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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天窗-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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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习。为了搞好教学同时坚持研究,逢彬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终于得到了在职攻读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汉语史博士学位的机会。    
    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逢彬到北大进修了一年,系统补习了汉语史、语言理论和现代汉语。攻读学位期间,又到北大一年,完成了学位课程的学习。一九九八年,他以三年之力写成的《殷墟甲骨刻辞动词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全体答辩委员给这篇论文以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其研究方法得当,占有材料丰富,尤其在克服用后代语法体系去上探甲骨语法的模式这一点上,具有独到的创获和颇高的学术价值。有关方面认为,这篇论文已经达到了正式出版的水平。    
    此时逢彬已执教好几年,职称还没有上去,等着要看他的“专著”。逢彬却并不急于出版自己的论文。他听取了郭锡良教授的意见,决心在动词研究之后,继续研究甲骨刻辞的形容词、名词、代词、副词和介词。又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正式完成这部书,交付出版。    
    花城出版社副社长秦颖告诉我,逢彬交稿以后,多次检阅校样,反复推敲,尤其是对于“绪论”,终校至再至三。“讲老实话,我们社出版学术著作,绝大部分作者最关心的都是出书的日期,也有的是稿酬的标准。只有杨逢彬,才自始至终一直将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就凭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向别的出版社争来这部书稿,就是完全值得的。”秦颖说:“还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动,我到武大去拿书稿,见到逢彬生活清贫。他告诉我,他妻子放弃长沙的工作去武汉,家庭收入大大减少。我问他何不多讲点课创点收。他说,想做学问就赚不了钱,这点我早就有思想准备。”秦颖说的,不也是逢彬To philomathes的精神吗?    
    逢彬的书,属于专门,印数很少。秦颖不怕赔钱,争着来出版,也颇有一些理想家的气质。对于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我也是十分欣赏的。    
    如今“做学问的人”中,出书的人中,理想主义者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一切只从实际利益考虑。七十多年前有人礼赞古希腊人Tophilomathes的精神,举欧几里得教几何的事为例。有个弟子做习题时问道:“我学了这些能得到什么好处?”欧氏便叫奴隶:“去拿两角钱来给这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要得到好处的。”礼赞者然后申论道:    
    我喜欢礼赞希腊人的好学。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不能如欧几里得的弟子赚得两角钱而又学了几何。    
    最后这一句听起来似乎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是相当沉重的。    
    我在这里介绍逢彬和他的书,心情当然很高兴;但想到真正To philomathes精神的式微,亦不禁沉重之感。为了不破坏读者的情绪,也学着来轻松一下吧:写杨逢彬不是为了提倡大家都做书呆子,谁有欧几里得弟子的本事,学了几何又赚得到钱,我也是乐观其成的。    
    遇夫先生与先父一八九八年在时务学堂同学,一九五三年起又同挂名湖南文史研究馆直至逝世。先父一生侘傺,曾教我曰:“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做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的章士钊,都不啻云泥。此固由于资质有差别,境遇有不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不发愤。汝当以我为戒,立志做一门学问。即使只做出点点成绩,也比耍嘴皮子、扎花架子有意义,庶不致庸庸碌碌虚度一生。”    
    当时我正狂热地参加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将七十岁老父的话当成耳边风。逢彬的父亲德嘉同志比我小一岁,当时的情况恐怕也和我差不多。四九年八月长沙一解放,德嘉和我不约而同成了革命干部。虽然因此五十年后得以光荣离休,不必进文史馆,工资也照加;但父亲的期望“做一门学问”却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在读书人家出身的人如德嘉和我者,狂热过后清醒过来时,自然不能不感到一种愧疚,一种遗憾。    
    现在逢彬学问有成,德嘉同志可以无憾了。回想起自己五十年未能用心于学,辜负了先父的教导,不胜唏嘘。    
                                                                           (2004。2。14)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润泉纪念 上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大沼枕山    
    润泉走了半年多了。一位可与谈艺论文的老友的逝世,像一本翻熟了的旧书突然被从手中夺走投入焚炉,转眼化作青烟,再也无法摩挲重读了。时间过去得越久,书中一部分美好的、能吸引人的篇页,在记忆中便越是鲜明。    
    这一部分,便是润泉的才情。    
    我企羡润泉的才情,是五十年一贯的,即使在我们生气吵架的时候(亲兄弟也有生气吵架的时候哩),亦是如此。我的企羡,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写的两句汉诗来形容:“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真是说得恰好,质之润泉,想必也会点头含笑的吧。    
    润泉的才情,在他印成的《堇葵词》和别的书中,看不大出;倒是在他写给我和别个朋友的书信中,却多有流露。为了纪念他,现在便来摘抄一点,也好作上面两句汉诗的注脚。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信云:    
    购得新居一所,已经迁入。记得九二年由十二中迁河西,作《祝英台近》有句云:“谷深沉,迁乔木,不慕高鹜。长年只是低飞,浅水平平处。”蒙兄称好,评为性情中人。其实性早没了,情亦随去矣。……新干班文集,以刘音致兄书最为压卷。以前我略有所知,睡在狱中乒乓球桌上你也说过,居然见到实物,倘写儿女英雄传,可入新编矣。    
    此时润泉因切去声带失语已近二十年,“长年只是低飞”,但心境还是高旷的。信的文字简洁,仍不忘调侃,此即“南朝人物”之风格。二千年三月二十九日信云:    
    近日春笋不贵,十分好吃。李渔列笋为食品之冠,但要及时。现在是阴历二月末,是吃春笋的最佳季节。择其一公斤以下一匹者,尚未分节,鲜嫩无比。到了三月就开始分节,五月始硬,六月就变卦了。我现在已为无齿之徒,只能取其尖端烧肉啖之。朱正的母亲很会制春笋,与雪菜同炒,这又是四十多前的事了。笋子旧称“刮油”,与今之减肥正合。但所含草酸钙,易为泌尿系统结石之患。我于九六年体检发现肾结石,尚无症状。现仍“拼死吃河豚”,图一快耳。    
    叙谈名物,娓娓道来,不避琐屑,而委婉有致,这实在是一则绝妙的短文。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信云:    
    胡坚学长来我家,要我为他的咏物诗集写读后,说你给他写了一首诗,写得真好。但他不能背诵,请你抄给我作参考。胡与我在一中同班。当时班上写诗的只有熊兆飞,我偶尔也写一点情诗,全班五十人再无第三者。不料到了晚年,健在者无人不成诗人了。……一中二十三日开校友会,我决定出席,因行动困难,估计很难前来看你,比邻如隔天涯也。    
    淡淡的幽默,不细心便体会不出来,也是很高明的手法。润尔大学毕业于广西,高中则毕业一中,现校舍就在我隔壁,润泉住教育学院,相距二十公里,只能同院中校友集体乘车来去,故所言如此。    
    二千零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辛巳春节)寄来《庚辰除夕九歌(录八)》,其五云:    
    避席文章本不多,老妻常怨太蹉跎。    
    江山何必庸人说,梦里生涯梦里波。    
    云注:“朱、钟两兄为余好友,著作累累。某某常曰:你只抵得朱、钟一小脚趾吧,给他们提夜壶也不配的。按:新式便壶不须提携,只好下岗待业。”又有注云:“九歌略一,是纪念故去女友的,不录。”是用红笔添写到复印件上的。    
    信中仿佛在自嘲,其实是自尊。从诗中可以看出,润泉从来没有看轻他自己,真正的老朋友也从来没有看轻过他。生而不能尽其才者,时也,命也,蹉跎云乎哉!二月十七日信云:    
    小诗蒙赞许,感谢。……我自己也认为,在才能上我与两兄并没有很大差距,但我性格上的缺点是虎头蛇尾,这是从小养成的……我这一生,教了三年书,中学一年,大学二年,胡言乱语,误人子弟。如辛词“踏青挑菜”,释为小菜贩子,现在才知是用竹片、小锄去撬野菜。我们湖南人只知手拔,支离破碎。北方则用“挑子”,甚是也。    
    润泉的性格的确比较脆弱,这也应该由打击他的势力负主要的责任。其实他于学问文章还是认真的,看他对“挑菜”一词的辨证可知。七月二十日信云:    
    我精读你的文章,佩服之至。但也有个别地方可以商榷,如《黄鸭叫》一文,……“黄鸭叫”你的考证完全正确,即“黄颡鱼”,长江流域中下游皆产。我看到一篇文章,说鄂西神农架盛产此鱼,也是白煮,路边小摊极廉;下游贵一些,蒸熟煮稀饭或下面条均可。但你讲的“白鸭叫”,却决非你所定的“黄鲴鱼”,只能是与黄颡鱼同科的“骨鱼”。骨鱼不产于湖南,要用飞机运来,摆个样子,开价六十元一斤。现剪呈两图,请予评审。……兄五十年前即以有志分类学告我,使我景仰。惜形势发展不尽如人意,兄虽受挫折,仍重视科学,终为当代学人。我则萎弱不堪,只能捐献遗尸,以期对科学稍作贡献,已承批准矣。    
    这里表现了考证名物的兴趣,也就是对世界对生活的兴趣。此信写得颇长,惜不能多引。信末谈到捐赠遗体,身后果然这样做了。二十八日信云;    
    谢谢你的回信,看来不去桔子洲头一次不行,只有眼见方知也。我寄你的两图,是图不好。你看黄颡鱼就不像“黄鸭叫”,因此骨鱼也不会像“白鸭叫”了。我估计是骨鱼,否则卖不到五十元一斤。……捐遗尸是我久蓄之志,因为人死后已失去痛觉。倘有痛觉,火烧也总比五马分尸更痛些吧。李锐同志也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的捐尸,毛泽东自己却未能实践,被制成木乃伊了。周总理决心焚骨扬灰遍洒中华大地,现在平民也可仿效,但包一架专机扬骨灰据说需人民币一十七万五千元,我们付得起吗?    
    像平时谈话一样,坦然地谈到捐遗体的事,说自己不怕“五马分尸”,顺便捎带一点冷嘲,这也是《世说新语》里才看得到的笔墨。八月五日信云:    
    正如你所言,我的烹饪作业,耳食也。如与你相比,你在教育街炸的肉丸子,我就远不能及。你在洣江的泡菜坛子,也比我好十倍。但我残废以后,确实写了三百多篇谈吃的文章。……现在也有一折八扣书,《曾国藩》三卷合《伟哥手册》每本一元五角,《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每卷一元。我用一元买了一本《全国小吃三百例》,长沙臭干子等不足道,但有一样十分有趣,名叫‘怀石馒头’。是选些比鹌鹑蛋稍大的石头,洗净涂油做包子馅。包子蒸熟后,热气腾腾地掰开让石头脱出,中心空洞填入热的冰糖红烧肉,啖之真是妙不可言。此间美食家,除使君外,唯我而已,但尚不如汪曾祺。他的油条塞肉,确是一大发明。距我居五十米校门口有油条摊,我请保姆清晨买二三根来(很粗大,也不知放了尿素没有)。事先准备一点肉泥,趁油条尚热,用大竹筷扩大其孔,将肉泥塞入。到九点多钟,油条摊快收摊时,我亲临摊前,请其回锅,每根再付钱三角,慢火炸成深棕色,外酥肉嫩……    
    调羹烹鲜,是润泉晚年唯一的乐事。他发表的《饮食从谈》,虽然受了限制,难以自由走笔,未能充分表现他的才情,但整个内容仍富有价值,所谈也有实际体验作为依据。说他全凭“耳食”,是我又一次口不择言了。这次润泉却没有介怀,来信仍然大谈食经,而且越谈越妙。为恐篇幅过长,兹不赘录。    
    


第一部分:天窗小集润泉纪念 下

    八月间朱纯种的昙花开放,她写了篇小文发表在十五日的《三湘都市报》上。润泉见后,写了诗寄来,我们却没有收到。九月初又接到了下面这封信;    
    前呈贺贵宅昙花盛开四首,想入尊览,请裁夺以便缮正抄呈,留一纪念。八月二十三日接到我高中同学黄美之寄来她的散文集《欢喜》,其中亦有她家(台湾)昙花开放一文,兹剪下寄呈。佛说“众生有相”,台湾之昙花与展览馆路或亦不尽同也。黄美之曾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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