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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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青春诗人毛泽东的感觉中,一阵飙风掀拂亡友的灵帐,好像天地为其悲泣。
好友早夭壮志未酬,活着的人们长歌当哭,以青碧的群山来试试自己的长剑如何。诗人与亡友有共同的报国之志,诗人的惆怅像长天江水一样绵绵不尽,混茫一片。
诗人为何这般惆怅?因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这两句,正是全诗的“诗眼”。
对此“诗眼”的最好注脚,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
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政府竟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将国内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为《明耻篇》。
毛泽东在封面上愤然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同窗好友易昌陶恰巧就是这个时候病故的。
易昌陶的去世,使毛泽东更牢固地树立了一个信念: 强健体魄,对于人生奋斗,对于报国济世,有着重要的前提意义。
青年人都崇拜英雄。
毛泽东阅读了恺撒、拿破仑、彼得大帝、俾斯麦这些外国杰出人物的传奇故事,生命深处似乎洋溢起无比的兴奋和震颤。
毛泽东目睹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接连不断的军事角逐,生命的力量和体魄,似乎是施展抱负的根基。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第一部分“奇士”的青春(3)
毛泽东列举大量中外名人事迹,说他们之所以成就大业,都是因为身健气雄之故。令他期期向往的,是那些尚武的先贤,勇烈的壮士,洒脱的剑客,因为他们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烈”和“不畏”。
说到做到的毛泽东,潜心实践着他的这个信念。
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擦身。
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
江水滔滔,他去搏击风浪。
他甚至琢磨出一套强身健体的运动体操,四处推广。
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
志虽然人人都有,但可在格调上见出高低。
青年毛泽东之志是远大的,奇特的。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是他当时在日记里写下的人生箴言!
他常对人说: 丈夫要为天下奇,即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
他把此话当真,此话也果然成真。后来的实际情形,无论是人格气质,还是功业贡献,都是如此。
青年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为“奇士”。
同学们感叹他的行为之奇,胆识之奇,志向之奇,甚至也感叹他写诗作文的“戛戛独造”之奇。
在“奇士”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是一群生活在浓烈的精神氛围中只顾大思大想的青年。
他们甚至不食人间烟火。
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曾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
“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决定一个人的本质和生命的理想,总是以充满神秘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心中。当他走出童年时,它就在他的心中发芽了,当他以青年人的热忱追求历史的真、社会的善、心灵的美的时候,它就已开花结果。
以后的收获,事实上都取之于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
毛泽东和他的青年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决心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社团,叫“新民学会”。
成立会上,“纵宇一郎”罗章龙赋诗高歌——
他说:“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这是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有着舍我其谁、行高于众的人格气象。
他说: “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这是一群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佻不拘、立于天地之间大喊大叫的热血青年。
化用今日青年唱的歌词,仿佛是:要想就想它个透透彻彻,要做就做它个轰轰烈烈; 想喊就喊它个倒海翻江,想唱就唱它个荡气回肠。
生逢国难当头的岁月,“奇士”们的青春,是何等耀眼。
让人生的青春融入扶危救国的“新民”,又是那般灿烂。
节假日,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相约到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步韵唱和。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晚年还不时回忆。
这个团体的许多人物,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青春的聚散,犹如人生的云朵。这一朵云和那一朵云,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相聚了,又在时代之风的支使下分开了,各自带着往事的回忆,各自带着远大的抱负。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
第一部分“奇士”的青春(4)
这是三年前毛泽东和罗章龙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旧地重游,旧地送别,当年谈论屈原、贾谊的诗文意气,又平添了新的抱负。
毛泽东为此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虽然不免有历来送别诗的伤感词句,但更多的是自发的豪情和相互的勉励。诗开篇便是开阔的景致,造出明朗高华的气韵。接着,以屈原、贾谊这些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先贤来自喻和喻人,以湖湘地灵人杰的文化土壤来自励和励人。
这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经常光顾的岳麓书院门前那副对联——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诗人还鄙视那些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和纷纭世事,一派斯人当大任的雄心壮志。
志,犹帅也。它统摄着人的灵魂和生命,它支撑着人的胸襟和抱负,它规划着人的行踪和轨道,它孕育着人的气度和才干,它预示着人的发展和成就。
志之大小,总是决定着作为的大小。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鸿鹄之志”的人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
没有“胸中日月常新美”的人格之志,何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之志,以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之志?
志,在毛泽东的探索和追寻中,后来成为了主义之志,信仰之志。
不久,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
这年,他25岁。
最绚丽的生命状态是“含苞待放”的时刻。
这时,生命的内在活力开始完成空前的凝聚。
这时的生命,因美好而格外短暂,因短暂而格外美好。
“鲲鹏击浪从兹始”!
在诗意的想象中,既为一段生命历程划上了句号,也仿佛是历史女神为他们这群青年施展抱负拉开了帷幕,必须以大智大勇的心力,作一番激动人心的演出。
生命之花的初期开放,是值得赞慕的。
它的“欲放难含”而又“放而难束”的景象,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还有久久难舍的留恋。
一年后,沐浴着五四大潮的毛泽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他曾这样回忆学生时代的青春意气——
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
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芳。
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
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
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
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
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这是青年毛泽东曾经唱过的湖南学生运动曲的歌词。
1919年8月,他把它发表在自己编的《湘江评论》上面,还说:“最足令人留着印象的,就是学生运动曲高唱入云的悲壮声音……。”
第一部分月亮吟(1)
初恋,是人生最为珍贵,也最富有诗意的情感经历。
在情人眼里,河床上总是流淌着如梦如幻的清波,清波里总是倒映着绿得发亮的垂柳,垂柳下总是生长着如诗如画的花草,花草间总是旋转着金黄的太阳和银白的月亮。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萌发的爱情,也是这样地充满着诗情画意。
爱情是在一片冰雪的世界里开始的。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作过这样的回忆—
“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 ‘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和毛泽东一道享受这些美景的,是一位18岁的姑娘。他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正是在北京的公园和名胜一同观赏冬春景色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
作为书香门第的闺秀,杨开慧生活在高尚和浪漫的爱情理想之中。
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也是那样地富有个性。
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坠入爱河的杨开慧,是一位新青年。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因为她“不要人家被动地爱”她。
结果,两位在五四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常常被深沉而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所困扰。
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爱情成为了甜蜜而痛苦的心理感受。
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在孤夜独处,地上那双星星般的眼睛和天上无数眼睛般的星星深情对视的时候,毛泽东的情丝是那样的深沉、缠绵,似乎轻轻一拨,就能响起动人的心曲——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寡情未必真豪杰,眷爱更为大丈夫。
这首缠绵悱恻、柔情爱意的《虞美人·枕上》,是1920年冬天因为一次短暂别离时写给杨开慧的。
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惟一的一首纯粹写爱情的作品,惟一的一首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
社会背景在诗中淡然远去,惟有“我”在夜晚的相思,在拂晓的所见,而所见更引起相思,恰如李商隐《无题》中说的,“一寸相思一寸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