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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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美好的，但用它来同现实打交道，往往坏事。
在诗的世界，在美的世界，甚至在哲学思考的世界，时代和历史或许可以超越，可以走在它们的前面。
但是，在社会进步的实践链条中，在政治家的决策和操作程序中，它们在根本上是不能超越和打乱的。
政治家的高翔，凌空蹈虚了。
诗人高翔的翅膀，仍然在继续扇动。
毛泽东坚信：“太现实了，不能写诗。”
是啊，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
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南岳七十二峰，挺拔在这片土地上面，仿佛耸立起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环绕其间的三湘四水，又装点出格外的风姿妖娆，仿佛给了这片土地充溢的生命活力。还有浩瀚的洞庭湖，让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长江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正是这片土地，给了毛泽东山的坚忍、水的灵动、土的质朴、火的热烈。
毛泽东实在太钟爱故乡的山水了。
第六部分仙凡巡游曲（4）
有一次，他和早年好友、林业科学家乐天宇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
乐天宇的家乡正好在九嶷山，随即念起一首诗给毛泽东听： “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嶷山。消磨精力知余己，踏遍人间五岳还。”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是拿清朝何绍基的诗来笑我呢，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去九嶷山看看。
故交旧友们知道了诗人的心事。
1961年夏天，乐天宇、周世钊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庐山休养时，一起闲谈，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乡好友。三人商定，分别送毛泽东一枝九嶷山的斑竹，一根斑竹毛笔，还有两首咏九嶷山的诗。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一幅有蔡伯喈《九嶷山铭》复制品的条幅。
毛泽东又见斑竹。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舜帝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连忙追寻到九嶷山。两位帝子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落在沅江一带的竹林上，竹子便挂上了她们斑斑点点的泪痕。
从此，这里便有了斑竹。人们也把它称为湘妃竹。因为娥皇和女英是投湘水而死的，她们成了湘水的灵魂。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
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屈原想象着：“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
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梦乡曲”和天上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无缘游九嶷山，毛泽东在梦中神游了一番。
在诗人的想象中，娥皇、女英两个“帝子”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她们的形象，远不是屈原、李白想象中的愁苦不堪。“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
从远古走来，从天上走来的虚无缥缈的仙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诗人借助她们的眼光，看到了人间发生的奇迹和感人的壮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当然，这一切，都是诗人在梦中的想象。
越是“非常之人”，就越有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妙情结。
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结，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观。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至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着自己的悄悄话，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这是一种深远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种让人陶醉、给人激励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幻想图景。
而幻想就应该是美丽的。
也只有美丽的幻想，才值得去幻想。
第七部分新人赋（1）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们说的这句话，对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拥有过感同身受的共鸣，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
这是毛泽东浓浓的情感底色—
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他偏爱小人物。
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他偏爱青年人。
毛泽东钟情于未来，所以钟情于青年。
对于青年的人生，他特别偏好和推崇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豪气、朝气……
这些词汇，诠释着他对青年人生命活力的深情赞美，也诠释着他对青年人进取精神的热切期待。
在未来社会的构想和建设中，一心要探索一条新路的毛泽东，常常呼吁要破除迷信，反对墨守成规，希望人们不要信守教条，不要惧怕权威。
青年人，似乎特别应该而且最有可能按他的这个期望去做。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29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
这当中，有29岁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
有14岁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白袍小将罗成。
有率劣势之兵抗击曹操几十万人马，在赤壁之战中大获全胜的周瑜和诸葛亮。
还有30出头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
更有在16岁就发明棉纺细纱先进工作法的挡车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
青年人中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些“英俊天才”？
毛泽东说：“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1965年1月，毛泽东读到乒乓球世界冠军徐寅生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的讲话稿，立刻批示“再加印发，广为宣传”，并要求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们都仔细阅读。
他说：“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吗？”“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是要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和创造精神。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期望着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散发出大胆进取、昂扬奋斗的人格气象。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诗笔渐渐奔涌出一种迎接挑战的严峻气氛。
这大致是从1961年夏天在庐山上写《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开始的。
庐山，壮丽奇绝的峰峦，奇伟幽险的瀑布，变化多端的云海，数不清的名胜古迹，给了诗人太多的素材和灵感。
身在庐山，人们总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总有一股开阔的诗情，总有一种置身世外的飘洒和俯瞰河山的豪气。
在诸多吟咏庐山的古代诗词中，毛泽东似乎特别偏好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9年夏天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把这几句诗写下来寄给儿媳刘思齐。因为儿子毛岸英已经牺牲在朝鲜战场，便特意交代说：“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夏天上庐山开会，毛泽东又把这几句诗抄写下来，赠给庐山当地的同志，并在诗末注明：“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
正是在1961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江青拍摄的一张题为《庐山雄姿》的照片。
照片是暮色时分拍摄的。摄影者立足于相传为唐朝八仙之一吕洞宾居住过的仙人洞角度，近景是雄居高空的松枝，远景是昏暗辽阔的天空和茫茫的云海，中景是御碑亭和树木葱郁的险峰。
或许是有感于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的题照诗写得有些沉重，但基调仍是明朗的进取和对胜景的赞美。
第七部分新人赋（2）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有人说，诗中赞美了遒劲的松树品格。它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它仍然是那样的泰然自若。
有人说，诗中赞美的是飞渡的乱云。它在暮色压迫之中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而又从容自如。
诗无达诂。不管哪种解释，都昂扬着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
这恰恰是当今社会的新人们应该拥有的人格气象。
1961年，毛泽东还写有另一首题照诗，更为鲜明通脱地豪举出新一代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
与前一首题照诗不同的是，诗人吟咏的对象是一位英姿勃勃的女民兵。
当时，国际形势比较紧张，中央号召大办民兵师。毛泽东的机要员小李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在一次休息时拍了一张扛枪的照片。
1961年2月，小李送一沓文件到菊香书屋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突然问她是不是参加了民兵，她说参加了。为了让毛泽东相信她还参加了训练，便拿出这张照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端详一阵，说了句“好英雄的模样”，便在办公桌上拿起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提笔挥写—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即兴写完这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后，毛泽东又对小李说：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在战争年代，是“万里赴戎机”，是“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和平年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总之，是时刻准备着，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去拼搏，去奋斗。
一张小照，为什么能激起诗人的奇情异趣？
因为毛泽东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们，有平等的心情，有同等的抱负和志向—他青年时代，不也曾高喊过立奇志、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吗？
这首七绝，因为简单明了，琅琅上口，在20世纪60年代曾谱成歌曲，唱遍神州，妇孺皆知。
与此同时，另一个妇孺皆知的传统故事，当时也唱遍了神州。
这就是叙述穆桂英挂帅故事的《破洪州》。
为了推荐这出戏，毛泽东在1959年专门给周恩来写了这样一封信：“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
穆桂英和女民兵，历史和现实，在诗人毛泽东的视野里，就这样奇妙地交融在了一起。
如果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在《为女民兵题照》中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在毛泽东的杂言诗《八连颂》里，似乎已经抛开诗的含蓄，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了。
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的播映，同样传遍了神州。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意思是共产党抵挡不了糖衣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