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8-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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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平和谈自始至终直接参与的惟一健在者，有必要把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如实写下来，为百年历史留一见证。
由于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兵败如山倒，被迫“引退”，回到溪口，由亲临前线退到幕后操纵，国共和谈空气一时甚嚣尘上。尤其毛泽东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后，李宗仁和国民党军方渴望暂时停战，缓一口气，对和谈更表示得迫不及待。在这种背景下，已由南京返兰州的张治中经不起李宗仁函电纷驰不断催迫，不得不于1949年2月间飞到南京。
和谈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从何着手，目的何在，如何进行，对对方的估计等，都得从长计议。张治中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反复研究，认为当前主要是劝蒋出国，蒋在溪口幕后操纵是和谈的最大障碍。张治中很天真，认为劝蒋出国有把握，而忘了桂系的阴谋诡计，于3月3日约吴忠信同机去溪口。屈武和我则早两天由南京密赴上海，转船由宁波到溪口。
张治中到溪口的第一天，就挨了蒋介石的当头一棒，蒋厉色对张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我们在溪口住了八天，张治中、吴忠信同蒋介石也谈了八天，每天晚上张把和蒋的谈话详细告诉我，我作了记录，并且把要点缮清请张亲自核定。毛泽东提出的八条，张都逐一请示蒋介石，蒋亦一一答复。除了外间已知者外，这里且记述一些轶闻。
关于划江而治问题，外间有许多传说。事实上渴望划江而治的是李宗仁，是国民党党政军人员，是以CC派为代表，但是连蒋介石自己都不相信。张治中对蒋说：“南京方面意见，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则联合管理。”蒋答复：“不必由我们提出，共产党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连蒋介石都认为划江而治不可能、不容易，至于对国民党了解最多最深的张治中、邵力子更从来不抱这个希望，不提这个主张。
关于外交问题。张治中对蒋指出，“过去一面倒亲美反苏是一大失误，今后务必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获致邦交之平衡。实行美苏并重，不亲美亦不亲苏，不反美亦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中国在远东处于极有利的重要地位，应善为运用，首先派人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团结安定。”蒋对此频频点首，但说：中日问题不宜忽视，中日两国如能亲密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及世界和平都有利，我们将来可望不受白种人的欺负压迫。
关于国家体制问题，张治中向蒋提议：“从今以后，应该放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赛的努力；绝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只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蒋对此频频点首。
此外，对整军问题、联合政府问题、谈判代表问题、内阁改组问题等蒋都一一表示了意见，张治中认为达到了摸底的目的，欣然飞返南京。
回到南京的第一件事，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召开了四次会议，讨论和谈问题。参加会议的是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黄少谷（黄绍〖FJF〗NBD2E〖FJJ〗、刘斐未到），张治中在会上传达了他在溪口与蒋谈话的记录。由于蒋对和谈八项条件有了指示，所以会上没有什么争议，有人提出问题时，张亦能加以解答。会议结果决定：和谈不另订方案，仅作原则性规定九条，就是外间所传的九条“腹案”，包括：（1）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2）同意重订新宪法；（3）法统问题与宪法同时解决；（4）军队整编原则应照1946年双方同意的方案处理；（5）同意没收官僚资本，但须另订条例；（6）同意改革土地制度；（7）同意重新审议过去对外条约，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废除；（8）同意召开政协会议，产生联合政府；（9）谈判开始，即行停战。
张治中认为既摸了蒋介石的底，又有了和谈腹案，代表人选已定，是可以开始谈判了。但为了慎重起见，3月29日又再赴溪口，我工整地抄了一份和谈“腹案”给张，备他面呈蒋介石。蒋看后没意见，只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但归途中，蒋经国却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蒋、张临别时，蒋介石从山上亲送张到山下，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是乡。”一回到南京，张就命我写一新闻稿，强调蒋上述两句话，他认为这对气焰嚣张、反对和谈的CC分子具有镇压的作用。
第三部分六、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2）
3月31日晚，何应钦在他的官邸设宴为代表送行，除了六位代表外（卢郁文秘书长已率领工作人员先行飞北平），我亦叨陪末座。何态度谦逊，平易近人，轻言细语，有如教授上课，毫无军人跋扈骄横之气，得人好感。从宴席的气氛看，大家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是战败求和，中共大军压境，隔江虎视眈眈，大战一触即发。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颓势毕露，瓦解之势，有目共睹。何对张治中频频举杯劝酒说：“你到杭州拿着总裁的信劝我就任行政院长职务时，我说过，你必须负起和谈责任我才能到任，今天你要出发了，祝你马到成功，不负众望。”张疲倦的脸上勉强露出笑意说：“局面太严重了，我们很少回旋的余地，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家都知道，我对国共和谈、国共合作，从来存着一种‘痴心梦想’，形势如此，我怎能袖手旁观，置身度外。前途如何，是很难逆料的！”张的调门如此之低，大家默然无语，只有频频举杯相劝而已。
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名义由南京飞抵北平，有如下值得注意的事件：
其一是张治中飞抵北平，周恩来没到机场迎接，到场者仅为齐燕铭、刘亚楼、薛子正。而且周第一次会见张治中时厉声责问：“你为什么到北平前先到溪口？你是有意抬高蒋介石的地位，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治中对此虽多次反复解释，终未能平息周的愤怒，这对和谈成为一种障碍。
其二是张治中在正式和谈开始前，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苦口婆心地劝蒋出国，让李宗仁放手谈和。其天真率直，世所少有。他不知李宗仁和整个桂系的如意算盘，正是首先排除蒋的存在，取蒋而代之，其次与美英拉拢，希望取得美国的支助。有人提醒李宗仁：蒋介石在溪口正在把你当猴耍！李笑说：他耍我，我也正在耍他。李宗仁、白崇禧密交给刘斐的任务主要在此。具体行动由甘介侯等执行。甘找过傅泾波，走司徒雷登的门路，但遭到拒绝，要求美国以美式装备武装桂系军队，亦未成功。李、白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张治中给蒋的信，当然也如石沉大海，这也说明张对蒋缺乏深入理解。
其三是和谈进行中，4月8日，毛泽东约请张治中到香山双清别墅谈话，连吃饭带谈话达三小时，周恩来在场。张除谈及有关和谈问题外，还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一贯主张，其要点是：（1）国民党亲美派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我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就是国共合作，美苏协调，以国共合作促进美苏协调，以美苏协调促进国共合作，促进远东与世界和平；（2）中国太大了，在未来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不够，还得从美、英等国取得援助，光靠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3）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像满清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4）我们既然主张和平，要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能对人家采取敌对和刺激的态度，最近我们对待沈阳、上海美国领事的态度是否必要，值得考虑。毛泽东针对张的意见，不久在报上发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批判的七种所谓谬论中，有四种是针对张治中的。建国后，我为张代笔写回忆录时，张把那次谈话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我用速记记下，后来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团结报》1995年2月15日1685期加以转载，这是饶有史料价值的文字。
其四是张治中由南京出发前，曾率全体代表往见李宗仁辞行请示，李坦诚表示：“只要是你们同意的谈判结果，我就签字。”到达北平开始谈判没几天，李还致电毛泽东：“自宗仁执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秉己饥己溺之怀，纵有汤镬之刑，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说得好听，可是当我们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到南京，李却逃之夭夭，飞返桂林。
其五是当和谈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末尾，张治中知道大势已去，大局已成，他有一番极其沉痛的说话，体现了他的思想、胸襟、性格与风度。
他说：“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个结束了。孙总理去世已二十四年，我们没有把中国建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有不知从何说起的羞愧和耻辱！”
“我们今天是自我反省，国民党二十多年太狭隘了，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今天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革命大义，天下为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放宽些，重新合作。”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误会、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远大得很，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其六是由于张治中在会上最后说到：“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便宜不出外，不但对弟弟的能干表示敬重高兴，还应格外帮助他，不但站在兄弟立场是如此，即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如此。”听到此，周恩来忽然起立说：“兄弟的比喻，如果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我们都为和平而努力，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对清廷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表示其严肃性！”
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对革命的严肃性与灵活性，区分得异常清楚，处理得异常有效。他对张治中兄弟比方的批评确实表露其严肃性，但当谈判破裂，张治中坚持要回南京“复命”时，周用尽一切方法挽留，又充分体现其革命的灵活性，这是一个显例。
第四部分七、北平和谈：在政治漩涡中
和谈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在国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各方面都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士气丧尽，人心失尽，力量耗尽，内部分崩离析。在国外，蒋的惟一靠山——美国，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为蒋介石输血打气，已感无济于事；再加上马歇尔八上庐山，大失所望，离华时恼羞成怒，见于词色；同时，在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中，蒋竟把赌注押在杜威身上，让孔祥熙父子助杜威竞选，使杜鲁门老大不高兴。美国决定全面从中国撤退，抛弃蒋介石。其他列强，战后筋疲力尽，自顾不暇，力不从心，不敢插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能不再次乞灵于历来惯用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
蒋介石曾先后在1947年2月、1948年6、8月三次电召张治中面谈。第一次提出四到延安的建议，张治中表示不愿意去，说：“去了亦无用。”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