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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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在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冯玉祥复孔祥熙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1931年9月23日，《马电诠释》。＇ 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郁抑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样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此时，中共在冀、察沿平绥铁路线的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特别是西北军中，党的工作也有相当基础。中共党员张克侠、韩麟符、席传忠、赵彦卿等，长期在原西北军工作，对推动这些部队抗日，作了艰苦的努力。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冯玉祥致邹鲁等要求共同抵抗暴日电，1933年1月7日。＇
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冯玉祥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3年1月25日。＇
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页。＇
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115页。＇
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1日。＇
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驶，亦不敢辞。”＇冯玉祥复孙科电，1933年3月25日。＇
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9日。＇
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页。＇
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样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
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18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2、第5、第16、第18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4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7日，冯玉祥分别函复各地，并于9日在《大公报》上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二）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动，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条件业已成熟。在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不守的形势下，冯玉祥于1933年5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6日。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致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于当天向全国发表了就职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漱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争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选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样，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所属两个军4个师，吉鸿昌的第2军4个师，佟麟阁的第1军4个师，阮玄武的第5军两个师，张凌云的第6军两个师，李忠义的第16军3个师，黄守中的第18军5个师，邓文的第5路军4个师，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两个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3个师，蒙古军3个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10万人。＇赵谨三：《察哈尔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7～101页。＇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
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好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6页。＇
6月20日，东南5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3页。＇
为支援同盟军，朱庆澜从上海汇款4万元，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方振武发表通电，痛责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他们的这些豪言壮语表达了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参见附图11）
（一）加紧准备出师抗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