区被彻底清除。残留的墙也被拆除，这片区域对想住在那儿的波兰人又重新开放。
1944年末，运回的男人、妇女、孩子被直接运到了死亡之地奥斯维辛、毛特豪森、罗森，最后一批从普拉佐运回的人在红军到达的前一天到达奥斯维辛。
今天，大约有100个犹太人登记成为了克拉科夫人。
第二部分 克拉科夫人1、奇怪的名字
克拉科夫是巨大的、陌生的、可怕的，雨夹雪的日子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从没见过那么多房子，那么多马拉的车，那么多有轨电车。除此之外，这个城市似乎非常压抑，几乎是寂静无声的。很少有人在大街上停留，他们都匆匆忙忙。我和妈妈都快冻僵了，我们走得非常快。我们提着手提箱，衣袋里装着我们的亚利安人身份证，上面写着奇怪的名字：“里戈卡”。我们的心怦怦直跳。
妈妈走得非常快，对于我来说，太快了！我在后面磕磕绊绊地跟着她。没有人注意我们：一个高个子金头发女人和一个金发红外套的小女孩，提着手提箱，毫无什么特别之处。正在战争，人们正忙碌地东奔西走。
妈妈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能感觉到她有多紧张，她为这明晃晃的白天，数不清的街道小巷而感到多么地慌乱。但是她知道怎么走，我们避开了主要的街道。她下定了决心，继续往前走。她走得越来越快，她感到害怕，我知道她在寻找一间特别的房屋，一间能使我们感觉安全的房屋，一处我们新的藏身处。现在，她停下了，紧张地四处看着，呼吸非常沉重。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感觉她的恐惧在急剧增加，她迷路了。
对面街上的一个男人用钥匙打开他的店铺，向我们投来一眼怀疑的目光。马上走！妈妈又赶快地朝前走，拖着后面的我。我已经疲劳了，筋疲力尽了。可是我仍旧不敢抱怨。
又一次，她停下了，紧张地四处看，没有人跟着我们，没有人追我们。
或者，什么声音！？
妈妈突然畏缩了一下，在我们身后的人行道上有脚步声。走近了！
哦，只是一个拖着袋煤的老太太。她低着头，拖拽着走过我们，连头都没抬起来。
再一次，妈妈停下了。她是在想什么，还是太累了，走不动了？“走这边，”她的声音非常坚定。我能感到她有些放松下来了，因为她现在知道我们在哪儿了。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街道走了下去，尽头是一个大石门，紧接着是一所院子，里面矗立着高高的老房子。
“就是那儿。”妈妈低声说，再走一点儿。
这条街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但是我们毫无选择，只有继续走。
似乎走了很久，但是我们到达了，我们最后终于到了！
突然，从弓形门的隐蔽处，闪出一个男人。制服上的金扣子闪闪发光，黑色的桶靴隐隐地闪着。黑色的小胡子，小而锐利的眼睛。
“站住！警察！”他用波兰语对妈妈喝斥道。“给我看看你的证件。”
我感到一阵颤抖立刻像针刺一样传遍妈妈全身。她松开我的手，放下手提箱，喘着粗气，翻找她的口袋。
“在这儿。”她结结巴巴地说，把我们的新身份证件交给了他。
他接过证件，开始一页页地翻看，看看照片，看看妈妈，又看看我，又看看照片。
“里戈卡，”他说，单把姓名提了出来，歪着他的一边小胡子思考着，“你是亚利安人吗，里戈卡太太。”
妈妈点了点头，把头低了下去。
这个男人咧嘴笑了，他的小胡子猛的一抽。
“你在撒谎！”他大声吼叫着，“你是犹太人！我认得你，我知道所有的一切，你已经不是我在这儿抓到的第一个犹太人了。跟我到蒙特鲁匹奇去。”
我不知道蒙特鲁匹奇是什么地方，但从妈妈的表情，我知道那意味着死亡。我们落入圈套了。
妈妈全身颤抖，又一次翻找她的口袋。
“求求你，”妈妈祈求道，把什么金质的东西塞到他的手里，“求求你，放我们走吧……只有我和孩子……”
他拿着首饰，仔细咂摸着，用他黄色的大牙咬了咬。然后把首饰放进了口袋。
“好吧，”他咕哝道，但是他的小胡子又颤动起来，他咧嘴笑道，“哼！你想贿赂我，你这个犹太垃圾，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属于你的地方去，到蒙特鲁匹奇去！”
“等等，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妈妈的脸雪一样惨白。她再次翻找她的口袋，又把什么东西塞到他的手里。“这个，您拿着这个……，这是我们全部了……，求求你让我们走吧，求求你……”
他把首饰放进口袋，看着妈妈，饶有兴趣地看着妈妈恐惧的表情，等着。
“你在撒谎，”他咆哮着，“你还有很多东西，把它交出来，不然……”
情况就这样继续着，妈妈颤抖着，哭喊着，把首饰从口袋里翻出来。他接过首饰，扔到一边，继续向妈妈索要，要了再要，他涨红了脸，出了汗。
我累了，实在太累了。我靠着妈妈，跪在了冰冷的地上。什么都无关紧要了，我想睡觉，我已经模糊了……
第二部分 克拉科夫人2、能去哪儿
金耳环从妈妈手里滑落下来，掉在潮湿的鹅卵石上闪闪发光，钻石在排水沟里闪烁着。
我看见隐隐约约闪亮的靴子，雨夹着雪落在地上的每件东西上，悄悄地，坚定不移地，无止尽地。突然脑子里的某个声音把我叫醒了，我清醒地意识到不能让妈妈这样下去，她已经失去力气了，已经屈服了。
我必须救她，救我们自己。
我抱住了警察的腿，“求求你，拿着这些首饰吧，”我求着他，“让我们走吧，求求你了，把我们交出去，你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会杀了我们的，让我们走吧，求求你了。”
泪水顺着我的脸滑下来，他看着我，看着我黑色的眼睛。然后他厌倦地打了个手势：“哦，得了，走吧。快点儿！免得我改变想法。”
我们爬起来就跑。身后的警察弯下腰，从排水沟里拣起丢掉的首饰。 我们还在继续跑，这是与时间的赛跑。打晚钟的时刻就要到了，傍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停留在街道上。否则就要打死，即使你不是犹太人。
教堂上的钟声响了，15分钟又过去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喇叭声从圣母教堂的塔楼上传来，记录着每一个时辰，妈妈每听见一次，就抽搐一下。
我们跑啊跑，我们爬上楼梯，又爬下楼梯。我们敲门，按门铃，我们企求着是否能留下。
“只一个晚上……”
“我是从……来的你远房的堂妹。”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认识，我是……的好朋友。”
“我们的父母都认识，我女儿和我只是路过……”
妈妈不断地想出新的故事，拼命地试着能记起的以往的一些地址。努力地试着想起非犹太族的能帮助我们的人，学校的同学，以前的女佣……
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被狠狠地拒绝在门外。
我们就这样被拒绝着，沿着街道、小巷，穿过广场、通过后院。上下无数个台阶。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再迈出下一步了。只有恐惧还在继续着。
很快就要到傍晚时间了，清脆的喇叭声又响了。
我们继续着，但是我们的脚步慢了下来，我们已经不剩任何力气了，在公园的椅子上短暂地休息了一下。妈妈从口袋里翻出一块陈腐的烤干面包，闻起来有一股地窖的味儿，我摇了摇头。
“我们现在能去哪儿呢？”妈妈低声说。就在那时，她看到对面马路上，地下室的一扇窗户微微开着。
“过来！”
妈妈四处看看，路上空荡荡的，她把我拉到小窗户边，让我爬进去，我反抗着大哭，妈妈叹了口气。
“那我先进去。”她弯下腰，打开窗户，一条腿迈了进去，突然她强忍住痛苦的喊叫，把她的腿小心地抽回来，腿因为刮到铁钩上，流血了。
妈妈在腿上系了一块白手帕，但手帕很快就变得殷红了。我敢肯定伤口一定很严重，妈妈跛了，几乎不能走路了。这时，天也渐渐地黑下来，妈妈停下来，看着教堂塔楼上的钟。
“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她哀叹着。
“应该去看医生，”她低声说，“我的腿走不了了。”
妈妈读着黄铜薄片上的名字：“格芬施恩医生”，多么令人快活的名字。
医生自己来开的门，他看到妈妈缠在腿上浸红了的手帕，说道：“进来吧。”
他把我们领进诊室，隔壁的房间，一只金丝雀正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墙上挂着面钟，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