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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独领风骚-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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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他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替代已经拥有的现实。    

  英语里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    

  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更好的东西。    

  一味追求最好,常常会忽视、轻视乃至厌倦好的东西。    

  1966年6月,毛泽东先后到了杭州和韶山。    

  在南方,他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观察着、思考着“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遥远北京漫天波涌的政治形势。    

  他的观察和思考,属于政治家的,也是属于诗人的。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关于现实题材和惟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生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这首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细细品味,“文化大革命”狂飙在北京突起之时,作者“又来南国踏芳枝”,语句虽然轻松,心情却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接下来“青松怒发”、“败叶纷落”、“风雷惊世”、“旌旗满街”各种意象的描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是因激情投入而显得十分自信的心理状态。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4)

  诗人想象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以求非常之功一样。    

  然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    

  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    

  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深潜的忧患不安。于是,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诗人“有所思”。    

  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    

  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他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他说:“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他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他甚至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    

  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但其隐忧,却又是那般浓烈。    

  给江青的这封信,只有两三个人看过,很快就烧掉了。    

  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    

  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 “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晚年毛泽东,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那份寂寞,那份苦涩,该是多么深沉。    

  《七律·有所思》在“有所思”三字之后,陡然打住,没有了下文,但留下的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0年以后,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几多失落,几多悲患。    

  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艰难、严峻、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1972年,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新世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莺歌燕舞”的光明气象。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 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品,没有获得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    

  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 “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面对“一墙古籍半床书”,吟哦陈亮的“古今几人能会”,感叹庾信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难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5)

  回肠荡气的一搏,带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悲剧。    

  “风雷惊世”的反潮流,带来的是“风雷惊世”的大孤独。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站得太高太虚。    

  高处不胜寒,虚处脚不稳。谁站得最高最虚,谁就最孤独。    

  纵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有多少人会义不容辞地去跟着他攀登那缥缈的绝顶险峰呢?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快太远。    

  他嫌“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结果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吾行太远”,回头一看,“就只我一个人”。也像毛泽东自己在诗里说的那样,“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样的孤独,便有了些悲剧。    

  为了即将的胜利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不是悲剧,而是历史的正剧。    

  悲剧的要旨在于,一个向往崇高并且去争取胜利的人或群体,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可能的东西来推行,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实践,并且为了捍卫它而作出巨大的牺牲。    

  结果呢?结果就像列宁说的:历史走错了房间。    

  毛泽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红色江山的社会根基,这种目的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他在决策时具有一种卓绝意志。然而,“天下大乱”的结果,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出现“天下大治”。现实的困顿和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拥护,又仿佛强化了他悲壮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毛泽东不仅用笔写诗,他也用自己的行为写诗。    

  在毛泽东用行为写的诗里,产生了后来的历史需要去勘正和修改的作品。


第八部分风骚行(1)

  1972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 “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说: “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这次见面给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对自己的秘书说: “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    

  当我们仰望一棵参天树,可曾注视过它的土壤?    

  当我们掬起一捧长江水,可曾想到过它的源头?    

  没有肥沃的诗歌土壤,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和史诗般的华章。    

  卓越诗人的横空出世,脚下必定有奔流不息、万世不竭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拣金。    

  你看他: 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风骚故道溯流而上—    

  煌煌楚骚汉赋,嶙嶙魏晋风骨,巍巍盛唐气象,咚咚大宋声韵,猎猎金元缕曲—奔来眼底。    

  大风歌,黄莺儿;边塞曲,杨柳风—交响合唱。    

  《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延伸路上的山峦奇峰,曲径直道,毛泽东都以极大的兴趣登觅寻视。他经常索要的古代诗集,数不胜数。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亲笔圈画过的古代诗词,涉及400多位古代诗人,当在1200首以上。    

  其中有:怒发冲冠的报国志,窗前明月的故乡情,独上西楼的长相思,草长莺飞的江南梦,春光乍泄的蝶恋花,斗霜傲雪的一剪梅。    

  它们或刻写历史,或鞭笞黑暗,或思索人生,或憧憬光明。    

  毛泽东读古典诗词的范围不仅广泛,也极其专精。    

  比如,1957年12月,他提出要把历代名家注解的《楚辞》以及有关屈原的著作都尽量收集给他。工作人员只好请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开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才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搜集了50多种送给毛泽东。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批书。    

  1974年8月25日,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写下了“唐宋名家词选”这个书名,告诉工作人员,他要看这本书。另有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元曲选》,毛泽东也不知读了多少遍。    

  1975年夏天,他的眼睛患白内障,已经不能看书了,又请人帮助他读书—实际上是“听书”。    

  “听书”过程中,毛泽东感到,当时的中国,实在缺少古典诗词歌赋的好选本,便对帮他读书的工作人员说: 咱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1976年2月12日,他还亲笔给一位大学教授复信,谈论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他说:“李义山的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毛泽东不仅读诗、品诗,还以其独特的毛体书法,写下了一首首他喜欢的作品。    

  中央档案馆1993年编辑的十卷本《毛泽东手书选集》,有两卷是他书写的古典诗词,涉及90多位诗人,共有230多首诗词歌赋。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构想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便以政治家的胸怀昭示人们:“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钟情古典诗词,孜孜不倦地躬行着他的这一主张。    

  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流,是通向毛泽东心田的精神长河。    

  正是这精神长河,流经新的时代,在20世纪大变革的土壤上,浇灌出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奇葩。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曾给现代诗人徐迟写下三个字—“诗言志”。


第八部分风骚行(2)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词长河的主航道。    

  没有理想,没有磨难,便没有对不合理现实的真切感受。    

  没有忧虑,没有悲愤,没有抗争,没有进取,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追求着人品与诗品的和谐,追求着道德与才华的统一。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都以生命的真诚,栽种诗歌的花朵。    

  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志不能伸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些诗人诗作迎面走来—    

  有“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理想的屈原。    

  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    

  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笑傲红尘的李白。    

  有“国破山河在”而老泪纵横的杜甫。    

  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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