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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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源上讲，秦始皇的形象，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原因是他发动过“焚书”和“坑儒”的事件。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儒生们的言论，让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对此，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样商量，诗里没有说。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为战国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而事实上，坑了几百个儒生后，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谓“焚书”，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思想去向”，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
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千秋一阕，刻写历史，字字思索。
千年一叹，厚今薄古，声声不倦。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1）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年，毛泽东反复谈论起生命这个话题。
当然，他用的是一贯幽默的语调，说得很轻松。
他说：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我已经收到了请柬。
他说：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
他说：我只订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开庆祝会，穿鲜艳的花衣服，还应该放鞭炮。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 “人之生死，唯聚散而已。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惧哉？！”
这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坦然而洒脱的生死观。
在轻松随意的背后，是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和风范。
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对于战友的生死，对于国家的前途，对于政治的走向，却并不轻松，更不随意。
1963年12月，从秋收起义就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罗荣桓元帅病逝了。
噩耗传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起立致哀。
他说： 罗荣桓同志对敌人狠，对党忠诚。对同志有意见总是当面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
那段时间，毛泽东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一天，他突然让护士长吴旭君拿来他的诗稿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吴旭君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吴旭君不解地问：“主席，是谁能让你这样钦佩？”
毛泽东拿过诗稿，在空白处写了个这样一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逝世，让毛泽东想到了战火硝烟的过去，想到了他深感忧虑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投笔问苍天：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两句，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它固然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但何尝没有另一种信息透露了出来？
对“疑难”不少的“国事”，他忧虑殊深，挥之不去。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忧虑的事情似乎很多。
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恶化，论战加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分裂。3月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中国的《人民日报》等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这次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同年8月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订立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订立这样的条约，在当时尽管是一纸空文，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如果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条约又确实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而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订立三家条约，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
这三家条约，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可想而知。他深深地记下了这件事情。
两年后，他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转化为诗情，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先秦的庄子，在他的《逍遥游》里描述过一种奇异的景象。
他说有一种鲲鱼变生出来的鹏鸟，其背有好几千里，它的翅膀，像遮天的云彩；它从北往南飞，一扇动起翅膀，便水击三千里，扶摇一上九万里。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2）
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藏伏着这样的鲲鹏情结。
1918年，他刚刚走出校门，就写下了“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诗句。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他自豪地宣称：“革命的力量终究会发展为一个翅膀就可以扫尽中国的鲲鹏”。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他赋诗慨叹：“斥每闻欺大鸟。”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嘲笑和蔑视的笔调，又一次把古典浪漫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潮沟通起来。
庄子虚构的自由飘洒的鲲鹏和胆小无奈的蓬雀，被诗人的联想编织在一组生动的画面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庄子描述说，当鲲鹏高翔远举的时候，有一只在草蓬之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颇不以为然，它抬头问鲲鹏：“你看我腾跃而上不过几尺高，不也飞得很有乐趣吗？你何必非得这么费力地图谋飞到远方去呢？”
燕雀不知鲲鹏之志，寓庄于谐，古今一理。
毛泽东延伸了庄子的想象。他借助“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视野，嘲笑那些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草蓬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一遇到风起云涌的情势，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小雀的逃避处，不过是虚幻的仙山琼阁。
鲲鹏的理想，却是借助风云来改造世界。
小雀成了患得患失、中途退却的指喻。
鲲鹏成了坚信马列、继续奋斗的象征。
决心继续奋斗的毛泽东，在创作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之前，回了一趟井冈山。
1965年5月22日那天，一到黄洋界，汽车刚刚停下来，他便快步走向山顶，观看良久，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 “这就是黄洋界！”随后让人去察看一下，当年修的工事掩体是否还在。
如今，这里已经是莺歌燕舞，当年的战斗遗迹，依然被精心地保存，昭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岁月仍被人们所珍视。
有时候，一种心物碰撞的契机，会突然把人的经验一层层剥开，人生隐秘的大门也就一重重开启，让你走进去，再走进去，从时间的深海中打捞起那份泛黄的记忆。
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记忆似乎已把他经历的一切综合起来，甚至覆盖起来。
在保存下来的一段电影资料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72岁的毛泽东甩掉跟随的人群，大步走向峰峦崖边，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
追忆从前的往事，已经没有了硝烟血腥，没有了刀光剑影，没有了强势对手，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鲜花和田野，一望无际的江山和阳光，一望无际的欢呼和拥戴，还有心灵世界一望无际的比较和缅怀。
这里是他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
这里是培养他的军事天才的最初摇篮。
这里也是他作为别具一格的马背诗人的难忘起点。
这里的山峦，不仅燃烧过他的诗情，还燃烧过他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火种。
这次回井冈山，离毛泽东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整整38年了。
黄洋界上的堑壕已逐渐被历史的风尘淹没，那春雷一样的炮声和殊死搏斗的喊杀声融进了群山。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战斗是多么惨烈，革命是何等艰难。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呢？
是在寻找昨日的硝烟，是在回味马背生涯的感觉，还是在构想新的战略征程？
大不了再重新回到井冈山打游击—他晚年常常说的这句话，或许透露着当时的一些心声。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这时在构想他的新作，一首题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3）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追忆流逝的风烟，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成为诗。
诗人当时还以“念奴娇”词牌写了一首《井冈山》，构思和语境同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大体相似，或许是先写的“念奴娇”，觉得不太满意，便换成“水调歌头”重写。如果加上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写的《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一生以“井冈山”为题写了三首词。
井冈山，成为毛泽东惟一一个三次倾注诗情的地方。
在诗人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中，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38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重要的是沉淀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激发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意志。
这些豪情壮志，既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是创造未来的动力和信心。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红旗，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和象征，也是诗人特别酷爱的意象。
从“旗号镰刀斧头”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跃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不周山下红旗乱”；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研”……
旗帜飘过巍巍井冈，茫茫乌蒙，绵绵六盘，浩浩中国……
一曲曲艰难困苦与诗意盎然的“红旗颂”，注入了诗人缔造红旗、护卫红旗的生死之情。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让人们隐约看到了一座精神之桥，一座从昨天到今天进而开辟未来的思想之桥。
毛泽东的诗兴和诗思，就这样走进了一条主题鲜明的通道：他决心按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去揭示命运，去掌握未来。
一年后，他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的决策。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称： 毛泽东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打击。
一生都深谙政权无比重要的革命领袖，为了掌握未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0年后，不惜以73岁的高龄，毅然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去“改造”历半生坎坷亲手缔造并一直倍加珍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或许，他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替代已经拥有的现实。
英语里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