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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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日，英国向日本表示，愿意就中日和平问题进行斡旋。［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1月10日，法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思默在赴任前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他的使命。他说：鉴于欧洲和远东局势，通过对远东特别关心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使目前的中日冲突得以有效而公正解决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其时机似乎就要到来。＇《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7页。＇
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菜热指出：欧美列强对结束中日冲突终于发挥作用的时刻就要到来，特别是英国此刻要正式表态，日本也在探索同样的道路，“我们将在远东与英国采取同样的行动。”＇《顾维钧回忆录》（3），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340页。＇
英美两国也分别向日本表示，如果日本建议修改九国公约，他们愿意参加为此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为了促成中日停战，英国外交官员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游说。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同意缔结和平协定，英国政府愿意承担使中国方面停止一切排日活动的责任。［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47页。＇
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等。西方各国酝酿的“远东国际会议”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在它们谋求缓和与日本关系的行动中，确实存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内容。针对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572页。＇
1939年7月15日，英日在东京开始谈判。
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规定：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有田——克莱琪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又一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严重步骤。
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更加急于对日妥协。1940年4月12日夜，德国即将席卷北欧前夕，英、美、法三国大使一齐会见蒋介石，再次劝告中国“及时对日媾和”。英国大使说：“目前英、法要全力对付德国，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决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如加紧建设，不难恢复到战前状态。”法国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国大使劝告应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现在法国面临着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因此中国要想避免巨大的损失，只能与日本和解。”否则，“将来万一元人支持而继续抗战的话，将不可避免地蒙受更大的打击。”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85～186页。＇
1940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之后，日本在德、意支持下要求英、法封锁滇缅、滇越运输，实行对华禁运。6月19日，法国封闭了滇越铁路；7月15日，英国屈服于日本压力，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因此而封闭。
总之，中国抗战相侍阶段到来前后，由于欧洲危机的加深，英美等国急于实现对日妥协，它们奉行了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慕尼黑绥靖政策在远东的翻版，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面临严重的威胁，迎合了日本急于通过政略和谋略来摆脱困境的侵华战略的需要。
三、苏联的远东政策
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欧洲战争，对苏联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大冲击。苏联放弃了坚持多年的集体安全政策，转而采取了一条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为主的外交路线。这个外交路线对苏联远东政策的影响在于，进一步加强了延缓苏日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基本考虑。
1938年10月以后，苏联继续贯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使之能够长期牵制日本的政策。1938年两次对华贷款1亿美元，1939年后继续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以便中国购买各类军用物资。当然，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有其自身的打算。1940年12月，斯大林对即将赴任驻华武官的崔可夫指示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尽管如此，苏联的对华援助仍然非常可贵，通过支援中国抗战也确实达到了束缚日本发动侵苏战争手脚的目的。
苏联远东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对待日本。
1938年以后。苏联为避免德日的两面夹击，迫切希望远东苏日关系的稳定。1938年4月4日，苏联政府建议日本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这一建议不但未得到响应，日本反而于当年夏和1939年春夏之间，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两次对苏武装挑衅。苏联利用日军主力久困中国战场之机，坚决反击日军。特别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苏军重创了日本关东军，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日本迫于中日战争的困扰，也产生了暂时稳定日苏关系的意向。
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向苏联付清了背着中国买卖中东路的最后一笔欠款，苏联同意将苏日渔业协定延长到1940年12月31日。
194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在题为《关于1939年12月31日苏日协议》一文中表示，苏联政府和舆论界十分重视苏日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方面愿意促进它的实现。3月底，苏联政府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日本毕竟应该理解，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的利益受到侵犯。只有这样理解，日苏关系才可能圆满地发展下去。”［苏］C·A·戈尼昂斯基等：《外交史》第4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译本，1980年版，第203页。＇
在苏联政府的不断努力下，1941年4月13日，苏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维护彼此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另一方处于第三者一国或数国的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严守中立。此外，在签署的共同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1938年以后，苏联在欧洲动荡、自身面临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谋求缓和苏日矛盾的各种努力，对牵制日军的对苏战争冒险，避免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此期间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苏联对日缓和关系的一些举动，尤其是《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的消极作用是明显的。特别是苏日双方互相保证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东北和外蒙古领土主权的行为。对日本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对北方苏联的顾虑，增强了南进的决心。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枢密院答询时声称，在冲击美英，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日］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备忘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150页。＇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二节 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
一、日本侵华方针变化的原因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这些内外因素，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战场的态势
“七·七”事变时，日本企图经过速战速决的战略，重现甲午战争迅速取胜的一幕。这个战略方针着重依赖武力，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用必要的兵力，在有限的作战空间里，摧毁中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意志，一举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日本最忌讳战争旷日持久，因为这将造成日本国力的无限消耗，难以实现其世界战略。然而，15个月的战争结果却是，日本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而其力求避免的不利状况成为现实。
至1938年底，日本已在中国战场上投入了近百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换来的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窘境。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不久，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格局。在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日军面对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另一方面，在相当于日本本土近3倍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战线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各地。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已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日军仅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
尽管日军已由战前的17个师扩大为34个师，并将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但同时应付前后两个战场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日本的战史著作就此指出：“占领地区内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这次企图扰乱我军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军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大的兵力和更多的物资补给，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消耗，即使如此，日军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了。
捉襟见肘的日本兵员、军需动员状况
经过15个月战争，日本痛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抗战意志和能力。战争的实际进程无论在规模、时间、强度等各方面，均超出它初期的预料。日本的战争能力开始暴露出严重破绽。
战争开始后，日本大规模扩军，先是在1937年扩编了7个师，继而于1938年又扩编了10个师，使其师的总数翻了一番。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扩军，使日军的兵员组成出现问题。日本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8月1日，侵华日军成员中的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役兵占20。9％。［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49页。＇
由紧急动员而造成的这种畸形的兵员结构严重降低了日军的战斗力。对此，日军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整理军队。
与兵员动员的窘况相伴随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动员补给同样难以为继。开战之初，日本轻视中国，设想无须大规模的军需动员，仅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