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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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都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　　　　
　　　　　　还有一些数字让许多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们寝食难安。　　　　
　　　　　　中国教育资源稀缺是很严重的。比如教育投入不足，国际上教育投入占财政比例平均是4。9％，发展中国家是4。1％，发达国家是6％，而中国是3。19％，并且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第二是学校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学校非常少，而且很差。小学入学率是99％，毕业能升上初中的只有86％，初中毕业能升上高中的只剩下48％，高中毕业能读大学的，把成人教育、自考、夜大等都算上也只有15。3％。　　　　
　　　　　　穷国办大教育，这就是全部的现实，谈论任何的教育改革总也绕不开的“结”。　　　　
　　　　　　其实，就在这些冰冷、理性的统计学数据后面，先行者们充满热情的探索已经开始破冰而行，带了那么点小心翼翼，那么点冒险的激动不安，类似于当年的民营企业，从家庭私塾开始，从高考补习班开始，怀着些“教育报国”的豪情，走出这一步就走出了一个天！他们的小打小闹渐渐激活了沉寂的市场，催生了崭新的理念，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因而被喝彩也被责难。　　　　
　　　　　　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喝彩。盘点20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这个从规模到实力至今仍行走在边缘的“弱势教育”，一直就没有停止探索的足音。两年前，当我慕名走进万里学院的大门，穿越在校园美丽的旋梯上，不能不惊讶，这所生气勃勃的大学就脱胎于曾经几近颓败的公办专科院校上，民间力量所焕发出的创造力让人们刮目相看；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浙东的一座小城——台州，那里的人们将闯荡市场经济的原创力延伸到教育领域，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进行着“教育股份制”的实验，行走在这个被称之为“教师的香格里拉”的海滨小城，我难以想象，那些全新的制度、模式设计竟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完成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雏形也由此生发……　　　　
　　　　　　当然，也有理由承受外界的责难。虚假的招生广告、不负责任的空头承诺甚至以圈钱为目的的坑蒙拐骗，都在腐蚀着民办学校的声誉。但是人们忘了，“初生之物，其行必丑，其神也旺。”就像80年代初的民企，一度成为公众谴责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市场的成熟、民企的发展业已形成一套自我纠错和规范的机制了。　　　　
　　　　　　还有一种责难，来自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天然排拒、怀疑的眼光，莫名歧视的态度，最通行的做法是以规范为名行打压之实。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在大会上一语中的：一些人的观念和逻辑就是，非公即私，私立就是赚钱，赚钱就是自私，自私就是诈骗，诈骗当然非公益性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则犀利发问：现在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公益性，用公益性名目进行各种干预，最后使得我们整个教育得不到发展。现在一个非常根本性、非常彻底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统管高等教育？！　　　　
　　　　　　管与不管，永远是个伪问题。正如谈论该不该“合理回报”，对于生存和发展中的民办学校来说，也是一个伪问题。2003年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转折意义。如果说这之前人们还在混沌中摸索，欣欣然地期待着，那么9月1日起，终于尘埃落定。　　　　
　　　　　　在《促进法》的推动下，一直在混沌中发展的“名校办民校”有了清晰的政策导向。　　　　
　　　　　　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以“公有民办”或“民办公助”为名目的改制风在这里越刮越猛。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就地翻牌、异地翻牌，蜂拥而上，好不热闹。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就在这个秋天，我又听到新的消息：2003年，全国的民办高校招生遭遇“滑铁卢”。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非典”的影响，“就是因为政策方面综合性的影响使得民办教育跃过了鼎盛的时代，进一步边缘化。”业内人士预测今后的走向，“按照现在的政策，民办教育有两条出路，一个边缘化继续生存，第二比较好的出路就是被‘招安’，学宋江。”　　　　
　　　　　　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独立学院政策在“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欢呼声中出台，却留下了难以根治的后遗症：直接扼杀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公立高校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公平问题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喧哗。没有人想到，当民办学校一直在作着以公平为诉求的不懈努力和斗争时，公平却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投入成本、政策上的不公平，将对民办大学造成强大的杀伤力！”　　　　
　　　　　　“独立学院政策强化的是政府职能，削弱了民间力量。”　　　　
　　　　　　“独立学院一定会拖垮中国的公办高校！”　　　　
　　　　　　呼吁、警示、沉默。大家能够清晰感知的是，一场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年，奔走在大江南北的民办学校间，出乎意料的，我极少感受到欣喜和振奋，却更多地被焦灼、恐慌，甚至迎接风雨的肃杀、悲壮之气所包围着。　　　　
　　　　　　直到现在的这一刻，由“名校办民校”引发的论战还在延续着。所有的争论聚焦在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上：是国有资源的增值，还是扩大？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是公平理想的实现，还是幻灭？　　　　
　　　　　　而我极力想透过这些纷扰、争论去寻求中国教育、民办教育发展的支点，找到阻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那只“无形的手”。　　　　
　　　　　　在采访大大小小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时，我的提问中总不忘类似这样的主题：“您认为制约民办学校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政策，还是政策。无论是资金的困难，还是师资的紧缺，都受制于政策的不公平对待。而在中国，谁都明白，政策就是最大的资源。　　　　
　　　　　　打破教育行政性的垄断。一位民办大学校长这样呼吁。其实，这种呼吁在教育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的表述方式耳熟能详的就有多种版本，诸如“政府权力应该退出公共领域”、“干扰型、革命型政府应该转变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等等。　　　　
　　　　　　垄断是造成僵化、低效、不公平的根本性痼疾。就在坚冰难以破除的格局下，有专家发布了一个研究结果，“民间因素、非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超过了40％。也就是民营化的趋势，已经凸显出来，并且这种影响，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要想阻挡它是不可能的。”（吴华语）　　　　
　　　　　　就在2003年年初，教育部的人力资源报告规划了未来50年中国教育发展的计划，到2020年高校毛入学率要达到40％，因此未来20年到30年仍然是民办教育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央政府的政策很明确了，不可能再给高等教育更多的投资（现在已经占到国家经费的24％），而高等教育又要大发展，因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成为必然选择。　　　　
　　　　　　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然而比照现实，又让人不能不困惑。　　　　
　　　　　　一位民办大学校长很高兴地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辛辛苦苦奋斗了十多年的大学，有幸被列入国家的普通高等学校序列了，看来《促进法》中“公办和民办同等对待”并非虚文。可是不久，他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原来代表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一些富有活力的东西开始被瓦解了，比如自主招生、自设专业、由市场来挑选学生等，现在招生要计划，进门要通过招办，分配要有派遣证，课程和专业要政府批准，评价拿的是公立学校的那套标准体系。看上去是完全平等了，但“实际上是把公立学校不能改革的顽疾强加于民办学校。”　　　　
　　　　　　《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草案的出台，向民办学校传递出一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信息：从国家立法来看，对民办教育的支持似乎越来越大，但是这种支持里面，“宏观肯定，微观否定”的倾向却越来越严重了；公办和民办学校通过立法和政策的不公平性也越来越大，或者说民办教育自身的优势、特点，经过不断的立法和政策，相反在逐渐地削弱或者淡化。　　　　
　　　　　　这就是中国当下民办教育面临的现实，非常矛盾、割裂的现实。矛盾后面，意识的禁锢无处不在，观念革命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个充满颠覆性的判断移用到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现状上，未免有些乐观。但我们的目力似乎已经能看到了最后的结局。　　　　
　　　　　　野草的形象未免“另类”了些，带了点天然的弱势、离经叛道的色彩。但是，它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坚韧中伸展的生命力，确乎是当下中国民办教育的精神代表。鲜活、泼辣、创新，这些珍贵的元素正是中国的教育所稀缺的。　　　　
　　　　　　令人欣慰的是，低迷中还是能听到乐观的且不乏理性的声音。　　　　
　　　　　　“中国民办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它所体现的对公平、效率和自由精神的追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民办教育的发展都是不可逆转的。”（吴华语）　　　　
　　　　　　而更为有力的声音从民办教育群体中传来。　　　　
　　　　　　“我想确实在政策环境上，非常需要给民办学校创造更宽的环境，但是我们对民办学校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我用两百年，三百年的眼光看中国的教育，民办教育一定会成为任何力量都不可抵挡的发展势头！”（黄藤语）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身陷囹圄

　　　　2003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新蔡县栎城乡竞争学校校长申国清被乡政府抓走了，拘留了24小时，缴纳罚款后才被放。这类事件发生在新蔡县民办学校校长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不同的是此次事件与特殊的“非典”时期有着直接联系。　　　　
　　　　　　按照教委规定，“非典”时期学校一律放假，不得召集学生补课。但是不久，乡里的公立学校就组织老师上门给学生补课。申国清也惦记着学生的功课，心想户外树林子里空气好　　　　　　
　　　　，就召集学生到林子里补课。结果补了不到两天，就被人告发了。　　　　
　　　　　　“为什么公立学校能补课，我们民办学校就不行？！”申国清心里很不平，既而懊悔道：“我们这些民校凡事总要万分小心才是，稍不留神就会被抓到把柄！”　　　　
　　　　　　“非典”只是给了竞争学校一个有惊无险的警钟。大多数民办学校却由此产生了“山雨欲来”的预感。　　　　
　　　　　　“听说‘非典’过后教委只允许公办学校复课，借此机会整顿民办学校。”　　　　
　　　　　　“这一整，说不定就要整垮我们！”　　　　
　　　　　　大家隐约感觉这次整顿非同小可，都有些惊魂不定。　　　　
　　　　　　“我们早就悲观失望了！不施加压力我们就办，施加压力就不办呗！”会民小学校长闫乃慧听天由命。　　　　
　　　　　　“不能坐等，我们要斗争！”一些人则激动起来。　　　　
　　　　　　校长们一边心情复杂地等待着劫难的降临，一边心有不甘地盘算着下一步应对的策略。　　　　
　　　　　　赵奎和他头发花白的父亲赵云春坐在一起。听说有记者来，他们刚刚从邻村兴冲冲赶来。满屋子坐着余店乡、十里铺乡等方圆几十里乡镇的民办学校校长，空气里散发着局促、激烈、愤懑的不寻常气息。　　　　
　　　　　　刚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不久，赵奎黑红的脸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是新蔡县民校校长们经历的一起最严重事件：在屡屡遭受乱罚款、乱收费的惩戒后，2003年春节前夕，140多所民办学校先后接到行政处罚通知书，10多名民办学校的投资人因缴不出高额罚款被行政拘留，而此事就发生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的第三天！赵庄学校校长赵奎则在拘留所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拘留时间长达55天！　　　　
　　　　　　2002年11月的一天，新蔡县余店乡地税所通知赵奎去开会，接着下达了通知，要求各民办学校缴税。　　　　
　　　　　　赵奎认为缺乏法律依据，置之不理。　　　　
　　　　　　11月15日，地税所第三次登门时，给赵庄学校下达了一份《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内容是“要求学校在11月20日前缴纳2001—2002年应纳税款3。125万元”。之后，地税所三番五次来校催款。