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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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被安排在左厢房住了下来。闲时便坐在一棵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
寺院的右厢房住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原本同博古的关系很密切。可渐渐地，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同博古他们发生分歧，便被排除在了决策层之外，眼下也是多半赋闲。
危险的时局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话题。在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更多的中央决策内情，张闻天则更多地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并且表示赞同。
一批批伤员从前线抬回来。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与此同时，一个关系毛泽东命运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央最高决策层，在决定撤出中央苏区的时候，开始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后来不知怎么，想到毛泽东毕竟还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主席，在红军中又有威望，还是带他一道走吧。
这一念之变，决定了毛泽东的命运。且不说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中，瞿秋白、何叔衡牺牲了，活下来的著名人物也就只项英、陈毅、谭震林。把毛泽东留在苏区，即使生存下来，也至多是偏居江南的领导人。
这一念之变，也多少促进了中央红军的命运转变。没有毛泽东的长征，是否有遵义会议的及时转折，是否有四渡赤水的用兵奇迹？是否有同红四方面军的合而又分，分而又合？
历史确实不能假设，但又不能不让人惊心动魄地深思。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了被深红似血的夕阳涂抹的于都河。
他告别了一个存在三年的红色国家，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
当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只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
伴着战马的嘶鸣，萧瑟的秋风送来身后依依不舍的苏区人民的歌声—
“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
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
那一路，即使没有亲历的人，也可以想象是多么地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近10万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了。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
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
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航船，驶进了最为狭窄的航道。
它等待着人们去跨越。
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翻开了最为沉重的一页。
它等待着人们去重新书写。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
中央决策层的根基摇晃起来。
担架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开始讨论并提出：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只在担架上讨论。最终的政治舞台在中央会议上。
面对接连失败的巨大压力，面对红军官兵的强烈呼吁，中央允许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重返中央决策层的会议。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来到了贵州遵义城。据说那天他是骑着一匹大白马进城的。
第三部分悲壮的一跃（3）
随后举行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复出的毛泽东，开始真正地抓起大事，写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
这一笔，写在流经云、贵、川三省汇入长江的赤水河畔。
刚刚开过遵义会议的3万红军渡赤水北上，被蒋介石调集的大军阻挡。毛泽东避实就虚，先南下后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后，为调开挡路的滇军孙渡，红军又三渡赤水，做出北渡长江态势。蒋介石急忙调主力追击，红军却虚晃一枪，从川南折回贵州，四渡赤水，军锋直逼蒋介石坐镇的贵阳，使他不得不急调滇军前来救驾。
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曾说自己打仗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泽东认为这句话“是聪明的指挥员出的产品”。
他的体会是：这个“妙”，就是灵活性，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
用兵的神奇之处，大概只有运筹帷幄的人能够体会。
四渡赤水，红军官兵不知跑了多少路，以至在前线领兵的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这位毛泽东的爱将，也受不住了，向中央发电埋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指挥。
毛泽东后来只说了一句：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用兵的神奇之处，大概只有靠获得的神奇之功来证明。
四渡赤水后，北上的道路就此打通，几十万敌军被甩在了川南。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长征以来遭受围追堵截的局面。
如果说毛泽东是一架人力发电机，眼前的事实不能不让人体会到，当他处于中心转动的时候，其能量同他处于外围嗡嗡作响的时候，是多么地不同。
正是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途中，毛泽东同时还写下他诗词创作中“颇为得意”的一首作品。
这就是《忆秦娥·娄山关》。
娄山关，坐落在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上面。
这里山高岭大，如今公路上却是车来车往，很少有人旁骛。离此不远有一个大溶洞，是游客们揽胜的好去处。零星的游客如果顺便光顾一眼娄山关，也大都扫兴而去。只有镌刻着“娄山关”几个大字的石碑，不避寒暑沉默地竖在这里，凝视着偶尔专程来此凭吊的后人。
历史真的被冷落了吗？
是近七十年的风霜湮没了毛泽东曾经在这里留下的诗韵风情，还是沧桑巨变消逝了红军官兵们当年在这里冒着炮火硝烟奋勇冲杀的身影？
当年，袭取娄山关一战，维系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命脉。
红军是拂晓时分开始向这座防守遵义的天险要冲进发的。战斗打响后，经过反复的冲锋，来往的肉搏，一直到傍晚，才把敌人完全击溃，占领了娄山关关口。
在毛泽东登上这道雄关的途中，迎面碰上抬下来的一个被打断一条腿的伤员。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钟赤兵，是红三军团的一个团长。很多年后，毛泽东还谈起这个细节。
登上山顶，太阳还没有落山。战场也还没有打扫干净，残留的硝烟似乎还轻抚着山坡上的血迹。
毛泽东走近在野草丛中竖着的这块石刻前，专门把上面的“娄山关”三个字指给身边的人看。
跨上娄山关的毛泽东，心情依然沉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在沉寂三年重掌兵权后写的第一首作品。
写战前的凝重、战后的悲壮，在古来战争诗中都是少见的杰作。
第三部分悲壮的一跃（4）
为这首词，毛泽东后来专门作注说，此词的写作大背景是：“万里长征，千回百转，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难怪，这首词给人的感受是如此的苍凉和凝重。
因为战争本来就是在特别紧张和压抑的心理情绪中开始的。
没有光昌流丽的色彩。若明若暗的晨月，仿佛已被浓霜给封冻起来，在罕见的凝重气氛中，给人一种引而不发的情绪积累。灰蒙蒙的长空中偶尔传来一声雁叫，似乎带来一种殊死搏斗前的威慑和震撼。
没有嘹亮宏大的声音。“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马不是在狂奔，而是走着又急又细的步子。军号也不敢吹得太响，只能压得像哽咽的喉咙发出的哑声，仿佛是某种巨大的即将炸裂的东西被使劲地捂住了。
依然是殊死搏斗前的压抑和沉闷。
长风掠去烽烟。
夕阳立马高山。
战斗结束了。晚霞抹红了无尽的天空、绵延的群山，也斜照在诗人的身上，他身上的灰色军装透出淡淡的桔黄。
《忆秦娥·娄山关》下阕的描绘，视野放得开阔起来，但依然是在雄浑中透出沉郁和悲壮。
这里没有战斗胜利后的喜悦，全词甚至没有一字写胜利本身。
重领兵权的毛泽东，感觉到的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这是只有悲壮战后的统帅才有的特殊感觉。这也是对未来征程的一种并不轻松的感觉—
前进途中还不知要越过多少雄关漫道，迎接多少悲壮的挑战。
所以，毛泽东说他写这首词时，心情是“沉郁”的，尽管娄山关一战是在他的指挥下，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
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单纯诗人的地方。
只有那些纯粹的诗人，才会把领兵打仗看得易如反掌。
比如，“诗仙”李白，你看他说起历史上的战争，是何等轻快：“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安史之乱时，突然奉诏，甚至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为君笑谈尽胡沙”。
战争的胜败，仿佛真的是袖里乾坤一般。
伫立娄山关的毛泽东却深深地体会到，对自己的复出和这场战斗的胜利，还不是庆贺的时候。
尽管从“会昌城外高峰”到娄山峰上的漫道雄关，毛泽东的人生难关和中国红军的命运险关，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这是一段多么悲壮的行程呵。
历史更需要“从头越”。往前看，依然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里没有一览众山小的灵透豪迈，只是茫茫的山海和血红般的落日。
山海茫茫，茫茫谓之浩阔。浩阔征程且看路遥知马力。
落照殷殷，殷殷谓之悲壮。悲壮革命应是疾风知劲草。
面对未来，诗人的感受，竟如此深邃而又遥远。
面对未来，诗人的联想，竟如此沉着而又回环。
第三部分青山作证（1）
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在同斯大林会谈时，他说起中国红军艰苦奋战的情形，使用了一句中国成语： “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翻译不解其意。毛泽东补充说： “就是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来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似乎是听懂了，他小声对翻译费德林说：“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征中的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熟读《圣经》的西方传记作家说，他很像《圣经》记载的那位 “摩西”。
摩西，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先知。他奉上帝之命去埃及带领希伯莱人脱离奴隶之境，法老却给他设置了数不尽的障碍。他带领人们一路与敌人作战，在漫漫旷野上跋涉，走向上帝耶和华给他们指定的地方—迦南。于是，在后人的想象中，摩西成为带领人们脱离苦海，走向幸福和光明的人。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很有些像一部划时代的“神话故事”。
在这一点上，东方中国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确有些像摩西。他们率领红军走向中国的“迦南”—延安途中，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一点也不比摩西少。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摩西”，没有上帝的庇护，他们所依靠的，仅仅是自己的信念和意志，还有让整个世界惊叹的生命力。
更不同的是，中国的“摩西”还在长征途中写诗。
长征中的毛泽东，最真实的形象是什么？
如果还是借用西方人的观察，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风度细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
这位战略家手中的地图，画满符号的地名，似乎总是山。
在中外历史上，带领一个政党、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生死攸关地在崇山峻岭穿行的诗人和战略家，是异常罕见的。
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以来，一路上，总是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雄，一山更比一山险。
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红军官兵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