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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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4天（即2月2日），第19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足见侨胞报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万元，后因漱沪停战协定签订，乃将捐款半数汇往上海赈济战区难民，半数则汇往东北接济抗日义勇军。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19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日蓄一仙，汇寄上海慰劳第19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并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回国服务，虽死不辞。”＇沈立新：《海外华侨与淞沪抗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12万元。2月16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19路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25万元。到20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100万元捐助第19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在2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10万元和15万元。李清泉还倡议：“各商家永久抽捐，店员按月抽薪十分之一”＇《申报》1932年2月26日。＇支援祖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250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19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一·二八”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翌日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10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1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19路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月下旬又汇去1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1万元与大量药品。后来蔡廷锴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南洋情报》第1卷第6期。＇
据第19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1068万元中，即有3/4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19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19路军。第19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15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至深夜，极为忙碌。”仅2月7日，就有约200名留学生搭乘由横滨出航的法国轮船回国。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开设救伤训练班，培育救护人员回国服务，受训者达200余人；另有西医数人，亦自愿回国服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50名中国留学生，于2月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准其离校回国从戎”。＇《申报》1932年2月6日。＇
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就迅速开赴上海，编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任总队长。2月1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国难发生，迄今四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今者日人进逼沪读，京沪道上，满布杀机，神京震动，国已不国，捐躯报国，正此其时。越等九死余生，何所眷恋，终朝饮位，但痛祖国之沦亡耳。爱誓续前盟，共赴国难。勒马悬崖，挽狂澜于既倒；挥戈盘箭，挑落日于黄昏。小不丧军人之人格，大不失中华之尺土，有死而已，他无所愿。惟奋臂当车，实深望海内外侨胞之助。”＇《申报》1932年2月2日。＇
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共同作战，在后方不断的挖掘战壕，所受的苦痛亦最多……”＇《华声报》1985年9月15日。＇
许多华侨志士在淤沪抗战中奋勇杀敌，以身殉国。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黄毓荃，在淞沪抗战的空战中，英勇善战，先后击落日机多架，立下赫赫战功。在2月5日的空战中，不幸遭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黄毓荃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撒在祖国的碧空兰天，其英名永垂青史。
淞沪抗战期间，各地华侨还积极进行“国民外交”活动，赢得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正义之战的同情和各方面的支持。在旧金山，“有多数美飞行家及机关枪枪手，愿来中国服役”。＇《大公报》1932年2月27日。＇
菲律宾总督摩菲氏的大弟，曾以私人身分组织航空队，准备到中自协助作战，登报数日，报名飞行员已达50名，后因上海停战，始作罢论。蔡廷锴还接到美国人士愿为中国服务的函件数百封。
海外侨胞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在淞沪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辞职下野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以退为进，伺机出山。
12月22～29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担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同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孙科上任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广州的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蒋、汪、胡三巨头表面上是“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以及棘手的对日外交，孙科在蒋介石设置的陷井中，难以支撑，乃于1932年1月9日赶赴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1日，汪、蒋相继返回南京。
24日，孙科宣布辞职，蒋、汪以中来政治会议常委，主持国务。
28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是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2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等为军事委员，3月6日，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8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揽军事大权。至此，蒋、汪“合作政府”乃告形成，汪精卫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主持军事，负责全力“剿共”。
蒋、汪执政后，极力反对对日绝交。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绝口不谈如何对抗日本的侵略，却继续攻击孙科政府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及“和平绝交”的政策。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25日在上海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1932年2月1日。＇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