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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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在广州同毛泽东相识以后,他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毛泽东,还频繁地赠诗毛泽东。
投桃报李,毛泽东一生只写过六首唱和之作,其中三首是步柳韵之作。
两位豪放诗人,似乎很容易实现心灵的沟通。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之初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就是一个例证—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坦诚直率的柳亚子,在1949年到北平后,连续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情,不免有些牢骚,甚至产生像东汉名士严光归隐浙江富春江一样,回乡隐居。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传递自己的牢骚。
这首七律便是毛泽东读完柳诗的唱和之作。
作为政治家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诗中回顾了两人于广州饮茶、重庆论诗的情谊,暗示共产党不会忘记长期合作的老朋友,随后委婉地劝说柳先生不要“牢骚太盛”,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先暂时住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耐心等待,将来参政议政必定胜过回乡隐居。
4月29日写完这首和柳之作,毛泽东当即派秘书田家英把它送给了柳亚子。柳亚子把此事载入日记: “归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所谓“即次其韵”,是指他又作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之句。
他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劝说。
两天后,毛泽东又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益寿堂造访柳亚子。他们先在屋里谈了一会儿诗词,随后出门,联步走过著名的长廊,又乘画舫泛游昆明湖。
毛泽东对柳亚子说: 先生是位大诗人,有千百万的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第八部分诗人谢幕(2)
柳亚子表示,自己写的都是老一套,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最近读了毛主席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
与润之“谈诗甚畅”—柳亚子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感受。
又过了四天,毛泽东和柳亚子一同去香山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随后邀请柳亚子夫妇到双清别墅共进午餐,还请来了朱德和田家英作陪。席间所谈,自然离不开诗词。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在柳亚子的《羿楼纪念册》上,题写了上述诸语。
在20世纪中国旧体诗坛上,毛泽东是一颗高悬璀璨的明星,但不是一颗孤独的星。除了柳亚子,他还有很多诗友文朋。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毛泽东同他们或相互唱和,或相互切磋。一片赤诚诗心相待,一派文人意气共赏。
因为他们生活在、追寻在同一个诗的世界。
在老一辈人中,他把自己新写就的《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抄寄给民主人士黄炎培。他细读章士钊的百万言的《柳文指要》,写信同他讨论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
在同一辈人中,他同郭沫若、周世钊唱和,还屡屡请郭老帮助修改自己的诗词,仿佛经过郭老“斧正”之后,他才放心。
在文化界人士中,他和周谷城谈《离骚》、谈李商隐;他请臧克家改诗,讨论诗歌的发展方向;他看了袁水拍发表的新诗,立刻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党内领导干部中,他评改陈毅的诗作;他称道董必武的五律和叶剑英的七律写得好;在报上读到叶剑英的《七律·远望》后,当即背诵下来,几个月后又书写给自己的孩子们。
在身边工作人员中,他几度为胡乔木改诗,更是一段佳话。只要读一读胡乔木晚年在《人比月光更美丽》这部诗集的“后记”,便可体会毛泽东鼓励后学的殷殷之情了。
胡乔木说: 自己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一共有三次。
1957年1月,在《诗刊》的创刊号上面发表了18首。
1962年5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由别人收集的6首。
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共收37首。
为编选《毛主席诗词》,诗人倾注了大量心血。
正式出版前,他让人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还召开了一个有20多人的高层会议进行讨论。与会者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臧克家、袁水拍……
光看这个名单,就知道毛泽东对出版自己的诗作是何等重视。
这本诗集的出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1964年1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组“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文章和附词。其中有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写的一首《水调歌头》。由于该词对毛泽东的创作概括比较恰当,仿佛毛泽东的自述一般,便很快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
此事惊动了中央领导层。1966年2月,康生在武汉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查实之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第六版右上角,用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诗,说明为高亨所作。
这是一首怎样的词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第八部分诗人谢幕(3)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隹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文采风骚,从来靠的是大手笔。
金戈铁马,总会唱响起大风歌。
毛泽东,这位承续中国文化根脉的诗人,不再写古人的怀才不遇,不再写古人的看破红尘,不再写古人寒蝉凄切,不再写古人的报国无门。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就像诗人自己描述的那样,他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
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常有人主动谈起毛泽东的诗词。
1960年5月,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他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我过去的诗是反帝反封建的,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在外国人面前,毛泽东时常感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写诗太少了。他甚至说,一些政治问题把他的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诗人似乎格外怀念战争年代骑在马背上哼诗的写作状态。
1955年,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起他的诗歌创作,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起来,还觉得留恋。”
有人说,少年是童话,天真浪漫;青年是诗歌,热情奔放;中年是小说,丰富动人;老年是散文,含蓄隽永。由此构成了不同色彩依次变幻的人生四季,并进而使人拥有了不同的感受和丰富多彩的情感底色。
对毛泽东来说,充满诗意地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似乎是他相当浓重且颇为一贯的情感底色。
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 “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第八部分诗人谢幕(4)
毛泽东: “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
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
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1976年,诗人走了。真的谢幕了。
诗人走时,把一个时代带走了。
他曾经被这个时代喻为心脏和发动机,旗帜和灯塔。
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犹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
它无情地挑拣着属于永恒的东西,冲刷着伟人们留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
毛泽东经受住了淘洗,从而使他的身影和脚印,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样地清晰。
因为,中国曾经由于有了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命运。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他讲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记者就曾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
毛泽东走了,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他留下读不尽的诗篇。
这样的诗人或许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深情地赞美道:“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巨人与时代,时代与巨人,总是相互需要,交相辉映。
对巨人来说,他们借以兴起的环境,并非他所独有。
和他们共同享有这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